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僧人一行是彪炳史册的天文历法专家。一行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旧唐书·一行传》说他博览群书，“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武则天时期，权贵武三思想与他结交，他躲藏逃避，去中岳嵩山出家为僧，拜北宗著名禅僧普寂为师，学习禅法。唐睿宗即位后，命东都留守韦安石礼聘他来长安，他辞不应命，去湖北荆州当阳山从悟真律师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唐玄宗从长安来到东都洛阳，命一行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奉敕书前往荆州强行征聘一行，一行奉命北上，参与佛经的翻译、注疏活动，并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
一行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在改进唐初李淳风所造浑天黄道铜仪的基础上，制作黄道游仪，使它能表示月亮轨道的变化和岁差的变化，用以观测日月运行，测量二十八宿的距度和去极度。开元十三年，玄宗从洛阳出发，东赴泰山封禅。《旧唐书·玄宗纪上》这样说：“冬十月癸丑，新造铜仪成，置于景运门内，以示百官。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资治通鉴》卷212也说：“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成，……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
这个仪器是在洛阳制造的，还是在长安制造，运到洛阳来的呢？《宋高僧传·一行传》记载：“复同无畏三藏译《毗卢遮那佛经》，开后佛国，其传密藏必抵渊府也。睿宗、玄宗并请入內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所翻之经，遂著疏七卷，又《摄调伏藏》六十卷，《释氏系录》一卷，《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其历编入《唐书·律历志》，以为不刊之典。又造游仪，黃赤二道以铁成规，于院制作。”这段叙述给人的印象是，一行奉诏住到长安兴唐寺中，曾先后被睿宗、玄宗请入长安的集贤院中，并在院中制作了水运浑天仪。如果水运浑天仪确实是在长安制作的，这个并非当时军国大事急需的设备，有必要从长安运到洛阳来吗？
《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记载，善无畏“十二年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其经具足梵文有十万颂，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一行并对经文做出注疏，撰成《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20卷。承担这么繁重的任务，在水运浑天仪陈列在洛阳宫城供百官参观之前一年间，一行不可能长期离开洛阳，去长安督造仪器。而上引《宋高僧传·一行传》那段文字，却不交代一行参与翻译佛经和为之作注疏的时间、地点，并把他的诸多著作混在一起说，好像都是他住进兴唐寺后撰写完成的。
唐代一共有四个集贤院。《唐会要》卷64《集贤院》条记载：“西京在光顺门大衢之西，命妇院北，本命妇院之地。开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命妇院旧屋。东都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十年三月始移书院于此。……兴庆宮院，在和风门外橫街之南。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直官魏光录先入京造此院。华清宮院，在宮北橫街之西。”可见长安地区共有三所集贤院，城内大明宫、兴庆宫各一所，城外华清宮一所，都是玄宗开元年间设置的，睿宗时期没有，睿宗把一行“请入內集贤院”的说法不能成立。根据《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一年五月条胡三省注，以及《大唐六典》卷9《集贤殿书院》条，洛阳集贤院的设置情况是：开元五年，玄宗指示在东都编修经史子集四部书，修书处所在宫城内乾元殿的东廊下，称为乾元院。开元六年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张说充当修书使。开元十二年移到明福门内，命名为丽正殿书院。《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四月条记载：玄宗在集仙殿同张说等大臣宴集，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这是“集贤殿”名称的首次出现，集贤殿所在的院落当然叫做集贤院。《唐会要》说长安宫城光顺门内的集贤院是开元十一年分置的，所谓“分置”，应该是洛阳先有，长安也设置“分店”，后者必然晚于前者，“开元十一年”的说法肯定弄错了。
开元十三年四月，洛阳有了集贤殿，半年后，玄宗赴泰山封禅。《唐会要》卷42《浑仪图》条记载：开元九年，太史奏称预报日蚀不灵验，玄宗命修订历法。一行奏称：“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黃道进退，请更令太史测候。”当时梁令瓒“待制于丽正书院，因造游仪木样，甚为精密”。一行于是奏道：“黃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以黃道随天运动，难用常仪格之，故昔人潜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瓒创造此图，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书院更以铜为之。”“至十三年，造成游仪。”因此，《宋高僧传·一行传》所谓水运浑天仪“于院制作”，是在洛阳集贤院制作的。
这个铜质水运浑天仪，主体表面标出星宿位置，注水激轮转动，昼夜一周，另设二轮，以转动与仪器主体配套的日月，合成天象运行图。另置两个木人，一个每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自动击钟。这不仅是表示天象的仪器，也是计时的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天文钟。一行通过观测，发现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速度冬至最快，以后逐渐减慢，春分均平，夏至最慢，其后逐渐加快，直到冬至为止。这一结论纠正了前代太阳全年匀速运行的说法，比较切合天文实际。一行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的人，而在西方国家，直到18世纪初，英国人哈雷才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比一行晚了一千年。
据《唐会要》卷42《测景（影）》条的记载，开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玄宗命一行以及太史监南宮说、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奔赴境内外各地，树立圭表，测量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几天日影的长度和北极的高度，然后由一行计算这些数据，求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这次测量遍设观测点，空间范围非常大。南面不但到了唐朝南端的安南（今越南河内市），而且进一步南下，到了林邑国（越南南部）。北面在蔚州（今河北张家口市蔚县）设点。其余观测点除了设在朗州（今湖南常德市）、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以外，更多的设在今河南省内，有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县）、河南府告成（今河南登封市）、汴州浚仪县（今河南开封市）、滑州白马县（今河南滑县）等。在所有的观测点中，河南几乎占了一半，而且河南府告成县，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曾组织人员在这里设立圭表测量日影。河南几处的测量数据是：蔡州武津馆，北极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许州扶沟，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极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九分。）汴州浚仪太岳台，北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马，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一行通过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每隔唐制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即子午线一度为351。27里，合今制123。7(一说129。22，一说166。14)公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虽与近代科学数据111。2公里相比有一定误差，但在当时已是了不得的成就。西方国家最早测量子午线，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尔·马蒙于公元814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的，比一行晚了90年。秦汉时期，关于宇宙构造有三种说法。一是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固定的形质，日月星辰飘浮空中。二是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如斗笠，地如棋盘，日月星辰附着于天盖上面，东升西没。三是浑天说，认为天地的关系有如蛋壳裹蛋黄。东汉太史令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浑天说已经有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山川大地是一个星球表层的含义。一行等人测量的子午线，即子午面同地球表面的交线，也就是地球的经线，而所谓北极的高度，也就是地球的纬线。这不但从观念上把大地看成球体，而且在实践上进行了表层测量，实际上摆脱了天圆地方的错误说法。
一行有一系列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据《旧唐书·一行传》记载，有《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大衍论》三卷，《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各一卷，“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其中最重要的历法著作是《开元大衍历经》，于开元十五年完成。这部历法的修撰缘由是，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太史丞南宫说奏称《麟德历》的推算同天象不符合，于是便有了上文所说开元九年修订历法的事情。玄宗把刊定律历的任务交给一行，一行审定自《颛顼历》至《麟德历》的所有历法，历时六年，撰成《开元大衍历经》。这部著作一共52卷，分为《经章》10卷，《长历》5卷，《历议》10卷，《立成法天竺九执历》2卷，《古今历书》24卷，《略例奏章》1卷。这部《大衍历》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前代诸家历书。其突出成就在于记述了关于中朔（节气、朔望）、发敛（七十二物候）、日躔（太阳视运动）、月离（月亮运动）、晷漏（星象和昼夜时刻）、交食（日食、月食）和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等的推算方法，成为后世历法必备的内容，直到明朝末年吸收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历法，情况才有所改变。
《大衍历》刚刚修成，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便积劳成疾，于当年九月病倒在洛阳景行坊华严寺中。玄宗请东都大德设道场为他祈福。他病情有所好转，闰九月，随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十月初八，在新丰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途中去世，年仅45岁。玄宗出内库钱把他安葬在铜人原，赐谥号大慧禅师，并为他撰拟书写了碑文。次年八月十六日，《大衍历》由大臣张说奏上，玄宗颁行天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