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從夏、商、周三代的歷史狀況及實際勢力所及可知，司馬遷所說的“河洛”，是泛指以嵩山、洛陽為中心的“河南”、“河內”、“河東”諸地區，它包括了北及晉南冀中、西至關中、南達漢水、東到魯西江淮這樣一個范圍比較廣闊的地域。這片廣袤的沃土是中華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地之一，也是中華文明誕生的源頭之地，因此，一般談及華夏民族，追溯中華遠古文明，都要談到“河洛”，正所謂“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這種“煌煌祖宗業”的河洛文化產生於夏商，成熟於周，發達於漢、魏、唐、宋，傳承於其后歷代，貫穿中國整個封建社會。
中國是一個地域文化多元的國家。河洛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和吳越、荊楚、湖湘、閩粵、巴蜀、隴右等地域文化相比，其產生、發展有許多相近和相同之處。但由於“河洛”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氣候適宜，農業發達，夏商周漢唐宋等歷代王朝都在這裡建都，這種特殊的區位優勢及強大的政治優勢，就使得河洛文化與上述各地域文化相比又有很突出、很明顯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不同就是河洛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長期處於主干、主導與核心地位。
一、河洛文化不僅僅是河洛先民創造的，也是集各地域文化之大成而形成的，因而長期處於發達與領先地位。夏商周三代及其后，河洛先民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多領域中誕生了一大批精英，其代表人物如夏禹、伊尹、傅說、姜尚、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子產、申不害、韓非、吳起、鬼谷子、蘇秦、鄧析、公孫衍等，他們對中國早期的儒、道、法、兵、墨、名、縱橫等河洛文化流派的形成起到開創與奠基的作用。與此同時，其他地域文化的早期創始者，如孔子、管子等對河洛文化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孔子不僅問禮於洛，而且率弟子游學於河洛各地，為河洛文化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文化因子，如他的國家一統思想、仁德為政思想、孝悌倫理思想、重農抑商思想等。對周邊地域的文化，河洛地區的學術流派也不斷地吸收，不斷地揚棄，從而使自身日臻完善與成熟。河洛文化的這種開放性、包融性是其發達與處於領先地位的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河洛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之功，不僅在河洛先民，也是不同地域文化滋育之結果。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諸子在問學、游學和接受河洛文化影響的過程中也受到很大的啟迪，大量吸收了河洛文化的先進內涵，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學說和學派。還以孔子為例，孔子早期之學，隻是偏於一隅的齊魯一派，尚不系統，更不成熟，經過中原的問禮，大量吸收周朝先王之遺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才逐步發育成“儒學”。孔子等賢哲對周文化的肯定、吸收與傳播，則進一步擴大和張揚了河洛文化。
二、河洛文化由於受政治勢力的推崇，長期處於強勢地位，具有極大的輻射力。自“禹都陽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陽”之后，漢、唐至宋，十數個王朝都在河洛地區立國建都，河洛地區由此長期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河洛文化也由此成為強勢文化。河洛文化為政治力量所推行有多種形式，其中力度最大、效果最顯著的有兩種：一是統治者把河洛文化作為官方文化用制度安排的方式加以固化，要求朝野奉行，成為鞏固政權和加強國家管理的支撐。周公在洛陽的“制禮作樂”，把傳統的河洛文化規范化、法制化，從而奠定了河洛文化作為官方文化的基礎，加之孔子的稱贊、推崇和理論化，河洛文化在秦漢以后的正統地位就更加牢固。二是用行政的手段大力向全國進行普及。在文化傳承中，“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但周文化最強。周朝建立之后，加強了分封制，數百年間，不斷把大批在河洛地區成長並深諳周禮的人分封到全國各地，這些人不僅帶去了先進的河洛文化，還一而再地不斷進行“改制”，從而使“東夷”、“西戎”、“苗蠻”各部族華夏化。如周公東征獲勝后，其子伯禽被周封為魯公，伯禽就國魯地后很快就著手“變其俗，革其禮”。呂尚就任齊后，更是軟硬兼施，不遺余力地推行周制。即使如周景王的長庶子王子朝與敬王爭奪嗣承權失敗后逃往楚國，為了以后的發展，逃亡時還不忘周朝的文化———“奉典籍以奔楚”，為楚國推行河洛文化創造了便利。至於周成王之弟叔虞分封於唐（晉）、召公分封於燕，實行了“啟以夏政，強以戎索”之策，這一政策的制定和實行本身就是河洛文化包容大度之風的結果，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得河洛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在當地得到大力的普及。明於此，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秦漢時能在不長的時間內很快地由車同軌、書同文而實現了文化的大統一———周代的基礎性工作功不可沒。
三、“經”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個獨特個性，士人的信奉與張揚，使其地位得到不斷地鞏固。當遼闊的南苗、東夷、西戎、北胡還處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由於經濟的發達，河洛地區率先進入奴隸制社會，從而結束了社會的“部落”或“邦”形式，建立了中國最早的國家———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禹都陽城”，在毫無經驗可借鑒的情況下，創造了華夏國家形態的原生形態，對社會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之后，在河洛地區出現了更為成熟的文字、城市、禮制和青銅器，標志著河洛文明已經達到全新的階段。考古証明，作為服務於國家統治的各種文化，如禮、樂、歷法等典章制度，在夏代都已基本具備。殷承夏制，周因殷禮，至周朝時不僅更加完備，也更加自覺，突出表現在理論上的驚人建樹———從國家機構設置和職能的劃分、從確立王制到對庶民的管理與教育、從人的思維方式到處世態度、從生產生活到人的思想信仰等，形成了眾多的各具特色的典冊和對典籍的闡述，如《書》、《禮》、《易》、《樂》、《詩》、《春秋》等。由於這些典籍的官方化、權威性、規范性，不僅受到統治者的尊崇與推行，更為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階層所張揚，或為其傳，或為其疏，自漢代起更是一直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人們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修之“經”。河洛文化中的這種“經”文化特點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沒有的﹔河洛文化中“經”的地位的確立，使其在封建社會中長期處於“正統”、主流的地位更加鞏固與穩定，這也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沒有的。河洛文化從其形成、發展到日臻成熟和強大，是一個不斷向上的興盛過程，以至其在時間上影響整個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空間上傳承和影響了大一統的整個中國各地域，這種隻有不斷發展壯大而從沒有式微的現象，也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沒有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