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黄河与洛水在这里交汇，洛水、瀍、涧支流水系，邙山、万安山、龙门山依傍其间。生活和曾经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创造了这一地域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郁地方特色和丰厚积淀的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原文化的根文化，从容大气，具有包容天地、海纳百川的胸怀。她承源上古，缘起三代，蕴接后世，裔播内外。她数千年如一日，滋润着海内外的河洛儿女。她造就了汉唐雄风，培植了宋明底蕴。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洛阳邙山、万安山、龙门山为北魏、隋、唐已故缙绅的首选葬地。掘冢盗墓，古已有之。特别是清末以来，因建设、筑路、用土、盗掘等原因，沉寂千年之久的墓志大显于世。据统计，国内已发现的墓志，有七成是由洛阳出土的。墓志是古代丧葬礼制必备物品之一，它是记载和展示墓主世系、郡望、任官、操行、家世的盖棺文献。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墓志的研究逐渐得到加强，其文化价值不断得到认同。自2000年开始，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陆续征集到洛阳新出土墓志一百七十余方，为河洛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极为难得的原始文献。《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就是几位墓志研究者的学术结晶。
学术界认为，墓志所具备的自然价值一般是：悼念价值（这是原始价值）；艺术价值（书法、绘画、石刻等）；文化价值（道德、伦理、教育、文学、语言、音韵、哲学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
墓志是为后人悼念先人的文化器物，充溢着褒扬逝者的泪水和失却亲人的哀念，志文中更多的只能是逝者的成功与恩德，这是常理。况且墓志沉埋于黄土，远离甚嚣之尘世，官场之势利，当朝之是非，一般不会波及至此。所谓“盖棺定论”该是此道理吧。
墓志的书法、绘画、石刻艺术价值，历来为后人所重。书丹者的身份与书法名望，往往同墓主的身份和名望相匹配。有的墓志拓本成为几代人的临池珍本。徐浩、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等名家的书丹碑志拓本更是价值连城，传统艺术的魅力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界大师。
志文作为颂歌式的祭奠散文，其流畅的文笔，大众化的溢美之词，巧妙的引经据典，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财富。
最值得后人诵读的是关于墓主官品、人品的颂述。当官总有当官的道理，检验官品的尺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惟有一条古今相通，那就是民众的口碑。当官者的民本主义情怀、亲民、爱民、理民是官品的核心，也是大众的一种官品审美诉求。“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作方式，使古代先民养成了一种“平安是福”的朴素民风。税轻赋微是先民的眼前利益，安居乐业是先民的长远追求，重教化、求平安成为一域百姓评价为官者的重要标准。这在刺史以上的官吏志文中成为最常见的一种谀词。
关于人品，一般志文是从世祖、家风、家教开始，边述边议，或引喻典故，或择其任期内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等，证其廉，验其忠，述其聪，赞其慧，颂其孝，明其节。古人最讲究家学渊源，所谓的“先作人，后作事”的现代人格教育，是中华传统文明教育的继承和发展。重视古代祭奠文献，整理研究墓志原典，择其人格教育之精华，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更多的民族经典范例，是墓志研究工作者的一项文化任务。
人品就是德行。人品的形成，应该是后天而化成。道德培养的基础是家教。家庭教育是引人走向“真、善、美”的教化基石，古今如是，将来也不能例外。家庭教育的科学研究应该受到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师范教育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研究表明，墓志的史料价值体现在证史之实，补史之阙，纠史之误。墓志为当时所书，言之凿凿。仅由墓志纠正的新旧《唐书》上的讹误不下上千处，补史之阙就更多。史学、文献学、校勘学研究等正是在史料价值的吸引下，走近墓志，摩挲经年，集典成册，旨在拓宽河洛文化的研究领域，增强学科的历史厚重感。
“人是传统塑造的，离开传统就没有现实。历史的每一次从离异到回归，都是否定之否定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戴逸《中国史探研——总序》齐思和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墓志作为传统文明的承传载体，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研究。《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的出版，只是河洛文化研究的继承和拓展。墓志所折射出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一定会成为我们认同传统、超越传统、繁荣学术的薪火之器。
（2005年3月5日《人民政协报》，《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