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是儒学的开山之举

 

　　[关键词]周公；洛阳，制礼作乐；儒学；周孔之教

 

　　礼乐文化是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的制度规定，是上层建筑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成分，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习俗。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使得礼乐文化粲然大备，为春秋晚期孔子创建儒家学说提供了基本资料，指示了基本思路，夯实了坚固基础。儒家学说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中华民族得以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做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追根溯源，周公最早发挥着作用。

 

　　一、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

 

　　周公姓姬名旦，是公元前11世纪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他受封的采邑“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是周太王古公亶父创业的根据地，故被称为周公、周公旦。周武王灭掉商朝，两年后病倒，又过两年去世。武王子周成王年幼，一说武王传位于周公，周公继任为王，一说周公摄政当国。周公当政七年，成王长大成人，周公还政于他，自己退居二线。

 

　　西周有镐京、成周两个都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成周即今河南洛阳市。周公是在哪个都城制礼作乐的？

 

　　西汉伏胜说：“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又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又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1]《礼记·明堂位》说：“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2]1088-1089《尚书·洛诰》说：周公摄政第七年十二月“戊辰，王（成王）在新邑”[3]。

 

　　营建雒邑（洛阳）为成周，是周武王的战略部署。武王去世后，周公负责勘测、规划，主持修建城垣、宫室。在雒邑建造的宫室，有太庙（周室先祖庙）、宗宫（周文王庙）、考宫（周武王庙）、路寝（周成王居所）、明堂（布政大厅）。周公营建雒邑，始于他摄政的第五年，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成周建成，周公迎成王来洛阳，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定鼎于郏鄏（洛阳）”。[4]宣公三年，671可见周公制礼作乐，是最终在洛阳完成的。

 

　　二、礼乐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记载稍微具体一些，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4]633-635这是说周公制定《周礼》，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礼仪的原则，是判定其道德操守好坏的标准；以道德操守来处理事情；以处理事情的业绩来计算功劳；以功劳大小来决定获取报酬的多寡。他制作《誓命》，认为践踏礼仪原则的就是贼，藏匿贼的就是窝主；窃取财物的就是盗，偷窃宝器的就是奸。有窝主的名声，利用奸人偷盗的宝器，这是大凶德。国家设有刑律，对这种罪人一向不予赦免，这在《九刑》中有所记载，要牢记不忘。

 

　　西周的礼制保存在《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中，号称《三礼》。《周礼》《仪礼》托名为周公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期。《礼记》是西汉人依据先秦旧籍编定的。《三礼》既然成书于周公之后，自然有很多周公以后的内容，但周公建立起“周礼”的基本框架，《三礼》是“周礼”的发展和发挥，更加具体化、细致化，同周公制定的“周礼”并非截然不同。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5]为政篇，21-22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5]八佾篇，28因此，从继承、发展的关系考虑，可参考《三礼》来窥测周公的制礼作乐，也可得知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对夏商两代礼乐的归纳和总结，更是改造和创新。

 

　　总体上说，周礼是指表示等级关系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包括道德的和法律的种种行为规范形式、典礼仪式，以及表示身份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等制度。周礼有五类：用于祭祀上天鬼神的“吉礼”，用于邦国丧葬的“凶礼”，用于朝聘往来的“宾礼”，用于和谐邦国的“军礼”，用于饮宴嫁娶的“嘉礼”。战国人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6]周礼确定了君臣、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亲疏关系，防止超越名分，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与礼乐的实施相配合的是刑法，上引《左传》即有周公关于“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的言论。西周礼制的原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曲礼上，91礼乐的实施排除了庶人，只实施于周天子和大大小小的贵族内部，这便需要确定贵族的级别和血缘关系，所以君位继承制、分封制、宗法制等必须明确起来。

 

　　王玉哲先生认为周公制礼作乐，首先是制定君位由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商朝的君位继承，大多为兄终弟及制。“一直到周初文王崩，长子伯邑考未立，而传位于伯邑考之弟武王发，武王崩，不传位于其子成王诵，而传位于其弟周公旦。这仍然是沿用兄终弟及的旧传统。后来周公旦称王时管叔等反周公，恐怕也是由于管叔是周公旦之兄，假如实行兄终弟及的继统法，武王崩后，继位的应是他，而不是周公。他继位的优先权被剥夺，可能是他发动叛乱的主要原因。周公称王七年，……平定‘三监’与武庚之乱，巩固了周王朝的基业。在营东都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轨道，周政权才站稳了脚跟，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正是在这个时候，周公却功成身退，断然还政于武王的嫡长子成王。从此以后，周的王位便都是由嫡长子继承，兄终弟及的痕迹不见了。可见周王朝继统法的改变是从周公以后开始的，所以，金景芳先生说：‘周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公的创造。’……嫡长子继承制推行后，王位由谁继承完全靠生理上自然的命定。王的儿子虽然很多，但规定必须长子，而且是摘长子，这就是说只有一人有资格继承王位。这个原则一定，避免了王室贵族间的矛盾，抑止了兄弟的争执，因而对贵族起到团结的作用，对王朝起到巩固的作用。”[7]需要强调的是，周公是在洛阳举办的还政成王的仪式，君位嫡长子继承制的确定，是在洛阳完成的。

 

　　“分封制是周代特有的政治制度”，“周公是分封制的制定者”。[8]上引伏胜“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云云，指的是周公在协助武王灭掉商朝，继而平定各地的叛乱之后，以“建侯卫”的方式来安置亲属、功臣和高级别归顺者。诸侯的分封不是同时任命完毕，有的诸侯是周公主持平定三监之乱后，在洛阳分封的。例如周公将三监封地今河南新乡地区，改封给自己的弟弟康叔，建立卫国。康叔赴任之际，周公在洛阳对他谆谆教导，史官记录为《康诰》一文。当时国都附近地区叫做王畿，由周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地区用来分封诸侯国，赋予它们拱卫、屏藩王室统治中心的职责。根据与王室的亲疏远近和封地大小，各封国分为不同的爵位和服等。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以定地位高低；服分甸侯绥要荒五等，以定贡赋轻重。每封一个侯国，周王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的土地和人民数量，以及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还有礼器、兵器、车马、旗服等等，叫做建国。诸侯在封国内握有兵刑钱谷全权，职位世代承袭。他们与周王室保持着臣属关系，要执行王室的命令，捍卫王室，缴纳贡赋，定期朝觐述职。诸侯在封国内有权力和责任封宗室和属下为卿大夫，授以土地、民众，其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再封宗室为士，封地称为食地。这样，就建立起王——诸侯——卿大夫——士的宝塔式统治体系。通过层层分封，王、诸侯、卿大夫、士之间严格的等级和隶属关系得以确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王权比夏商两代更为集中，对于巩固和扩大西周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是我国从方国林立走向专制集权的必要措施。

 

　　西周实行宗法制，是贵族等级制同政权等级制相结合的产物，实行于王、诸侯、卿大夫、士内部。宗法制规定了大宗和小宗，确定大宗才有继承权和主祭权，用来辨别后世子孙的亲疏尊卑。大宗和小宗，就是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前提下，为处理嫡长子及其嫡庶兄弟的关系而设的。周王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因而是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民，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世代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的诸兄弟则受封为诸侯，他们相对于嫡长子而言，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封国内又是大宗，其位也由自己的嫡长子继承。依此类推，诸侯的诸兄弟封为卿大夫，他们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宗族中又是大宗，士则成为小宗。大宗有权约束小宗，对同族有生杀大权。小宗必须服从大宗的调度，承担各种义务。宗法制只适用于同姓贵族内部。周人同姓不婚，就以婚姻关系联系异姓贵族。周天子称同姓诸侯的父辈为伯父叔父，异姓诸侯的父辈为伯舅叔舅。国家如同庞大的家族系统，形成族权和政权的结合。宗法制从表面来看是以血缘为主，实质则是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财产、权位的继承权。因此，宗法制既是贵族之间解决财产、权位继承或分配的一种制度，又是团结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加强王室和封国联系的手段。

 

　　“礼”和“乐”相提并论，乐配合礼，于人心潜移默化，于社会移风易俗。礼用来区别等级差异，乐用来调理和谐一致，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各类礼仪活动，必配以相应的乐曲歌舞。《诗经·周颂·武》是周公为庆典活动作的歌词。唐人孔颖达说：“《武》诗者，奏《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之时，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于庙奏之。”歌词曰：“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9]歌词大意是：武王多么伟大英武！煌煌功业，世间所无。文王的文德何等显著，为后代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武王继承父业一举灭商，禁止士兵滥杀无辜。您大功确定，光耀千古！

 

　　周公制定的礼乐，对各级贵族确定坐标，做出约束，防止他们超越名分，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当僭越行为出现时，局外人很自然地感到不安，发出感叹，予以警告。春秋初期，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其封邑“京”（河南荥阳东南）扩建城邑，规模大大超出礼制的规定。大夫祭仲觉察出他的不轨心迹，对郑庄公说：“都城（诸侯都邑）过百雉（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三）国（国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4]隐公元年，11-12春秋后期，大夫季氏原本只能在自己的庭院中举办“四佾”的舞蹈，即演员八人排列一行，一共四行，但他却僭越到天子级别的“八佾”，即一共八行。孔子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5]八佾篇，23

 

　　周公制礼作乐，对西周的稳定、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举不但标志着西周的国家体制走上了正轨，上层建筑初步完善，也标志着我国的早期国家上了一个新台阶。礼乐如此重要，必然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射御书数并称“六艺”。清人孙诒让评论说：“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10]后代王朝时期，无论祭祀、征伐以及其他政治、外交等国家大政，还是人们的起居请安、婚丧嫁娶、亲属交往、师生过从，无不遵循着由周礼发展而来的礼数。而且古代制定刑律，对犯法犯罪的处置，也渗透着周礼区分上下亲疏长幼尊卑的精神。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缺乏平等关系。礼乐稳定社会的作用，以各种人群安分守己为前提，必然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为代价。

 

　　三、周公是儒学的奠基人

 

　　春秋晚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主要讲“礼”和“仁”。“礼”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恢复礼治须从正名分开始，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杜绝超越名分和犯上作乱的现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实现礼治有赖于“仁”的提倡和发挥。仁是道德标准和修养功夫，“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颜渊篇，123，仁则“爱人”。[5]颜渊篇，131礼是仁的标准，是人的外在行为的准则；仁是礼的基础，是人的内在精神。礼和仁相统一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即“过犹不及”[5]先进篇，114，“和而不同”。[5]子路篇，141

 

　　孔子所讲的“礼”，就是周公制定的礼乐。他特别崇拜周公，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5]述而篇，67为憾。孔子痴迷周礼，赞同周礼，认为周礼以夏商两代的礼仪为基础发展而来，内容丰富，多姿多彩（“郁郁乎文哉”），甚至特地来洛阳向老聃“问礼”。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从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孝友伦理等思想发展而来的。《尚书·君奭》是周公在洛阳还政成王后，对召公奭的答词，勉励他和自己同心同德，辅佐成王，其中说道：“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3]含义是：让我们共同谨慎地看看商朝灭亡的大祸，警惕上天将同样的惩罚降在我们身上。《尚书·无逸》是周公在洛阳还政成王后，告诫他的言辞，勉励他勤勉国事，戒除享乐，像文王一样“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3]含义是：像文王那样和悦柔顺，仁慈恭敬，关怀保护黎民百姓，普遍施恩，连鳏寡孤独都不遗漏。《尚书·康诰》是周公在洛阳告诫自己即将赴任的弟弟康叔的言辞，让他到了卫地，处理政务效法文王“明德慎罚”（崇尚德化，慎用刑罚），指出“不孝不友”危害的是自己的父亲、兄弟，其恶劣程度超过危害外人的“元恶大憝”[3]（大凶大恶），因而应该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尚书·酒诰》是周公在洛阳对康叔所做的指示，让他在卫地全面戒酒，其中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3]这是赞扬商朝的早期国君成汤非常圣明，上畏天命，下惧百姓，施行德政，保持恭敬。周公让康叔向商汤学习。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从周公这里汲取的思想资料，周公当然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制礼作乐是儒家学说的开山之举，河洛大地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儒学一直号称“周孔之教”。东汉张衡《归田赋》说：“咏周孔之图书。”[11]西晋阮籍《大人先生传》说：“诵周孔之遗训。”[12]十六国时期释道恒《释驳论》说：“周孔之教。”[13]唐太宗也说：“周孔之教。”[14]南朝佛教徒法云和唐初佛教徒法琳攻击儒学，都说：“义经丘（孔丘）而未晓”，“理涉旦（周公旦）而犹昏”。[15]儒家经典起初只有五经（不包括已佚的《乐经》），唐代扩大为九经、十二经，南宋将《孟子》由子书拉入经书中，明代才有了十三经的称谓。这样，儒学便被称为“孔孟之道”了。“孔孟之道”的称谓后来居上，“周孔之教”的称谓反倒掩而不彰了。其间的委曲，应该予以辨析、廓清。其实，对于儒学来说，周公起着先导、启发的作用，孟子起着发挥、阐释的作用，周公的作用要比孟子大得多。

 

　　参考文献

 

　　[1][西汉]伏胜。尚书大传，卷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1919。

 

　　[2][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88-1089。

 

　　[3][西汉]（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五[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94。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清]王先谦解。荀子集解，卷六，富国篇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8。

 

　　[7]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42-543。

 

　　[8]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82。

 

　　[9][东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十九之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76-1577。

 

　　[10][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1。

 

　　[11][东汉]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45。

 

　　[12][西晋]阮籍。阮籍集，卷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4。

 

　　[13][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96。

 

　　[14][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95。

 

　　[1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五，法云传，卷二十四，法琳传[M]。[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64。637。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