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则天崇奉佛教，但对佛教并不怎么了解，对佛教主张也不能奉行。她对于佛教，主要考虑利用。她采取对僧人封爵、授职、赐紫袈裟、赐僧龄等破天荒的措施抬高佛教，实际上无视佛教仪轨，对佛教施行践踏和破坏。受国家利益、客观形势和其政治身份的制约，她对不满现实的佛教派别予以限制、取缔，对妖妄惑众的佛教徒严惩不贷。这都体现了国家对所谓方外势力的管束，体现了皇权的强大。
关键词：武则天；佛教；金轮圣神皇帝；延年益寿
武则天有过以皇后身份参政、以皇太后身份执政的30年经历，她进而企图推翻唐朝建立周朝，自己当皇帝。但身为女性，她无法逾越儒家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规矩，只好利用佛教蒙骗舆论，因为佛教讲前世和来世，游谈无根，无从验证，对于具有尽信书陋习的中国人来说，效果最佳。僧人们积极配合。载初元年（690），洛阳白马寺薛怀义、东魏国寺法明等九僧，“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1]这部伪撰的《大云经》已经失传，但它所依据的十六国时期北凉昙无谶的译本《大方等无想经》，仍为我们了解情况提供了线索。该书卷四说：“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对这位天女讲其前世因缘，说：“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优婆夷。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受持五戒，守护正法。摧伏外道诸邪异见。汝于尔时，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卷六又说：“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2]今存敦煌残卷《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解释薛怀义等僧伪撰的《大云经》说：“今神皇（武则天）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长寿二年（693），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在洛阳译出《宝雨经》。但传世的《佛说宝雨经》题为唐代达摩流支译。该书卷一说：东方月光天子乘彩云来到佛的面前，佛对他说：我涅槃之后，进入第四个五百年，“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3]经中还有“菩萨杀害父母”的内容，能为武则天大肆杀戮李唐宗室开脱。武则天的所有困境终于被统统解除。九是阳数，她选择载初元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登上洛阳宫城则天门楼，举行登基大典，体现了自己前世的男性身份，龙飞九五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了。她新创“曌”（今读照）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表明自己合日月阴阳为一体。称帝后，她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径直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是所谓“《大云》之偈先彰”，“《宝雨》之文后及”。[4]她下制颁布《大云经》于天下，洛阳、长安两京及各州皆立大云寺一所。“佛记”是佛授记的略称，指佛对发愿修行者授予未来成果作佛的预记，她于是在洛阳设立了佛授记寺。起初，李唐皇室自称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对宗教地位排座次，规定道先佛后；武则天利用佛教改朝换代，对佛教怀着感激之情，遂调整为佛先道后。
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要比唐代其余皇帝密切得多。敦煌残卷《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说她“幼小时已被缁服（佛教徒穿黑色服装）”；她在作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二人配偶的间隙中，曾在长安感业寺当尼姑。她还是一位被史书记载“兼涉文史”[5]的知识女性。那么，她涉足佛教，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请看武则天同佛教相关的一些事例。
利用佛教改朝换代的当天，年号由“载初”改为“天授”，表示君权神授。君权神授本是古已有之的观念，但武则天这时用它来证明自己称帝的合理性，则与佛教精神不协调。这里的一层意思，下文分析“天册”时，读者可以类推；另一层意思，“天授”是一个被佛教否定、唾弃的术语。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说：斛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提婆（Deva）的含义是“天”，达多（datta）的含义是“授”，按照意思翻译，即“天授”。释迦牟尼如来佛是他的堂兄，即斛饭王的哥哥净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加入佛教以来，“精勤十二年，已诵持八万法藏”。他对于堂兄不服气，认为：“我相三十，减佛未几（佛有32种福相）；大众围绕，何异如来？”他于是分裂僧团，并阴谋除掉释迦牟尼。他“以恶毒药置指爪中，欲因作礼，以伤害佛”。他远道而来，实施其计划，走到邻近释迦牟尼在室罗伐悉底国的住所给孤独园时，“地遂坼焉，生陷地狱”。《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唐太宗敕，将自己赴印度巡礼求法的经历撰写成的一部书，贞观二十年（646）即进献朝廷，早于改元“天授”44年。武则天利用佛教改朝换代，命名大周政权的第一个年号，应该谋求吉利、恒久，自然要反复斟酌、遴选，居然采取了一个佛教所说下地狱的术语“天授”，可见她对佛教典故的了解非常有限。
武则天当皇帝15年，相继制定过四个尊号，即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是弥勒的意译，武则天被说成是男身菩萨弥勒下凡，变现女身，当中国国君。佛教认为：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同一日月所照临。须弥山四周有七重香海、七重金山。第七重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有四块大陆，即东毗提诃洲、南赡部洲、西瞿陀尼洲、北拘卢洲，统称四大洲。每个洲号称一天下，四个州统称四天下。“金轮王乃化被四天下，银轮王则政隔北拘卢，铜轮王除北拘卢及西瞿陀尼，铁轮王则惟赡部洲。夫轮王者，将即大位，随福所感，有大轮宝浮空来应。感有金、银、铜、铁之异，境乃四、三、二、一之差。”[6]武则天的尊号体现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两个权威的合璧。但尊号说是“越古”、“天册”，则与佛教精神相违。佛教认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些六道众生，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号为六凡；而佛、菩萨、缘觉、声闻是四圣，已获得程度不同的觉悟和解脱，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因此，天比菩萨地位低，根本无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四圣解脱后，便超越时空，常乐我净，也不存在什么“越古”问题。南赡部洲又译作南阎浮提，无论中国，抑或印度，都只是南阎浮提中极小的一部分，其疆域绝对达不到一天下的范围。因此，武则天连“所统领处四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做铁轮圣王都不够资格，居然号称统治四天下的金轮皇帝，实在是瞎编胡吹。但这则事例还不好直接判断为武则天不了解佛教，而是她贪大做大心理的体现，因为唐太宗在《大兴善寺钟铭序》中早就宣称过：“皇帝道叶（协）金轮，心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7]
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血统的中国籍僧法藏，在洛阳参与重新翻译《华严经》，并创立了华严宗。华严宗的总理论是法界缘起说，为了阐明这一说法，又提出四法界、六相、十玄门等法门。武则天把法藏召入洛阳皇宫中，为自己讲解新译《华严经》，“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此诸义章皆是《华严》总别义网”，武则天根本听不懂，“茫然未决”。[8]于是法藏以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撰写并讲解《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狮）子章》。比如讲“六相和合义门”，《金师子章·括六相第八》说：“师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有师子，是成相；诸根各住自位，是坏相。”[9]这是说：总体上看狮子，它是总相。但狮子有眼耳鼻舌身五根，它们一一有别，这就是别相。五根和合而成一个狮子，五根即具备组成一个整体的共同性，这是同相。但五根毕竟各不相同，这是异相。五根能共同组成一个狮子，这是成相。但五根在组成一个狮子后，并没有消泯自己，而依然各就各位，保持着自己的相状，这是坏相。法藏这一直观形象的教学，把华严宗艰深的义理变得“径捷易解”，武则天“遂开悟其旨”。[10]这说明武则天对于深奥的佛教理论，虽然不具备修养，但一经点拨，尚能理解。
对于僧人修持佛教的终极目的，武则天没有看到他们旨在脱离六道轮回，最终获得涅槃解脱，而是以为可以在人道中长寿不衰，消灾弭祸。因此，他礼遇或延请一些僧人，妄图通过他们得到这些好处。
显庆元年（656），33岁的武则天难产，祈求佛教保佑，提出所生孩子将归依三宝，请僧人玄奘届时为孩子授戒。玄奘启奏她必定顺利生下一个男婴，还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京师长安显庆殿御帐座内，自己告诉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诞，玄奘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若如所祈，为陈喜相。”果然见赤雀“示平安之仪，了然解人意”。这是“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故使羽族呈祥”。男婴生下后，由玄奘收为徒儿，号为“佛光王”。玄奘不断上表，歌颂皇室为：“殚四海之资，不足比此檀行（施舍）”；欣慰“如来之有嗣”，定会“绍隆像化，阐播玄风，再秀禅林，重晖觉苑”。[11]
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僧胡超自称数百岁，受武则天命合“长生药”，花费巨万，三年而成。武则天服药后，病情好转，“以为神妙，望欲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700）”。[12]武则天时年77岁。北宗禅大师神秀居住在湖北当阳县当阳山玉泉寺，在僧俗间影响很大。同年，武则天遣使迎请他来洛阳。神秀对于帝王，“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加上已是90多岁的高龄，便“趺坐觐君，肩舆上殿”；武则天反而对他“屈万乘而稽首”。[13]武则天把他安排到洛阳皇宫内道场中，“丰其供施，时时问道”。[14]这无疑与武则天健康恶化、祈求佑护有关。
长安四年（704）腊月，武则天81岁，把法藏从长安崇福寺召至洛阳，供奉于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法藏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炼指供养陕西扶风法门寺舍利塔，这里珍藏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分发的佛骨舍利。早在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曾下诏迎请法门寺这截“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武则天“施金函九重”，作为盛放舍利的法器。后来，舍利由道宣律师奉命“送还法门寺”。[15]40多年过去了，武则天已成为耄耋老妪，在病榻上聊度余生，想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恢复健康，延年益寿，于是敕令法藏前往法门寺迎舍利。法藏请出舍利，于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阳。武则天敕令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制作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将舍利迎至明堂。正月十五这天，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舍利，“普为善祷”。[16]但武则天健康恶化已如狂澜既倒，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圣物，也未能好转。七天后，张柬之便乘机发动了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由她的儿子唐中宗复位，十个月后，她在洛阳去世。
武则天既然与佛教关系非同一般，她必然要崇奉佛教，抬高佛教地位。她大肆造寺、造像，组织翻译佛经，编订《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礼遇僧人，因而僧人的活动空前活跃。证圣元年（695），义净游学天竺、南亚25年，从室利佛逝（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回国，带回“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金容一铺，舍利三百粒”。武则天亲自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17]武则天把他安排到佛授记寺译经，还为之作序。天竺僧菩提流志、宝思惟、日照、慧智（生于中国），于阗（新疆和田）僧实叉难陀、天智，吐火罗（阿富汗北部）僧寂友，新罗（朝鲜半岛）僧圆测，当时都在洛阳译经。武则天还把僧人拉来，参与解决国家大事。神功元年（697），契丹大举入寇，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北上应战，一方面敕令法藏在洛阳“依经教遏寇虐”。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设置十一面观音像，行道作法。几天后，契丹军队所见的武周军队便成了“无数神王之众”，又见“观音之像浮空而至”，因而军心大乱，被武周打败。武则天下敕表彰法藏，说：“蓟（原误为‘蒯’）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阵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18]
为了崇奉佛教、抬高佛教地位，武则天竟然做了一些荒唐事。为了酬谢褒奖薛怀义等九位僧人伪撰《大云经》为她改朝换代鸣锣开道，她把他们赐封为县公爵位，并依照高级官员的服色佩饰，赐给紫袈裟、银鱼袋。她还把标榜出世的僧人改变为入世的朝廷官员，两度任命薛怀义充当督作使，进入皇宫主管建造明堂的土木工程，还两度任命薛怀义担任行军大总管，带兵奔赴前线抵御突厥的进犯。这种抬举、重用僧人的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波动，出现弃道入佛的现象。杜乂“幼入玄门（道教）”，“黄冠之侣（道士）推其明哲，出类逸群”，担任洛阳大恒观主。他看到武则天崇奉佛教，于是“向佛而归，遂恳求剃落”。[19]武则天亲加恩准，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担任寺主，法名“玄嶷”，寓意为道士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在印度雨季三个月中，僧众游方乞食不方便，于是居住寺院中，专心修道，称为“安居”或“结夏”、“坐腊”。安居结束，僧龄增长一岁，故僧龄称为“僧腊”、“夏腊”。玄嶷成为佛教界的新手，资历太浅，没有地位，武则天甚至赐予他“夏腊”30年，使他“顿为老成”。[20]僧人封爵、赐紫、赐夏腊，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唐初，少林寺僧众谢绝朝廷赐予官爵，玄奘对君王坚持自称“沙门”而不称臣，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武则天对僧人加官封爵、赐紫、赐夏腊，从表面上看，是在提高僧人的地位，但实际上是动用皇权，干预、践踏和破坏佛教的仪轨制度，把方外僧人纳入国家的管辖之下，成为俯首帖耳的奴才。因此，武则天时期佛教地位貌似飙升，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
武则天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势力的强大，一方面体现她不懂佛教的主张。佛教最基本的戒规是五戒，首列“不杀生”，武则天何曾理解、奉行过！她是一位铁腕政客，杀人多如牛毛，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她的儿媳皇太子（唐睿宗）妃刘氏、窦氏，被她所宠信的户婢团儿诬告有厌咒行为，她根本不着手调查落实。长寿二年（693）正月初二（这时以上个年份的十一月为正月），这两个儿媳来宫中嘉豫殿给她拜年，却被她同时杀掉。她的这个窝囊儿子“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21]她的孙子邵王李重润及重润妹永泰郡主、永泰夫魏王武延基（武则天侄儿武承嗣之子）三人，私下议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政，长安元年（701），她“皆逼令自杀”。[22]她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更是家常便饭，因而两《唐书》其本纪，通篇充斥着“杀”字。佛教认为戒定慧三学是达到解脱的手段，贪瞋痴三毒则是背道而驰的做法，因而倡导立三学、破三毒。其中“戒”是学佛者的入手法门，目的在于纯洁身心，防范过失，与“戒”相对立的“贪”，指贪爱、贪欲，应该“以戒破贪”。“定”指奉佛者打坐静默，调练心意，专注于一境，产生佛教智慧，正确观悟人生，成就各种功德，与“定”相对立的“瞋”，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应该“以定破瞋”。武则天何曾理解、奉行过！她对权势的贪婪占据，其欲望达到极点，儿辈影响到自己欲望的实现，她便对他们或杀戮或废黜。在杀掉裴炎、徐敬业、程务挺等人后，她对群臣要挟说：“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早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吓得群臣不住磕头，不敢仰视，一致表示“惟陛下命”。[23]武则天这么多身口意三恶业，哪有学佛人的慈悲心肠、平和心态！
武则天尽管宣布佛教排在儒教和道教之前，实际上却没有让佛教完全占上风。如意元年（692），她在洛阳举行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结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成分孝道，而举行的佛事活动。《佛说盂兰盆经》说：佛的大弟子目连看见自己的先母在饿鬼道受着饥饿的煎熬，自己无力解救，就向佛请教解救的方法。佛说：“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佛告诉他，施主只要在安居结束日七月十五设盂兰盆，“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佛即命众僧在受食前“为施主家咒愿”，便可藉众僧威神之力，使施主“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七世父母，离饿鬼苦，生人、天中，福乐无极”。[24]我国设盂兰盆会，始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以后渐成风俗，朝廷和民间都在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举行活动，以超度祖宗，报答祖德。时人杨炯《盂兰盆赋》记载武则天这次盂兰盆会的情况说：这位女皇帝头戴通天冠，身佩玉玺，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大典。朝臣们肃穆地观看，稽首再拜，说道：“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杨炯议论道：“夫孝始于显亲，中于礼神，终于法轮。……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无营无欲，寿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箓，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轨躅。”[25]杨炯希望武则天任用贤才，实行德治，发展经济，体恤民瘼，节约开支，敦励风俗，这完全是儒家的主张。这表明武则天尊崇佛教，却不能不顾忌中国传统文化和世俗政治，因而实际上首先突出的还是儒学。
唐代科举制中的制举，是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立科目，下制（诏令）考选人才的。长寿三年（694）开设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第二道策问试题问道：“我皇光膺天授，托降阎浮，弘八解之要津（达到解脱境界的八正道），启四禅之幽键，济含生（众生）于彼岸，证圆果（证得佛果即圆满、寂静，不生不灭）于中天。绀宇（佛寺）巍巍，缁徒翼翼，莫不誉高澄、什（十六国时期高僧佛图澄、鸠摩罗什），声重安、远（东晋高僧道安、慧远），振三翻于辨囿，悟两谛（佛教道理真谛、俗谛）于谈筵。飞锡（锡杖）烟蒸，乘杯雾委，兰艾（兰花是香花，艾蒿是杂草）因而或揉，玉石由是难甄。迹虽选于玄关（已加入佛教），名乃编于白屋（白屋是世俗贫寒人的房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国家的宪章），将恐乖智海（指佛教）之弘规，匪提河（指佛教）之遗范。然则经行之所，在释氏而含容；朱紫分区，谈王化而期切。施张之术，去就何从？”[26]武则天崇奉佛教，佛教势力急剧增长，和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冲突。如何控制佛教的发展，成为执政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场考试的命题，体现了武则天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从属于世俗利益。
佛教宗派三阶教认为隋唐时期，从时间方面来说，是佛教的“末法”阶段，从处所方面来说，是“秽土”，从人的根机方面来说，是“钝根”。这种对现实的污蔑，引起朝廷的反感，隋唐政府多次下令取缔三阶教。武则天对于三阶教的“末法五浊恶世”观念和一些做法，同样不能容忍。如意元年（692），她听说三阶教禅师法藏（与华严宗法藏同名异人）“解行精最，奉制请于东都（洛阳）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27]证圣元年（695），她下令将三阶教的典籍归为伪杂符录一类，予以取缔。圣历二年（699），又下敕限制三阶教人的活动：“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28]此外，武则天对“妖妄惑众”的佛教徒，照样严惩不贷。一个河内（河南沁阳市）老尼姑居住洛阳麟趾寺，自号“净光如来”，自称“能知未然”，武则天很相信和敬重她。这个尼姑白天吃素，“夜则烹宰宴乐，蓄弟子百馀人，淫秽靡所不为”。天册万岁元年（695），洛阳皇宫中的明堂被薛怀义纵火烧毁，老尼姑入宫慰问，武则天怒斥她道：“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于是将老尼及其弟子统统逮捕，“尽没为官婢”。[29]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认为：武则天崇奉佛教，但对佛教的原理、主张、制度、典故，并不怎么了解，甚至佛教中一些与政治并不矛盾的主张，她也不能奉行。她对于佛教，主要考虑利用，为自己改朝换代当皇帝服务，为处理军国大事以及随顺民情服务，为自己祛病除灾、延年益寿服务。她采取措施抬高佛教，却无视佛教仪轨，以政权强行干预佛教，以至于对佛教施行践踏和破坏，取消了佛教的相对独立性，把佛教变成御用工具，把僧人变成皇家恭顺的奴仆。在国情和儒家文化的制约下，她不得不让佛教产生变异，以适应生存和发展。当佛教势力过度滋蔓，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她也不得不考虑征求建议，限制佛教的发展。对于不愿意对国家歌功颂德的佛教派别，她照样不喜欢，从而予以限制、取缔。而对于妖妄惑众的佛教徒，她照样严惩不贷。这都体现了国家对所谓方外势力的管束，体现了皇权的强大。这一切说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和态度，不是纯粹的个人意愿，既要受客观形势的制约，也要受其政治身份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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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大正藏》卷五十五目录部第2153号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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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王双怀、郭绍林主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