摘要：东汉太学生运动所具有的特点，与东汉太学教育有着深刻地联系。教育规模地扩大、生员出身的多样化，使学生运动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影响广泛。“学仕结合”的教育原则决定了太学生高度的政治热情。太学的学风，形成了学生运动独特的斗争方式。
洛阳太学自东汉至北朝，历经数百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葩。太学内部有严格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良好的学风，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它虽然根植在封建专制的土壤中，但其孕育的优秀精神如师范精神、高度的政治使命感等精神[1]，对当时的社会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年太学生运动就是太学生高度政治使命感精神的体现。东汉末年，主荒政谬，外戚、宦官交替专政，他们及其党羽公行贿赂，贪赃枉法，搜刮钱财，政治非常黑暗。饱读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集团，勇敢地承担起匡正时弊，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使命。他们不畏强权，视死如归，以各种方式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在京师洛阳就读的太学生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其中。他们或上书请愿声援朝中官僚反宦官的斗争，或利用清议针砭时弊，斗争规模宏大，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东汉末年太学生运动与朝中官僚的斗争相结合，激荡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有力地冲击了黑暗的专制统治，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历史篇章。深入考察这场学生运动，就会发现，它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与东汉太学教育有着深刻地联系。学术界虽然早已有人关注东汉太学生运动，但多是一般叙述性的描述，或是从太学政治特点出发分析太学生运动的原因，很少有人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分析。本文试从东汉太学教育的规模、教育的原则及学风等方面考察其与东汉太学生运动特点的内在联系，力图揭示东汉学生运动鲜明特性的原因。
一、教育规模的扩大、生员出身的多样化，使太学生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教事业。董仲舒从政治理论的高度指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2]《董仲舒传》太学是为统治者培养人才，推行教化的重要场所。所以，它的建设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公元前124年，西汉为已设的五经博士配置五十弟子员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另外还有若干“受业如弟子者”。此后，随着儒学日益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太学的规模、人数与日俱增：“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2]《儒林传》太学人数从开始时的五十到一百、二百、一千、三千，规模有增无减。东汉则更是兴盛。光武帝刘秀爱好儒学，统一战争尚未全面结束，已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还亲临太学奖励。明帝、章帝及和帝重视太学教育。虽然安帝时期太学出现了暂时的衰败，但顺帝时，接受了翟酺要求修缮太学的上书，“乃更修横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3]《儒林传》质帝本初元年后“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3]《儒林传》也就是说太学生人数已增加到三万多人。
太学中良好充备的学习条件、博士名儒的专门讲授以及富于前途的各地诸生的切磋讨论，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士人。同时，太学与政权本身、政治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会通过“学选”等方式，较为便利地把太学生输送到国家官僚队伍中去。东汉时，官吏中太学生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因此太学强烈地吸引着来自更广泛阶层士人地加入。太学建立之初，主要生员来源于社会平民阶层，太学生大多出身贫寒。像儿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2]《儿宽传》；匡衡“家贫，庸作以供资用”。[2]《匡衡传》西汉平帝时，王莽专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2]《儒林传》官僚子弟开始进入太学读书。东汉前期也规定一定等级的官僚子弟享有进入太学学习的特权。质帝本初元年，“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3]《孝顺冲质帝纪》高层官僚子弟大量涌入太学。
来源于社会各界层，拥有三万多人的太学在当时已是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群体。这一数字即使在东汉人口数最多的桓帝永寿三年（共56，486，856口[4]）也是可观的比例，更何况这个作为国家的官僚后备军的群体学习的是儒家经典，能博通古今，并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因此他们集体的言行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十分重大。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七月，宦官赵忠葬父僭越礼制，用玉匣、偶人、玙璠等随葬。冀州刺史朱穆命郡吏发墓剖棺。赵忠谗言诬陷，于是穆被下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率数千太学生到皇宫前请愿，为穆申辩，声称：“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3]《朱穆传》桓帝不得已，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162年）黄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敲诈勒索不成，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输作左校。于是太学生张风等三百余人到皇宫前上书请愿，黄甫规得以赦免。清议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载：“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朝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藏否为谈。”清议（特别是富有号召力的名士的言论）对人物的品评能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如名震京师的郭太的评论：“其所善，则风腾雨骤，改价易姿；其所恶，则摧顿陆沈，士人不齿。”[7]P474《正郭》当时的士人更是将李膺的认可称为登龙门“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3]《党锢列传》官僚贵族们也畏惧清议而与名士们交结“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3]《党锢列传》清议甚至还左右着朝廷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选士，一旦得到舆论嘉评，便立即身价倍增，平步青云。《后汉书·符融传》载“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
二、“学仕结合”的教育原则，决定了太学生高度的政治热情。
汉代的教育制度是统治者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创立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确地指出了兴办太学的目的。他认为：实现儒家仁德政治的根本是实行教化，因为教化如堤防一样能起到约束人的作用：“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实行教化的途径是：“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2]《董仲舒传》即在中央到地方都建立学校，就可以：“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董仲舒传》。太学是传播文化知识和道德礼仪的场所，是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基地。同时，董仲舒还指出，太学还担负着为统治者培养人才的任务，因为贯彻仁德政治的关键在于执政者的素质。求贤、任贤、养贤应该是统治者的职责“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2]《董仲舒传》从太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通过担任封建官僚，从而担当起教化人民的重任，并将统治者的意旨贯彻到普天之下。太学兴建的目的决定了它教育原则是“学仕结合”。
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太学的培养目标首在政治管理者。自从叔孙通建议“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2]《儒林传》开辟了太学生入仕的门径后，政府不断地扩大这一门径。平帝时开三科，“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儒林传》使得饱学之士源源不断进入统治机构中。东汉初太学的考试设甲乙两科，到了中后期，学生能通晓多种经典，不再墨守一家之说，于是质帝时，规定不再分科，岁试只取高第“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3]《质帝纪》桓帝时，由于太学人数激增，旧的考试办法已不能适应当时的需求，因此废止了取官的名额限制，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并更定课试办法，两年一试。学生通过考试取得一定的科品，获得相应的官职后，仍可以参加下届考试以获得更高的等级和官品。《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一》记载：“永寿二年，诏复课试诸生，补郎舍人。其后复制，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天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
东汉的统治者还注重太学对大众的教化功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矩步者，委它乎其中”。[3]《儒林传》“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3]《儒林传》皇帝经常性的在太学举行乡射典礼仪式，在当时洛阳引起了轰动效应，“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3]《儒林传》学校教育目的、学校本身极强的政治性，使得太学生对政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然而，东汉中后期，皇权为了维护权力的平衡，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特别是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单超等五侯诛灭梁冀后，“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3]《桓帝纪》宦官及其党羽们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岗位：“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兄弟姻亲皆宰州临郡”，“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3]《宦者列传》他们对有限官僚资源地抢占，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太学生或通过考试入仕，或将来卒业后被察举、征辟入仕的道路。这些把持政权的宦官们，他们在生活奢侈腐化“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绨绣”；[3]《宦者列传》在政治上任用小人，结党营私，陷害忠良，政治黑暗，“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3]《宦者列传》这样的现实政治对于那些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太学生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以修身励志，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为行为准则，以实现仁政为政治理想。对自身出路和对社会政治的忧患，使得他们再也无法静心书斋“读经”而是转向积极地“问政”。
三、东汉太学的学风，形成了学生运动独特的斗争方式。
首先，汉代经学传授中严格的师法家法，形成了尊师重教的学风，从而出现经师有难，学生救助的现象。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在；“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儒学大师对经典各有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不同的“师法”。他们的学生在师法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本学派的经学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家法”。家法师法虽有不同，但都以先师传下来的经文和经说作为尊奉的楷模。因此无论官学私学都强调师长的权威和学生的服从，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经师和学生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学术上，学生必须恪守师法家法；在政治上，依靠师长，以图仕近；在日常生活中，学生除了对师长恭敬有礼外，还负有各种义务。如师长去世，弟子门生无论身处何方、居何职，均有奔丧服丧的义务。郭林宗死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3]《郭太传》太尉黄琼的葬礼上，“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3]《申屠蟠传》《后汉书·独行传》载：“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也。年十五，诣太学，师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还京师卒业”。师长蒙难，学生会全力相救。杨政之师范升因事入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到旁，候车驾”，受惊的兵士“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3]《儒林传》最终为师解难。经师欧阳歙因贪污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3]《儒林传》特别到了东汉中后期，学术日益超越了门户之见，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对政治的忧患使各门派经师和学生们在反对宦官的共同目标下更广泛地联系起来。他们相互交游，共同讨论政治，批评时弊。宦官弟子牢修的诬告正说明了这一现象：“（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3]《党锢列传》因此，面对朱穆、黄甫规这些忧国忧民、反对宦官的经师的落难，刘陶、张风振臂一呼，太学生云集响应，不惜冒死上书救助。
其次，交游之风与问辩学风相结合，是清议之风得以在太学盛行的必要条件。
交游的学风是东汉士人们在游学的过程中到处结交的行为和风气。游走他乡求师问学的游学之风至西汉就开始了，而士人之间交往蔚成气候则形成在东汉后期。东汉后期，察举选官过程中日益注重人际关系[5]P429—431：权富子弟通过“请托”之门得以任官，“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阗门，礼贽辐凑，迫于目前之急，则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6]P93-94《本政》为了使自己的亲厚之人得辟召、获职位，贵戚、权臣常常主动向有关人员推荐；士大夫的相互荐举十分频繁。阳嘉以来，三公掌握选举大权，“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3]《郎顗传》名士们对人物的品评也被作为辟举的重要依据。察举选官中这种倾向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被别人了解和垂青需要创造机会，广泛的人际交往就成为展示自己的最好的平台，“汉世将倾，世务交游”。[7]P475《正郭》太学的学风也受到这一世风的影响，熙攘于途的奔走造访、迎来送往的存问酬答代替埋头书斋的苦读经书，“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3]《儒林列传》太学生们走出狭小的私人生活圈，开始与社会各界层人士交往。符融经常宾客盈室，其邻舍诸生常自守，不务交游，人们以之为奇，“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3]《循吏列传》符融这番话描绘出汉末太学不肯专心学业，迎合以结交为重社会风气的学中情形。在人际交往的持续扩大发展中，四处流动、游走的生活方式，大大增加了士人从全国各地交会在一起的机会，推动士人社交活动不断发达、兴旺。一次次盛大的社交场合和聚会，不仅使他们获取更多的时政、人品高下的信息，更为他们谈论政治、臧否人物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清议所以能被太学生接受并很快在太学流行开来，是因为它与汉代太学中盛行问难辩诘的学习方式而形成的善谈论学风相契合。光武帝时，常朝会命公卿博士名儒相互问难，“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3]《儒林传》戴凭就曾因解经不穷而重坐五十余席。章帝时大会群儒于白虎观，为统一五经经义，使经师相互辩诘问难。王充也从坚持真理的角度提倡问难辩论，他在《论衡·问孔篇》中提出“核道要义，证定是非也”，认为这是求学的目的。他主张师生问难，赞扬汉代博士与弟子相互诘难的教学方法是“极道之深”的有效方法。太学中盛行以辩论方式进行的学术研究与争论。特别是东汉后期，太学人数剧增，而教师相对较少，学生有充裕的课外自学时间，为他们相互讨论、切磋学问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些善谈论的学生受到大家的推崇。井大春“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论井大春’”[3]《逸民传》；符融与李膺相见，李膺“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3]《符融传》因此，始于甘陵周、房两姓宾客朋徒之间的相互讥议和汝南、南阳二郡对其太守及属吏品评的人事议论之风（参见《后汉书·党锢列传》），能够与太学生善议论的特点相契合，很快蔚成风气，“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3]《党锢列传》对志同道合者大加颂扬，互相题拂，激扬名声，同时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具有广泛深刻社会影响力的政治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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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