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之地，素来被称为“王者之里”，河洛文化有海纳百川、从容大气之美誉，河洛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绚丽多彩，魅力无穷。
河洛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黄帝时代河洛一带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虞夏之际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地区，夏朝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学校，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商代教育出现了学制的萌芽，西周创“成周”学制，在王城所设学校分为国学、乡学两类，大学、小学两级，国学则“五学并举”，其中太学即辟雍为最尊。三代的教育的特征是宗教、政治、文化教育三位一体，学在官府，君师并称，官师不分。及至东周，洛阳依然是天下的文化教育中心，仍有宫廷学校，而且图书事业兴起，老子掌管东周王室典籍，尽管王室衰微，但东周文化兴盛，之后周王室文化扩散、下移，促进了各国私学的勃兴，诸子百家的形成，河洛文化是孕育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的沃土。
东汉定都洛阳，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修建太学。太学在管理和教学等方面已完全规范化，太学生经常多达三万余人。东汉太学不仅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而且对洛阳的影响非常深远。东汉经学大师辈出，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
曹魏承汉，西晋又增设创办国子学，国子学之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和太学，是中国中央管理学务机构之滥觞。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习汉文化，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史称“学业大盛”、“斯文郁都”。隋唐鼎盛，科举日盛，东都洛阳各种学校林立，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还有教坊和许多书院。宋代洛阳号称西京，嵩阳书院名人、学者荟萃，高才俊德之士云集，该书院遂成为我国四大名书院之一。
河洛沃土孕育了河洛学校的兴旺发达，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教育家。黄帝、仓颉尚待考证。最早的家庭教师伊尹，“汤之于伊尹，学然后臣之”，为了教育商王太甲，著有《太甲》、《咸有一德》等文章。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阳制礼作乐，创制典章制度，被后世儒家崇为儒宗，拜为先圣。东周柱下史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行不言之教”，“道法自然”的教育思想，独辟蹊径，慧眼独具，其思想实属我国教育思想史上一块尚未挖掘的圣地。西汉洛阳才子贾谊，主张教育治国，是教育国本思想的倡导者。东汉女教育家班昭，在洛阳从事宫廷教育，著《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专为子女著述的家庭教育课本。唐代大文豪韩愈，今河南孟县人，一生酷爱教育，著有《师说》、《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等文，他所提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著名主张，为后世传承、颂扬。宋代洛阳人程颐、程颢创理学于伊洛，布道统于西京。当时洛阳群贤毕集，肩随踵接。嵩阳书院，学者名人，授徒讲学，蔚然成风。程颢于洛讲学十年，弟子有“如坐春风”之誉；程颐在洛讲学达三十余年，弟子遍河洛。二程的一生是理学家的一生，是教育家的一生。他们以传道讲学为己任，以育天下英才为快乐，伊洛流域洒满了他们的足迹。士子从其学者，不绝于学馆教舍，“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即是程颐的“四传弟子”。“程门立雪”传为千古尊师佳话。二程的教育理念独到，所谓“格物穷理”、“人要明理”；教学方法灵活，所谓“孔子教人，各因其材”等主张，流芳百世，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从夏商至北宋，三千余年间，河洛教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遥遥领先，可谓河洛文化独领风骚，河洛教育一枝独秀。
发表于《洛阳日报·花会特刊》2003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