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则天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她的宗教倾向也随之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本文通过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推理分析，认为武则天早期比较倾向于道教。武则天的这种宗教倾向，使她在卢舍那大佛的修建过程中，采取了表面上支持，而实则反对的态度。在武则天这种态度影响下，龙门卢舍那大佛成为了一个草草结束，匆匆完工的工程。
关键词：武则天早期宗教倾向卢舍那大佛
对武则天崇佛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多，武则天崇佛也已成定论。但我们发现在武则天崇佛的同时，武则天也极度崇道。对此，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永平先生曾专门发表文章进行探讨。[1]武则天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在武则天身上既有鲜明的崇佛特征，同时又有鲜明的崇道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武则天崇道和崇佛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其宗教倾向也随之呈现出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本文拟从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分析入手，来讨论她的这种宗教倾向对龙门卢舍那大佛修筑的影响。
一、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对修筑卢舍那大佛的影响，所以本文所指的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主要是指她在卢舍那大佛修建完成前的宗教倾向。据《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载：“（卢舍那佛）上元乙亥（675）十二月卅日毕功”，这样，本文所指的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主要是指她在（公元675）前的宗教倾向。
对于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一般认为她倾向于佛教。如陈寅恪先生在自己的文章就曾提出这样的观点[2]（第153－174页）。支持武则天早期倾向于佛教的证据主要有两条：一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倾向于佛教，武则天早年深受佛教影响，“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务广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门”[3]（卷97武皇后文·方广大庄严经序），所以倾向于佛教。二是武则天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佛光王，并拜玄奘大师为师，显示出武则天比较倾向于佛教。下面，我们对此逐条进行分析，来探索武则天早期真实的宗教倾向。
武则天给自己儿子的取名佛光王，并拜玄奘为师的史实，主要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具体原文如下：
“冬十月中宫在难，皈依三宝，请垂加佑。法师启曰：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当蒙敕许。……表进已倾间，有敕令使报法师：皇后分难已讫，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满院，自庭烛天。朕欢喜无已，跃内外舞，必不违所许。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率土怀生，莫不庆赖。在于玄奘，特百恒情。岂直喜圣后之平安，实亦欣如来之有嗣。伏愿不违前敕，即听出家。移人王之胤，为法王之子。”[4]（卷9）
这段文字，有几个地方值得推敲：1、让儿子剃度，拜玄奘为师，主要玄奘自己请求，高宗的同意的结果。并且在武则天生产之后，高宗再次提出了“朕欢喜无已，跃内外舞，必不违所许”的承诺，但武则天本人并没有任何同意儿子出家表示。2、皇子出家，并拜玄奘为师这一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以致于玄奘不得不再上表章，请求高宗“不违前敕”，让儿子“即听出家”。那么在这里就留下一个疑问，在佛光王出家这件事上，是谁让高宗企图改变主意，不让儿子出家了呢？从影响高宗的各种因素因素来看。在太宗和长孙皇后去世后，武则天是唯一能让高宗改变主意的人。以麟德初年的高宗废后事件为例，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仪指言后专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庙，与帝意合，乃趣使草诏废之。左右驰告，后遽从帝自诉，帝羞缩，待之如初，犹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仪教我！，后讽许敬宗构仪，杀之’”。[5]（卷76《则天皇后传》）由此可以看出，在高宗朕意已定的情况下，武则天确实是唯一能让高宗改变已定主意的人。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高宗做出让皇子出家的承诺后，由于武则天的反对，所以才致使在皇子出家这件事上，出现了拖延和迟误，以至于玄奘不得不再次上书，催促高宗践行承诺，才最终促使皇子出家这一事情得以成行。
在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曾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即唐朝政府下令，让僧侣致拜君亲。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为了使政府收回陈命，佛教僧侣在给高宗及当朝的文武大臣上书进行申辩的同时，还给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上书，希望杨氏能施加影响，改变唐朝政府的决定。对于当时佛教僧侣的这种作法，陈寅恪先生曾有这样的表述：“故僧徒欲籍其力以保有不拜俗之教规”[2]（第163页）。那么这时就出现了这样二个疑问：一是为了使政府改变跪拜君亲的决定，佛教僧侣给皇帝大臣、甚至还给武则天的母亲、幼年的儿子上书，为什么单单没有给武则天上书？从显庆年间（公元656）开始，“百司奏事，（高宗）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5]（卷76《则天皇后传》）武则天当时已成唐朝重要的政治核心人物，她绝对是佛教教徒希望朝廷改变已有主张，应该说服的人物，但佛教徒当时为什么没有向她上书申述。二是佛教僧侣给杨氏上书，希望她施加影响，那么主要是希望她给谁施加影响？
从杨氏的身份来看，作为武则天的母亲，她唯一能施加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武则天。事实上对杨氏这种特殊地位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当时的佛教僧侣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龙朔二年四月，西明寺僧道宣等上荣国夫人的书信中，道宣等人开门见山的说道“夫人帝后之母也”[2]（第163页）。所以僧侣们给杨氏上书，主要是为了通过她对武则天施加影响，进而改变当时政府这一致拜君亲的决定。为什么希望杨氏对武则天施加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武则天和佛教的关系相对淡漠，在僧侣致拜君亲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佛教僧侣希望通过杨氏的影响力，使武则天倾向于支持佛教徒。二是武则天原本就是僧侣致拜君亲这一主张的支持者，佛教僧侣们希望通过杨氏施加影响，使武则天改变原来的主张。不管是上述那个原因，都说明在当时武则天和佛教界的关系最少是比较淡漠。这个原因应该是在政府做出僧侣致拜君亲的决定后，僧侣们给高宗上书、给杨氏上书，而唯独没有给武则天上书的唯一原因。由于当时和武则天比较疏远，佛教僧侣们为了不在武则天那儿碰到钉子，所以才采取了这种迂回的办法，希望武则天能对佛教僧侣采取支持和扶植的态度。
从武则天早期的宗教倾向来看，虽然武则天的母亲笃信佛教，当她的这种宗教信仰对武则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断定。但最少有一点可以断定的是，武则天和母亲杨氏在某些观念上并不相一致。以武则天在十四岁时被选秀入宫这件事为例，当时“母杨，恸泣与决，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5]（卷76《则天皇后传》）由此可见，在对待同一事情上，武则天和母亲的看法并不相一致。所以从武则天母亲笃信佛教这一史实，我们并不一定就能推断出武则天也一定笃信佛教。
与种种迹象表明武则天早期并不倾向于佛教的同时，却有种种迹象表明武则天当时比较倾向于道教。道士郭行真的经历颇能说明问题。“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盅祝，宦人王伏胜发之，帝怒”[5]（卷76《则天皇后传》）。所谓“压胜之术”，是模仿所忌恨者制成小人，书其姓名，顶其身心，咒其速死的一宗巫术。在唐代“压胜之术”是一种重罪。郭行真出入宫廷，冒着重罪的危险，利用道术为武则天服务，可见他与武则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另据《法苑珠林》卷六九载：“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家业卑贱，宿素寒门。亦薄解章醮，滥承供奉。敕令投龙，寻山采药。上托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并共京城道士，杂糅佛经，偷安道法。圣上鉴照知伪，付法，法官拷挞，苦楚方承。敕恩恕死，流配远州，所有妻财并没入官”[6]（卷55《破邪篇》“感应缘·妖乱惑众第四”条）。这里郭行真之所以能够以一名道士的身份“上托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应该主要还是因为他备受武则天宠信的结果。
和郭行真一样深受武则天崇信的还有道士朱钦遂。据《旧唐书》记载：“有道士朱钦遂为天后所使，驰传至都，所为横恣”。[7]（卷185·良吏上·韦机传）。道士朱钦遂之所以这样横行无忌，显然是因为他深受武则天崇信、庇护的结果。从这两个道士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在其早期是比较倾向的是道教而不是佛教。除了这两个道士的个人经历之外，当时武则天其他的一些做法也非常明显地显示了她倾向于道教的特点。如，上元元年（公元760）“天后（武则天）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7]（卷5《高宗下》），直接要求把道教的经典列入到朝廷的科举考试之中，其强烈崇道倾向由此可见一斑。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武则天后来所说的“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务广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门”的话，更像是武则天后来倾向于佛教之后，为了拉近和佛教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套话和客气之话。
二、武则天支持修建卢舍那大佛的真实原因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武则天早期并不倾向于佛教，但在修建卢舍那大佛的过程中她还是表示了自己鲜明支持的态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8]（卷73《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在卢舍那大佛修筑完成之后，还亲率文武大臣前往祝贺。既然武则天早期并不倾向于佛教，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力支持修筑卢舍那大佛呢？这与高宗早期倾向于佛教有很大关系。
唐朝以李姓立国，所以在开国之初，就把道教置于比较高崇的地位。无论是唐高祖李渊，还是唐太宗李世民都比较倾向于支持道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在晚年时期随着对佛教接触的增多，对佛教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于临去世前发出“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4]（卷9）的遗憾。
高宗在当太子登基之前，侍立太宗左右。随着太宗晚年对佛教接触的增多，高宗对佛教的接触也日益增多，对佛教的好感随之日益增加。所以高宗在即位之初一举改变道教地位独尊的做法，从显庆二年开始先后七次，召开佛道人士进行公开辩论。允许佛道人士进行公开的平等地进行辩论，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佛教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甚至到了可以和道教分庭抗礼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玄奘大师去世时，高宗发出“朕失国宝矣”的感慨。
在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修建“大慈恩寺”以资纪念，而在太宗皇帝去世后，高宗建“大奉先寺”来对父亲进行纪念，应该说是一个必然且合乎逻辑的一个选择。所以《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碑》中“大唐高宗天皇大帝所建也”铭文，十分清楚地表明大奉先寺是由高宗皇帝推动建立的。
虽然武则天和高宗发生矛盾时，有时可以改变高宗的决定，但高宗业已做出的决定，对武则天也会具有很大的制约和影响。以明堂的修建为例，据《旧唐书》记载：“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7]（卷22，志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明堂修建时高宗已经故去，但他生前修建明堂的心愿却仍有很大影响，甚至这种心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当时武则天修建明堂的一个旗帜和号召。如果说高宗去世后的一些决定仍对对武则天仍有很大影响的话，那么他在世时的一些决定对武则天的影响无疑会更大。这样，对于高宗在世时所做的修建以卢舍那大佛为核心的奉先寺的决定，不管武则天态度如何，对于当时最高统治者高宗业已做出的决定，武则天无疑都要做出坚决支持和拥护的姿态。
在卢舍那大佛修筑完成前夕，高宗病情加重，唐朝面临着最高权力的更替和交接。据《旧唐书》记载，在卢舍那大佛修建完成前夕，“（高宗）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8]本纪六《则天皇后纪》）。虽然高宗在开始逐渐把权力向武则天移交，但武则天的地位并不稳固。如上元三年（676年），“帝将下诏逊位於后，宰相郝处俊固谏，乃止”。[5]卷76《则天皇后传》）连当朝的宰相都反对武则天，说明武则天的地位很难说得上是稳固。在此情况下，对高宗业已做出的决定，武则天必须表示出坚定的支持和拥护，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高宗皇帝的化身，才能堵防众人攻击的口实，从而巩固已取得的权力，并进而摄取更多的权力。
不过，我们看到虽然武则天对卢舍那大佛的修筑表达了大力支持的态度，但这种支持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待商榷。在卢舍那大佛修筑时，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而在武则天登基后，决定修建白司马坂大佛像时，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则天又将造大像，用功数百万，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成之”[7]（卷93，《狄仁杰传》）。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募集资金来修建白司马坂大佛像。在修建白司马大佛像时，内史狄仁杰上书表示反对，但武则天“大像宜于白司马坂造为定，仍令春官尚书建安王攸宁充检校大像使”。[9]（卷49）狄仁杰和武则天同是山西人，是武则天最亲信的大臣之一。在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曾发出“朝堂空矣”的悲叹。就是这样一个亲信大臣的反对意见，也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武则天对修建卢舍那大佛支持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或者可以说，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竭力支持。
三、武则天对卢舍那大佛修建的影响
据《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载：“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导禅师、法海寺主惠简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8]（卷73《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从这几个人的身份和分工来看，司农寺卿韦机作为造像大使，是整个卢舍那大佛修建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旧唐书·韦机传》对韦机的生平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据《旧唐书》记载，韦机是一位颇受高宗知遇，被高宗大力提拔的官员。“会契苾何力东讨高丽，军众至檀州，而滦河泛涨，师不能进，供其资粮，数日不乏。何力全师还，以其事闻。高宗以为能，超拜司农少卿，兼知东都营田，甚见委遇。有宦者于苑中犯法，机杖而后奏。高宗嗟赏，赐绢数十疋，谓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烦奏也”。作为高宗的宠臣韦机在建筑方面具有比较突出的才能，他主持修建的上阳宫、洛河中桥等工程，受到很大人的赞赏“上元中，迁司农卿，检校园苑。造上阳宫，并移中桥从立德坊曲徙于长夏门街，时人称其省功便事”。应该说这样一个在建筑方面有突出才能的官员，是非常适合担任卢舍那大佛的修筑工作的。
上元初年间，在卢舍那大佛完工前期，韦机却由于和武则天发生矛盾，受到她的排挤和打击。“有道士朱钦遂为天后所使，驰传至都，所为横恣。机囚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称中宫驱使，依倚形势，臣恐亏损皇明，为祸患之渐。”高宗特发中使慰谕机，而钦遂配流边州，天后由是不悦。仪凤中，机坐家人犯盗，为宪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东都，至芳桂宫驿，召机，令白衣检校园苑。将复本官，为天后所挤而止，俄令检校司农少卿事，会卒”。[7]（卷185上，《韦机传》）
根据韦机的情况，无论是以他和高宗之间的关系，还是以他的个人才能，他都是修建卢舍那大佛的合适人选。可以说，韦机担任卢舍那大佛这个伟大工程的主持者，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卢舍那大佛修建完成的重要保证。但武则天的的做法却令人十分费解。卢舍那大佛完工时，武则天亲率文武大臣前往，表明了她对该工程的支持，但对这工程的实际主持者韦机却采取打击和排斥的态度。作为在建筑方面具有杰出才能的官员。武则天在韦机主持修建卢舍那大佛时期对他进行打击，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无疑会对卢舍那大佛的修筑工作造成迟缓和滞延。
上元元年，武则天进天后号，提出著名的施政“十二事”。在“建言十二事”中第五条，武则天专门提到“省功费力役”。[5]（卷76《则天皇后传》）卢舍那大佛无疑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这样，在卢舍那大佛尚未完工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分析武则天捐助三万脂粉钱修筑卢舍那大佛。似乎蕴含着这样的含义：一是通过私人捐资，不希望卢舍那大佛成为国家“省功费力役”新政之下的一个反面教材；二是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促使卢舍那大佛这个耗费国家“力役”的工程，尽快结束，不致于和国家“省功费力役”的新政继续抵触。
卢舍那大佛是大奉先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奉先寺则是高宗李治为唐太宗追福所建立的一个寺院，按照一般的常识，这么规模巨大的佛像，应该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寺院才能与之相匹配，但实际上大奉先寺的规模却并不是很大。据《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载：“调露元年(679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简召高僧行解兼备者二七人，阙即续添，创基主持范法、英律为上首。至二年(680年)正月十五日，大帝书额……”[8]（卷73《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大奉先寺的这个规模和大慈恩寺相比较两者之间差别更是悬殊，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阙仿给园，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樟栟榈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戊申皇大子又宣令曰，营慈恩寺，渐向毕功，轮奂将成，僧徒尚阙，伏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其新营道场，宜名大慈恩寺”[4]（卷7）。大奉先寺是高宗做皇帝时为父亲追福而建立的一个寺院，大慈恩寺是为高宗做太子时为母亲追福而建立的一个寺院。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的规模应该相差无几，甚至大奉先寺的规模还要大于大慈恩寺才符合常理，但史实却是相反。大奉先寺的这个规模说明，卢舍那大佛在修建后期，确实面临着资金不足，尽快完工的压力，以至于造成和它相配套的大奉先寺也不得不因为资金问题，而规模狭小，匆匆完工。
结语
武则天使一个十分复杂，且具有多重性格的历史人物。她的很多思想和作为相互矛盾，彼此抵触。武则天无疑是一个极度崇佛的人物，但在早期应该是比较倾向于道教的。她早期的这种宗教倾向造成她在卢舍那大佛的修建过程中，采取了表面上大力支持，而实际上却消极反对的态度。武则天对修建卢舍那大佛的这个态度，一方面造成修建卢舍那大佛进展迟缓，另一方面也造成以卢舍那大佛为中心的整个系列工程成为一个虎头蛇尾的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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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前沿》2009年8期
作者简介：曾谦（1972——），男（汉族），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洛阳市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2008A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