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洛墓刻拾零》编纂得失看新出土石刻文献的整理]
毛阳光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洛文化中心 471022 河南洛阳）
摘要：赵君平等编辑的《河洛墓刻拾零》收录了编者十余年苦心搜集的洛阳墓志碑刻资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洛阳新出土的唐代墓志，许多墓志已经流散各地。这些墓志资料许多涉及到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史料价值极高。但该书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定名不准确、收入旧墓志以及翻刻墓志，而且书中石刻墓志出土及收藏讯息比较粗疏等问题。对于新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应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和细致的态度来完成。
关键词：洛阳； 墓志； 河洛墓刻拾零
On Compiling for New Unearthed Carved StoneLiterature from Success and Failure
of HeLuoMuKeShiLing’sCompiling
Abstract: HeLuoMuKeShiLingincludes epitaphs of tombstones which were lately unearthened in Luoyang.Nowmany tombstones have already flowed awa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epitaphsof tombstones concer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in Chinese old times,whichhave very high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But compiling of the book also hasmany mistakes,including mistaken naming,published old epitaphs,etc.Especially,there are many mistakes about time and location of unearthedtombstones.So new carved stone literature should be compiled by scientificmethod and careful attitude.
Keywords: Luoyang； epitaph； HeLuoMuKeShiLing
20世纪以来，甲骨、简牍、敦煌文书、墓志石刻等新史料的出现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其中河南洛阳地区古代墓志的大量出土为中古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极大地推进了魏晋隋唐历史的深入研究。作为九朝古都的洛阳周边的邙山、万安山都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茔域，因而墓志石刻出土数量甚多。这些石刻墓志资料先后被学者编辑为《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千唐志斋藏志》、《曲石精庐藏唐墓志》、《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洛阳新获墓志》。] 进入20世纪90年代，洛阳地区墓志的出土数量更为惊人。其中一些墓志被地方高校文博单位征集收藏，先后出版了《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三（千唐志斋卷）》等。] 但是还有大量的新出土石刻墓志流散在民间，而这引起了一些地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搜集和整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赵君平、赵文成编辑的《河洛墓刻拾零》（以下称《拾零》）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该书将近年来洛阳地区新出土的历代石刻墓志资料尽事蒐集，蔚为大观。［1］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罗新《新出土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一方面认可该书收录的大量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墓志，同时对该书草率的墓志说明感到不满，指出该书“不是学术著作”。［2］随后罗炤《学术问题应出语谨慎》对前引罗文对该书的质疑提出了反驳。并对《拾零》编者整理出土文献的辛劳给予高度评价。［3］近来王素、任昉又发表了《读〈河洛墓刻拾零〉断想》一文，详细论述本书所收拓片资料的价值、拓片整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给予《拾零》较高评价。［4］而《拾零》还获得了2007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那么，为什么学术界对《拾零》有大相径庭的评价，该书到底有怎样的优点和不足呢？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长期关注洛阳古代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在使用该书中的新出土石刻墓志资料时也对本书的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产生一些看法。在此不揣浅陋，略申芹献之论。
从本书收入的石刻拓片资料来看：拓片资料非常新。本书共收录洛阳出土从东汉至清代的历代碑志拓片509种。根据笔者的统计，绝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洛阳新出土的石刻墓志资料，其中约10方墓志石刻出土于民国时期，130余方已经在2005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8辑）中录文刊布，［5］19方墓志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其余石刻墓志多是首次向学界刊布。
而且，本书所收墓志史料价值极高。关于本书所收石刻墓志的价值，编者在前言中已经有详尽的论述，王素、任昉前引文对本书北朝石刻的价值也有较为详细的阐释，笔者长期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而主要从本书所收唐代石刻史料的价值方面略作补充。
本书所收唐代墓志石刻极多，达424种。所收墓志涉及唐代的官员、文人、妇女、僧道、宦官、外国移民等，对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大有裨益。本书收录大量唐代各级官员的墓志，其中不乏高官，如二五四《徐峤墓志》（二五四是《拾零》所收石刻墓志的编号，下同）、三〇一《李适之墓志》、一六一《傅游艺墓志》等，多可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如玄宗时期中书舍人徐峤，《新唐书》卷一九九列传仅50余字，而《徐峤墓志》则洋洋洒洒1600余字，其开元间仕宦政绩于正史多有补充。再如《李适之墓志》志主是唐玄宗时名相，撰文是玄、肃两朝宰相房琯。而新旧《唐书》中本传也非常简略。而墓志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其生平情况，所载李适之仕宦情况，如在洛阳修建石堤，与李林甫的矛盾多与史书相印证，而墓志记载的李适之娶孤女报恩的轶事也可补史书之阙。
而书中所收许多唐代中下级官员的墓志资料对于了解唐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重大。三二〇《裴友让墓志》记载其在至德年间任成都犀浦县令，“属玄宗访道于蜀，蜀京南营兵卒暴散。万人以凶，六军乍惊。公僩然起陴，驱我部署。端立阙下，将环皇宫。”此事唐代史料失载，可补文献之阙。再如二一五《张之辅墓志》中记载其在沧州刺史任上“属濒海水灾，连□粟贵。人负子，舟乘城。公以奏报历时，幼艾蒙袂。请以一身之罪，庶解万人之悬，乃开仓救之，飞章列之。”涉及到唐代的灾情奏报制度和地方救灾。三九〇《夏侯升墓志》记载他贞元中在徐州张建封幕府时，“时水旱作沴，连帅以军食不足为忧，询诸府寮，蔑有对者。公曰欲实仓箱，莫先播植，请为君决汴河，灌蕲泽，壅陂水，涨陴湖。芟薙繁芜，莳植秔稻。……是岁，阔地三千余顷，当秋获稻二十万余斛。又募市人善贾者，署以显职，俾之贸迁贿货，交易有无。并领榷酤，埏埴陶冶务。二纪之间，约获利五百万余贯，十万全师，无衣食之虞。”对于研究唐后期藩镇财政颇有意义。而二三〇《寇随墓志》记载“顷以咸京不年，河陕通运，国命泛舟之役，公奉坐棠之举。储供允备，考最推先。”三八六《崔逢墓志》记载德宗贞元年间，“关中无岁，督郡县米以苏毂下”，盐铁院从事崔逢“亲统卅万斛，尅日而至。千里犹咫，急湍如夷。”这些都有助于唐代后期漕运的研究。
在《拾零》前言中，编者详细介绍了本书收录的关涉唐代文学和文人的墓志。这里值得关注的还有二三五《邢巨墓志》，志主是唐中期著名的文人，《旧唐书》卷一九〇《贺知章传》之后，这样记载：“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仅寥寥数语。《册府元龟》、《唐会要》也只有其登科情况的简单记载，因而清人编纂的《全唐文》作者小传中对其介绍也是只言片语。而由萧昕撰写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这位文人的生平、科举、仕宦、卒葬等情况。中唐诗人刘复相关史料非常少，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九中收入其诗作数篇，小传云“复，登大历进士第，尝为水部员外郎，为石洪父平墓铭。”［6］而《拾零》三四六《刘复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位中唐诗人的籍贯、家世、仕宦经历、生平学术，以及与李白、王昌龄等人交游等情况。另外，四四九《刘干墓志》记载了晚唐文人刘干的生平科第、仕宦以及其《进声录》、《切韵》、《通纂通例》等著述，而《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仅著录《刘干诗》一卷。这些都为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资料。
本书中还收入了多方唐代洛阳粟特人的资料，这对于研究唐代中原地区的粟特人多有裨益。如一〇三《康老师墓志》记载了其曾祖是中亚康国国王第九子，在北周时期作为质子来到长安。此后，康老师居住在洛阳，并和同为粟特人的史氏通婚。二八七《康仙昂墓志》记载了这位粟特人后裔在唐各地军府任职，最终在东都洛阳担任省城使的经历，省城使之使职史料中未见。二九三《康韶妻赵夫人墓志》记载康韶是开封人，居住在长安，葬于洛阳，娶妻赵氏。这些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洛阳外国移民的迁移、汉地生活与汉化都很有意义。
书中还收入了一方洛阳唐代宦官的墓志，二八六《来义晖墓志》记载了志主在开元二十一年（733）扈从玄宗到东都洛阳，二十四年玄宗离开东都时擢其为东京大内留后及上阳宫等使，负责洛阳宫城和上阳宫事务。而东京大内留后使一职在唐代文献中是首次出现，值得关注。另外，本书收入的大量唐代妇女和僧道的墓志也对唐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本书收入的五代和宋代墓志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如四八〇《牛存节墓志》详细记载其生平仕宦、战阵等情况，能够和《旧五代史》中《梁书·牛存节传》所载史事相印证。而许多亦能补正史之阙、误，如牛存节的字，《旧五代史》作“赞贞”，而墓志作“赞臣”，且和早年出土的其子牛知业墓志相吻合。［7］另外，牛存节殁后梁朝赠谥号“威贞”，丧事的扈理，牛存节的子嗣，牛存节与其子牛知业坟茔的迁葬，《旧五代史》皆无记载。这亦可补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牛存节传》之阙。［8］四八一《雷景从墓志》志主《旧五代史》无传而墓志详细记载其在后梁征战经历，多可补旧史之阙。而四九四《張庚墓志》、四九三《沈邈墓志》志主之名虽《宋史》不彰，然其地方仕宦经历多关涉宋代地方经济、军事、法制，且二人都曾在陕西地区任职，都参与防御西夏元昊的战事。而《张庚墓志》作者是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安国文章传世甚少，更凸显墓志的文献价值。
还应当指出：这部书资料搜集相当不易，和其他几部由高校文博单位出版的图录书不同，本书是编者利用多年来辛苦搜集而来的拓片资料编订而成。从著录墓志的讯息来看，《拾零》中的许多墓志都是被盗掘出土的，之后就被辗转倒卖。根据笔者的统计，《拾零》中收录的509件墓志石刻中，132件目前在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62件被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征集，少量墓志在千唐志斋、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理工学院、洛阳文物商店以及孟津文物局等文博单位。余下的相当一部分被当地爱好者、古玩商收藏，还有一些被卖到郑州、北京、上海等地，更有许多下落不明，令人扼腕。这些珍贵的墓志一旦落入私人手中，何时重见天日就遥遥无期了。因此，将这些拓片资料及时整理刊布就非常必要了。因而这些流散墓志的拓片就成为目前史学研究所凭藉的重要的资料，一些史料价值颇高的拓片资料仅见于该书。通过厚厚两巨册图录，编者孜孜以求的勤奋跃然纸面。
王素、任昉在前引文中曾慨叹本书收入了大量已经被洛阳地方文博和高校各单位征集的墓志的拓片资料，提出了新出土石刻文献首发权的问题。从长期从事文献征集和整理角度的专家而言，两位先生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新资料当然应该由征集单位整理刊布。然而，据笔者的了解，近几年新出土的许多墓志在倒卖过程中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拓片出售，拓片和墓志原石相比价格自然较低，关注和购买的人也较多。许多墓志在大量拓片出售之后才被再次卖出。其中一些墓志被公立机构征集和珍藏，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但还有许多墓志落入私人收藏家和爱好者手中，何时再出现都未可知。因而，编者在编纂本书的时候并无法预知这些石刻原石被卖到何方、何人手中，而本书中相当数量的墓志原石的确也是下落不明。因而，先将手中的拓片资料刊布也是无可奈何之举，编者保存文献资料的初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当然，由于本书所收石刻拓本数量大，编者以一己之力难以面面俱到。因而本书的编纂上存在着许多疏忽和不足，因而问题也比较多。
首先，一些墓志的定名存在问题和疏误，这一点前引王素文章中已经指出一些，笔者这里再补充数条。如三一八《唐卢日超墓志并盖》，墓志盖和墓志不匹配，并非一人。志盖为“大唐故卢府君墓志铭”，而从墓志内容上看，此公并不姓卢。墓志提到志主是荥阳开封人，其曾祖为祖玄，任国子司业；祖珝，尚书库部员外郎。而洛阳过去出土的《郑齐丘墓志》记载“祖祖玄，国子司业、太子右谕德，昭崇两馆学士。父珝，尚书库部员外郎，皆人誉也。”且郑齐丘也荥阳开封人。［9］另外，洛阳还出土有这个家族其他成员的墓志，如《郑齐闵墓志》和《郑齐望墓志》都记载其祖为尚书右丞郑祖玄，且郑齐望之父也曾任尚书库部员外郎，则郑齐丘、郑齐望都是志主的伯父或叔父，因而此墓志志主姓郑，当是郑日超。［10］书中卢姓志盖当另有墓志。三七〇《唐刘君妻李智玄墓志》根据墓志内容“夫人讳智玄寂”，名称当是《唐刘君妻李智玄寂墓志》。四五二《唐乐映室石诗》定名也有误，该志是志主自撰，首题是“唐乐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诗自序”，没有明确说明志主的姓氏。编者草率地取“乐知君”中的“乐”作为志主的姓氏，因墓志中记载志主“名映”，这样该志志主就被定为乐映。实际上，该志1997年10月出土于洛阳伊川彭婆镇许营村北万安山南麓，经过李献奇的研究，墓志中的乐知君是皇甫映的自谥，因此该志名称应是《唐皇甫映室石诗》。［11］编者对洛阳墓志出土以及研究情况失察，导致了定名的错误。四八五《周（門+弁 笔者注：内外结构）钦裕墓志并盖》，（門+弁）实际上是关（關）的异体字，应为《周关钦裕墓志并盖》。另外，四九〇《宋石中立墓志并盖》，细审墓志内容，志主是石中立之子石从简，因此定名应为《宋石从简墓志并盖》。
编者在收录墓志时由于疏漏，个别非洛阳出土的墓志也被收录。如四十《齐乞伏保达墓志》建国前出土于安阳，并非洛阳地区出土，且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册中已有著录，收入本书并非恰当。［12］（P20-21）四七三《李叔沙与妻安夫人合葬墓志》记载夫妇二人中和二年（882）七月葬于府城西南郭村，而题录则记载该墓志是在洛阳孟津县送庄乡西岭头村出土。即便这里的府城指的是河南府的话，墓志中的“府城西南”即其出土地也不可能是孟津。而笔者所见唐墓志中出现府城频率最高的是出土于山西省长治地区的唐墓志，府城指的是唐代的潞州都督府州城。而近年来山西长治出土的唐墓志大量流入洛阳市场。因而这方墓志是山西地区出土的墓志，而非洛阳孟津出土。
由于作者疏于检索，本书还收入了不少早已出土的旧志拓片。这一点王素先生前引文已经指出，这里再做补充。如一《汉都乡水利客舍约束石券碑》载出土时间不详，其实《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册已有著录，名称为《张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并明确记载出土时间是民国十四年（1925）出土。［12］（P32）五《晋中郎残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也已著录，名称是《王君残墓志》。［12］（P51）九七《康磨伽墓志》于建国前出土且拓片残破，而该墓志拓片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中皆有著录，最近的著录见于《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这几处著录拓片质量远在本书之上。［13］另外，四九六《王尚恭墓志》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5册中也有著录。［12］（P159）类似这样的墓志拓片收入本书殊无必要。
另外，由于近年来墓志的文物价值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墓志的收藏颇为流行。因而一些翻刻和伪刻墓志在洛阳地区大量出现，本书也偶有翻刻品窜入。如三一二《唐薛郑宾墓志》就是一方明显的翻刻墓志，翻刻者在志边故意敲击出残泐的痕迹以表明墓志的老旧，作伪痕迹非常明显。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在每方墓志拓本之下都记载了墓志的尺寸，埋葬的时间以及撰书者等情况，并且还记录了墓志的出土地点、时间以及去向情况，这本是好事。但由于许多墓志出土情况是编者在民间调查中从传闻中所得的，而这些墓志本身多数又是盗掘出土，多次倒手，盗墓者以及古玩商隐晦其辞，因而许多墓志出土地点、时间的记载不够确切和完备，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这在使用时必须慎重对待。笔者这里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拾零》中所收入的许多墓志都被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以下简称文物二队）、千唐志斋等文博单位收藏征集，尤其是文物二队征集的墓志经过该队乔栋、李献奇近十年的编订，其成果《洛阳新获墓志续编》（以下称《续编》）在200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4］而将《续编》中的墓志出土地点以及征集记录与《拾零》的记录比勘，就会发现《拾零》中许多墓志出土的时间和地点的记载是有误的。以下略举数例：
八六《李胡墓志》，《拾遗》记载该志2002年出土于洛阳孟津，而《续编》记载该志出土于洛阳孟津董村，1998年2月即被文物二队征集。［14］（P338）
一〇三《康老师墓志》，《拾遗》记载该志2000年出土于孟津县。而《续编》记载该志出土于孟津朝阳镇南陈村西，1997年6月已经被文物二队征集。［14］（P344）
二七五《徐恽墓志》，《拾遗》记载该志1999年出土于伊川县万安山，但真实的情况是：该墓志出土于伊川县彭婆乡徐营村北，早在1998年8月就被文物二队收藏。［14］（P413）李献奇、周铮还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15］
三二七《卢嵒墓志》，《拾遗》记载“1998年冬，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万安山出土”，但据《续编》记载该墓志出土于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1998年4月25日被文物二队征集。［14］（P437）
三五〇《崔霸墓志》，《拾遗》记载1996年出土于洛阳孟津县。《续编》记载该墓志出土于洛阳市北郊徐家沟，1998年2月被文物二队征集。［14］（P445）
三八〇《崔君夫人李氏墓志》与三八六《崔逢墓志》本是一对夫妻志，但《拾遗》记载前者1998年出土于伊川万安山，后者2000年洛阳伊川县出土。而《续编》记载后者出土于洛阳龙门镇北沟村，两者都是在1998年8月3日被文物二队征集的。［14］P462）
三八九《萧徵墓志》，《拾遗》记载2000年洛阳伊川县万安山。《续编》记载洛阳伊川彭婆乡许营村北出土，1997年11月18日文物二队征集。［14］（P464）
四〇一《崔鉥墓志》，《拾遗》记载该志1999年出土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但《续编》记载该志在1997年11月就被文物二队征集。［14］P470）
四四四《皇甫炜夫人白氏墓志》记载该志1998年冬出土于洛阳伊川县。然《续编》记载该志在1997年10月在伊川彭婆乡许营北出土，后被文物二队征集。［14］P500）该队李献奇先生还发表了相关考证论文。［16］很明显，《拾零》编者在编纂此资料的时候没有经过认真的审核。
四五二《唐乐映室石诗》，《拾零》记载1999年出土于洛阳。而该志1997年10月出土于洛阳伊川彭婆镇许营村北万安山南麓，洛阳文物二队李献奇还进行了相关研究，［11］并收入了《续编》一书。［14］（P505）
另外，四〇九《李鷾墓志》，《拾遗》记载此志是在2003年夏在伊川县万安山南原出土，之后被外地人购去。实际上此志在2002年3月出土于伊川彭婆乡东牛庄村东北，其年3月被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征集。［17］
类似记载的错误在《拾零》中还很多，笔者不再赘举。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续编》对于墓志出土时间以及地点相关讯息的记载比《拾零》更为详尽和可信。因而可见，《拾零》编者在查访墓志相关讯息时态度并不严谨。尤其是前引一些墓志，本身出土甚早，已经被洛阳文博单位征集，有关专家对其进行了研究撰写了相关论文，出土地点明确。但编者疏于检索，将其作为新出土墓志收入，并且记载了错误的出土和收藏信息。作为洛阳地方的学者，如果编辑工作再细致一些，这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有些情况下，编者并不知道具体的出土地点，但为了使相关资料完整，就草率地以墓志上记载的葬地来揣测墓志出土地点，这样有时也会出问题。如三一九《萧安亲墓志》，本书记载1998年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然而据《续编》记载该墓志“洛阳市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出土，洛阳市第二文物队藏石”。［14］P434两种记载南辕北辙，那么，到底哪一种正确呢？根据墓志铭记载：萧安亲卒后葬于“兹山之侧”，其妻王氏在大历七年（772）卒后。其子萧敷将萧安亲父亲萧浮丘、母亲王氏的棺椁从邙山之旧茔迁到“兹山”，然后萧浮丘夫妇和萧安亲夫妇都合葬在这里。那么，墓志铭中的“兹山”又在哪里呢？铭文曰：“伊水潺湲，兹山岑崟”，则兹山在伊水一侧，则当是洛阳城南万安山附近地区，这样，第二种记载才是正确的。编者注意到了墓志中“邙山之旧茔”，就想当然认为该墓志出土于今天孟津地区，但却忽略了是指萧安亲父母的灵柩自洛阳城北邙山旧茔迁出到城南的万安山，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错误。
最后，笔者还想就墓志资料的刊布和出版谈谈自己的看法。目前墓志资料的整理出版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录文汇编，如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1—9辑）都是组织学者直接将拓片释读，只将整理后的录文刊布而不附图版，也不记载墓志相关讯息。这样的优点是现成的录文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而且由于省去了图版也使得书籍的成本降低，价廉物美。但如果编者在录文释读中出现错误，读者无法利用图版辨别其正误；另一种整理方式是将图版直接刊布，不做录文整理，将此工作交给读者。如《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千唐志斋藏志》、《曲石精庐藏唐志》等，这样可以直观的将拓片资料展示给读者，但缺陷是拓片本身模糊不清，抑或墓志尺寸过大都会导致无法正常释读图版文字，不便于研究者的使用和研究；第三类整理方式则是既刊布拓本图版以及详细数据，同时也刊布经过整理的墓志录文。这其中如中国文物研究所编辑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洛阳文物二队主编的《洛阳新获墓志》等书，此类书内容完备，图文并茂，极便读者使用。
本书的编纂就属于第二类，只刊布拓本图版，因而问题也和前面一样。书中许多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墓志，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磨损和漫漶；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拓片尺寸过大、字数多，而图书制版又有所限制，这都导致本书许多图版不够清晰，这样拓片就无法顺利释读和正常使用，使得本书拓片史料价值的利用大打折扣。如一〇一《高真行墓志》、二一〇《李释子墓志》、二二四《柳泽墓志》、八八《张胫墓志》、一〇六《胡贞范墓志》、二三五《邢巨墓志》、一〇四《韦师墓志》、二七七《程玄封墓志》、三八八《何抚墓志》、四九一《宋石元孙墓志》，类似的墓志在书中还有许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些墓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就是因为图版尺寸所限，拓片无法录文，也就无法进行学术研究，这是非常遗憾的。在石刻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图版的刊布仅仅是文献整理的第一步，也是较为容易的一步。但图版刊布的主要目的除了欣赏之外，还是为了史学工作者研究利用，因而高质量的录文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拓本文字的辨识，句读的点断，碑别字的释读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需要编者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更多的精力，这才更彰显资料整理工作的意义。因此，个人以为还是采用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丛书编辑的方式，既刊布墓志的拓片和相关数据信息，还附录墓志详细的录文，这样才可以使墓刻资料更好的被学术界利用，而不是仅仅作为书法欣赏之用。因而这也是未来出版石刻拓片这种图录性质书籍所应该注意的。
尽管如此，该书毕竟是作者凭借个人之力而成，作为身处洛阳的学者能够重视乡土文献的抢救与整理，数十年孜孜以求搜集散落民间的石刻墓志资料，而洛阳近十年来新出土的许多重量级的藉此机缘得以刊布，许多资料也得以被学术界知晓和使用。从这点上来看：本书的编纂还是功德无量的，编者的劳动成果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限于编者学力和精力，本书在资料的编纂和整理方面又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因此，学术界才出现对其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笔者认为：对这本书，学术界应该有一个客观和理性的思考。在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盗卖石刻墓志无法有效遏制的情况下，搜集和整理流散的地方墓志石刻资料是非常必要的，但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是一项艰辛而复杂的长期工程，仅凭个人的热情和努力是难于完成的，这需要更多机构以及广大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也需要学者用更细致和审慎的态度去对待文献整理，杜绝急功近利，盲目追求出版速度，这样才会将工作做的更好。笔者在此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促使学术界更加关注洛阳新出土墓志资料的编纂、整理和使用。另外，本书也让我们看到洛阳新出土墓志等石刻史料的流散也是相当严重，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舆论有所行动，关心洛阳墓志石刻文物的抢救和保护，而不是处于弱势的学者个人的单兵作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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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