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法王寺唐代《释迦舍利藏志》研究

嵩山法王寺唐代《释迦舍利藏志》研究

赵振华

摘  要  唐武宗会昌灭佛，全国寺院与僧侣遭遇祸难。日本来华请益僧圆仁一行于会昌五年由长安回国，六月上旬到洛阳后，参访法王寺与住持天如合撰《释迦舍利藏志》刻石记事，和佛舍利一起秘藏于地宫。到了明代，这块石刻因岁久而风化剥蚀，为纪念护法义举取石重刻，成为明代版本的唐代文献。后来尘埋地下，于20世纪80年代寺院大兴土木时重见天日。《藏志》既是圆仁与天如合撰作品，又是中日僧侣甘冒风险结友护法的见证。

关键词  法王寺；释迦舍利藏志；会昌法难；圆仁；天如

河南登封嵩山法王寺藏有两块形制、花纹和文字相同的《释迦舍利藏志》（以下简称《藏志》），文辞简短，未足百字，饱含丰富的时代信息、社会和宗教秘密，而与之相关联的历史文献却很少。近年来在日本，学者们围绕《藏志》引发了很有意义的讨论，发表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见解[1]。研究刚刚开始，需要大家不断理解文意，发掘文献，深入讨论而求得解释。我出于对石刻文字资料的关注，将《藏志》范围于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粗作探讨，囿于学力，以肤浅的腻测之词，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藏志》概况

青石质。一块镶嵌在法王寺天王殿与钟楼之间的琉璃门的东墙上（图一），高44、宽62厘米；一块藏于钟楼内，高43.5、宽62.5厘米。石周饰几何花纹。楷书12行，满行8字，合计88字。

1、录文和含意

《藏志》字体较大，每字约3厘米见方，移录如下：

释迦舍利藏志

汉西来释迦，东肇佛坛。嵩之南麓，法王寺立矣。随仁寿间，帝敕建浮屠，谴使安佛真身舍利于内。殊因移匿地宫，函密之。盖护宝，非不恭也。法门圣物，世远疑失。诚恐，镌石以记，祈圣门永辉。

圆仁、天如。

大唐会昌五年。

这两块至今完好保存于法王寺、记述唐代法王寺护宝大事的《藏志》是历史文物，其内容真实可信。

《藏志》文辞简短，意思不难理解。前四句叙嵩山法王寺创始于东汉，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紧接的三句讲隋代仁寿年间，文帝敕令全国营造佛塔，遣使（《藏志》作“谴使”，为同音字）供奉佛真身舍利（又称释迦舍利）于塔内。后半段是《藏志》的核心，意为：因特殊缘分（将佛舍利）迁徙隐藏于地下的宫室，用匣子装盛封闭。是为了保护佛教珍宝，并非不尊敬啊。（秘藏）佛门神圣之物，世代遥远（就会）迷惑丢失。（弟子）惶恐不安，刻石为记，希望佛法之门永远辉煌。《藏志》由圆仁、天如两人撰写，时在大唐会昌五年（845）。

《藏志》所谓“地宫”，大概是在寺院一带地下以砖石构筑用于放置舍利函和《藏志》石刻的小型方形墓室状建筑，《藏志》本身也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用于砌筑地宫墙壁或顶盖。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地宫”不是佛塔塔基下面的地宫。

2、《藏志》情况的误传

《藏志》不见于《嵩阳石刻集记》、《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和《登封县志》（乾隆五十二年）等清代以来的有关金石文献。据登封市文物专家宫嵩涛先生说，登封市文物局20年前的文物登记资料中，也没有这块《藏志》，说明石刻是近20年来新发现的。互联网上或传言《藏志》是2000年法王寺二号唐塔地宫所出土，毫无根据。据《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简报》，地宫外部有盗洞而内部保存完好，不曾被盗扰[2]。据法王寺僧侣讲，寺院内树立有很多历代碑刻，也有一些像《藏志》这样的小型石刻，为便于展示，于2005年将小型文字石刻镶砌在天王殿和钟楼之间的琉璃门的东墙上。

3、“会昌灭佛”――《藏志》所谓“殊因”

是大家的眼光注射的焦点，秘藏佛舍利缘此而起。从《藏志》的年代看，所云“殊因”是特殊缘分的意思，隐喻唐武宗“会昌灭佛”。由于佛教势力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和兵力、劳动力的来源，佛教同最高统治者之间产生了冲突，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3]。据《旧唐书・武宗纪》载：会昌五年正月，受宠的道士趁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七月，武宗“敕并省天下佛寺”，“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4]。“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其余一概拆毁、遣散。极端政策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佛教文化惨遭浩劫。

除了官方记载以外，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卷四多处记述了会昌法难的始末经过、细节详情。例如他在会昌五年十一月三日记道：“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流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5]有违敕令者处以极法。

二、隋仁寿年间在嵩山地区寺院建成三座佛舍利塔

文帝于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颁布《立舍利塔诏》[6]，遣沙门、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前往诸州起塔。仁寿二年和四年，朝廷又先后两次遣使者分道送舍利于诸州，在全国建起了一百多座舍利塔[7]。佛舍利置金瓶中，外套琉璃瓶，封入石函，安藏于塔基地宫内。见之于传世文献和各地碑碣塔铭记载。根据嵩山碑刻目前可以确定，当时在嵩山地区建了三座舍利塔，下设地宫，以安置佛舍利。

1、嵩岳寺舍利塔

隋代王劭《舍利感应记》，记录了仁寿年间各州起塔下置舍利日发生的种种吉祥，嵩州闲居寺（即嵩岳寺）亦有灵异[8]。

嵩岳寺原有唐代文学家和书法家李邕撰《唐嵩岳寺碑》（开元二十七年），碑文记载，隋仁寿二年，朝廷敕令于各地山岳寺院安置舍利，以安抚天下百姓，北魏嵩岳寺塔南边的那一座古塔，是当时所建最高的塔[9]。可惜此塔与碑早已毁灭了。

2、永泰寺舍利塔

现保存于嵩山永泰寺的《大唐中岳永泰寺碑》（天宝十一载）记述了寺院的历史沿革和佛舍利塔，其中这样写道：“其间大堵坡者，隋仁寿二载之所置。文帝应命，感异稀奇，忽得舍利一瓶，雪毫灿烂，火焚益固，击之逾明。乃诏天下梵场，令起塔供养，为苍生之祈福也。”[10]文中的“大堵坡”，今称之为永泰寺塔，位于寺院东北的山坡上，为十三级密檐叠涩式砖塔（图二），高24米，塔基平面呈方形，边长5.05米。

3、法王寺舍利塔

一般认为此塔创建于仁寿二年。位于法王寺后面山坡上，是一座十五级密檐式方形砖塔（图三），高约40米，方形塔基边长7米。永泰寺塔和这座塔的形制风格相同。新发现的《藏志》确认仁寿二年法王寺建有舍利塔，也就是这座保存于今的法王寺塔。

三、圆仁、天如结友护法的可能性

这两件宗教碑刻上的“圆仁”、“天如”，以常识来认定，是具有佛教含义的僧侣法号。在唐代的文献和碑刻中，目前还找不到和《藏志》记载的年代事件有直接关联的出家人。检《高僧传合集》[11]所附索引，也无相同的戒名。他们于末法时代共同秘藏佛舍利，联合撰写《藏志》，可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

这两位关键人物是谁呢？做个最简单的推测，是法王寺的和尚。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1、圆仁是日本僧侣的推测

中国佛教文献中没有僧人圆仁，但是在唐代中国诗僧栖白的五言律诗中却吟咏过一位法号圆仁的日本和尚[12]，从时代上看，题名于《藏志》的大概就是这位法师了。圆仁(794－864)是公元838年乘船渡海，历尽千辛万苦来华求法的日本请益僧，云游、驻锡中国近10年，遭受唐武宗灭佛政策的迫害和驱赶，被“勒令还俗，遽归本国”。于会昌五年在长安踏上东归路，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回国，见所撰《行记》。

就《行记》所述，当时形影不离地跟随圆仁的是弟子僧惟正（弟子僧惟晓于会昌三年七月去世）和行者丁雄万。因为遭遇僧难还俗，自长安东来的一路上，圆仁和惟正或以布裹头或头戴毡帽遮掩剃发，着俗服以代僧衣，圆仁的侍者丁雄万也脱去行者的行头。三个外国僧徒打扮成俗人模样混迹于城乡百姓，带着由三头驴子驮载的装满违禁品的四件箱笼结伴而行，还是比较惹人注意的，在当时政治气候下实在不安全。因此，东归途中圆仁始终依靠在中国长达九年结交的上层人物群为保护网，利用广大士庶阶层久染释法内心崇佛敬僧的宗教情挚，得以一路平安。

2、圆仁归国必须途经嵩山

会昌五年，圆仁虚岁五十二。五月十四日一早，被迫还俗归国的圆仁进入京兆府，请求公验，即让官府开具证件，随身带上以便一路通行。“府司判与两道牒，仰路次差人递过”。十五日圆仁在万年县衙办事，京兆府差人送到公验。除了官府文书，圆仁还利用和上层人物的友好关系，拿了一些京官写给沿途地方官的私人信件，使得一路得到很好的关照。在圆仁三藏面前自称弟子的大理卿杨敬之（尊称杨卿），执笔写了五封信，派人送上。他以前做过豫州刺史，说路途所经过州县的官员都是我的朋友，只要拿着我的信去，都会给予帮助。职方郎中杨鲁士也让儿子拿了钱物和“付前路书状两封”以及别的信件给圆仁，供旅途使用。

《行记》记载，圆仁一行于十六日清早离开长安，二十九日到洛阳了，前后走了十四天。河南府（洛阳）“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13]，唐代以“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合1800尺，尺长29.5厘米，一里为531米，当今1.06华里” [14]。简单推算可知平均每天走约32.2公里。

《行记》云，圆仁于会昌五年“六月一日，到东都崔太傅宅，送杨卿书。九日，到郑州”。前后走了九天。圆仁到洛阳见到大官崔太傅，呈上杨敬之的信；到郑州，拿出了杨敬之分别写给李刺史、任判官的信，都得到很高的礼遇，受到优厚的招待。

洛阳到郑州，唐代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出上东门（洛阳城东墙的北门）东行，经白马寺门前，再东行经偃师、巩、汜水、荥阳等县达于郑州。这条大路是国家的东西交通要道，比较平坦。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县不全归河南府（洛州）管辖，汜水县归孟州、荥阳县归郑州管辖，要到达郑州，必须经过这两个县城。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郑州“至京师一千一百五里，至东都二百七十里。”则唐代洛阳与郑州之间北线的距离为270里约合今143公里。

还有一条路是出定鼎门（洛阳城南墙的中门）走一条弧线，即经伊阙县、偃师县、辕关、登封（嵩阳）县、密县到郑州。虽然有山路比较崎岖，但是这几个县都归河南府（洛州）管辖，走此路可以由洛阳直达郑州而不须经过其他州县的地界，这就避免了经过汜水、荥阳两县可能会遇到的诸如盘问检查、请示州官等不必要的麻烦。圆仁在《行记》卷四里也袒露心迹：“心不忧还俗，只有所写圣教不得随身将行。又敕切断佛教，恐在路诸州府检勘得实，科违敕之罪。”因此，他必然选择走那条远一点而且难走一点的南线以确保通畅无阻，还能得到衣食住行的方便。这是当时的国情，也是圆仁来华始终遵循的唐朝制度与社会习惯。

3、圆仁有时间参与保护释迦舍利

走南线约165公里左右，比北线远约22公里。依照圆仁归国路途中由长安至洛阳的步行速度测算，洛阳到郑州的行程，只须五天就够了，可是他却前后用了九天。六月的洛阳气候最为暑热，应该是个次要的原因。圆仁在洛阳的应酬与观览，占用了必要的时日。然后走南线，以一定的时间瞻仰位于伊阙的龙门山石窟寺群，参访少林寺、会善寺、嵩岳寺、法王寺等嵩山诸名刹。那么，撰作《藏志》的事情必然发生在这几日内，也许在法王寺住过一宿，待得时间长一些，最多也只是一两天而已。

4、“会昌法难”波及嵩山诸刹，住持天如护法的推测

1）难及少林寺

在少林寺有一通名为《嵩岳少林寺新造厨库记》的唐碑，歌颂了地方官和善信集资并得僧侣襄助新建了厨房和库房，于唐贞元十四年（798）落成的善举。然而我们可由碑侧的题记看出在全国城乡山林持续数年灭佛的暗潮中，会昌年间朝廷颁布的一道道酷苛灭佛敕令由官府传达并实施于嵩阳诸刹的端倪。题记云：“河南尹卢贞，前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元繇，前润州参军卢寅，会昌五年二月廿六日，朝饭于此寺。”[15]在颂扬建造厨库功德之碑树立了47年后，几位食客在碑侧刻上自己的官衔姓名，显得十分无礼貌没修养。在这三位官员来寺吃早饭的背后，可以看出彼时地方最高长官专程来寺，肯定不是礼佛饭僧，修行护法，而是再次下颁拆寺的诏敕和检查驱僧的执行情况。如果这块碑记还没有直奔主题的话，那么少林寺塔院内宋代释迦佛塔上镶嵌僧广庆行书《释迦石像铭》(元二年,1087年）就很说明问题了。其文云：“原其石像曰：‘释迦久前，经会昌之朝，例遭魔灭，藏地下，佛自放光，而后复遇明时，逢人囗出。信知世间，有情无情，万汇无不患乎有身，终难逃于生灭，所以竺天大圣，现相王宫，利乐群灵，出没自在，却归于无，无即靡不偏周，孰能为害？而何有巨难，加之者哉！’”[16]显然，少林寺曾经遭遇会昌法难，寺僧曾将释迦石像埋藏地下，过后请出。法王寺保护佛舍利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2）难及法王寺

武宗于会昌四年二月即下敕“不许供养佛牙”了，当年七月，“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朝廷毁灭舍利，势在必行。当灭佛法令危及法王寺塔和佛舍利安全的严峻时刻，身处剥缁还俗前夜的天如等法王寺僧必须将神圣无比的佛舍利从高大的密檐式舍利塔（一号塔）地宫秘密请出保护起来。法王寺当年的情况，除了《藏志》以外，没有更多的资料保存下来，但是今天还能够找出一些历史留下的痕迹。就寺北的山坡上如今还矗立着的五座砖塔看，密檐式舍利塔（一号塔）无塔铭。第二（图四、图五）、三（图六、图七）、四号（图八、图九）三座单层唐代砖塔背面都经过修补，修补上去的长方形青石（镶嵌塔铭的部位）表面斧剁成毛面，没有文字，青石周围小砖的颜色和塔身的旧砖不一样，表面光平，风化程度较轻。一般说来，和尚的墓塔都有塔铭，可能就是会昌法难时天如等僧侣为了使塔免遭拆毁之祸而蓄意拆除了三座塔的塔铭。而此地一座清代塔（弥壑澧公和尚塔）和寺西卧龙岭之巅的一座元代塔（月庵海公圆净之塔）塔铭依然存在，也可以说明这一推测是合理的。

3）法王寺住持天如护法

分析《藏志》记述可知，圆仁、天如是转移秘藏舍利和撰作《藏志》的两位核心人物。天如肯定不是同行的日本僧侣，其身份只能是法王寺佛舍利的供养人和守护者，即本寺住持。圆仁在唐朝持戒寻师学法多年，云游城乡，巡礼圣迹，结交僧俗，也许和天如早已结缘，相识相知。

4、圆仁巡礼嵩山造访法王寺拜会天如，共同保护佛舍利的推测

当时朝廷的驱僧情势酷烈，毁佛状态紧急。深罹其厄的天如迎接圆仁和惟正、丁雄万的参访，为他们坚忍沉重打击携带经卷佛画等法物随行的坚定意志所感动，必然谈到实施于法王寺的日益严苛的灭佛敕令。圆仁也给寺僧讲述了在东西两京和沿途亲历的灭法毁佛惨状。天如闻言，深恐本寺佛舍利被官家收检毁灭，保护的决心愈加坚定，不可动摇。而圆仁在五台山等地寺院数次顶礼佛舍利，挚爱深刻，崇拜莫名。于是，面对危机，两位曾经相识、献身佛法矢志不渝的高僧结为挚友，共同设法保护寺院至宝。这使圆仁有机缘又一次瞻仰舍利，如见至高无上的佛陀。

隋代仁寿二年朝廷敕令于嵩山建浮屠（塔），遣使者专门护送而来的佛真身舍利为法王寺至宝。在乌云压寺的窒息中，圆仁、天如采取了将佛舍利妥置函盒、秘密转移、辅以石质文书（《藏志》）暗藏地宫的有效办法，以求永传。由圆仁执笔实述因果写下《藏志》，由天如主持建设地宫刻石秘藏。于是在嵩山佛教圣域留下碑刻，见证了会昌五年朝廷灭佛敕令步步紧逼的危急时刻，日中两国和尚甘冒风险诚情保护佛舍利的一段法缘，体现了高僧舍身护法的心性修养。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正确理解《藏志》所谓“移匿地宫，函密之”的意思。在法王寺挖掘土坑建造密藏佛舍利的地宫，在地面上应当是没有痕迹可寻的，非知情者是很难找到的。由于法王寺二号唐塔地宫还出土了佛牙、舍利[17]，于是被认为这就是《藏志》所谓释迦舍利，是圆仁、天如于会昌五年转移到二号塔地宫内的。这种想象距离事实甚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塔及其地宫是拆毁的对象，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佛舍利藏在其他佛塔下面的地宫。难道从一号塔转藏于二号塔就可以免于劫难吗？答案是否定的。三号、四号唐塔的地宫也会藏有舍利，难道也是佛舍利？答案还是否定的。二号塔出土的是唐代舍利，而不是隋代仁寿二年的舍利，二者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

5、圆仁、天如合撰《藏志》和镌刻两块《藏志》的意义

（1）、圆仁、天如合撰《藏志》

一般而言，一篇石刻文章由一位作者承担，偶有二人合作的。如唐代墓志文辞由盖题，志序、志铭三部分组成，由一人撰写。偶有一人作序、另一人撰铭，然后合为一篇者，各自表达对墓志主人的敬意和怀念的心绪[18]。而这篇未足百字的《藏志》是以圆仁、天如两位缁侣的名义合撰的，这种情况在唐代碑刻中是极其罕见的，是特殊时期共同担责弘扬道义的体现吧。

唐代佛教刻石上僧人的落款秩序以其僧职高下和夏腊长短为排名前后的依据，即三藏法师圆仁在释家的地位高于天如。和《藏志》正文字迹比较，两位僧侣的名字写得小了些，这种情况常见于中国古代文书、碑刻墓志等，是作者自谦的表示。在碑刻墓志末行记日期时间的，一般朝代、年号和年月日俱全，而囿于《藏志》较小，内容少了些。

《藏志》记载的是一个秘不示人的藏宝记，是一个只有少数当事人掌握而不能公之于世的宝藏所在地的秘密，因此，当时在天如主持下，取用法王寺石材制作《藏志》，由圆仁来书丹上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镌刻两块《藏志》的意义

因恐佛舍利幽日久世远遗忘而刻《藏志》为记，与佛舍利一道埋于地下，其功用与镶砌于舍利塔、真身塔上文辞面世的塔铭迥异。那么，当时刻了一块还是两块《藏志》呢？虽然目前难以判定，却也有制作两块的可能性。也许寺里供养着两瓶隋代佛舍利；也许为了预防万一，分舍利为两瓶，各自置函分别纳入不同的地宫保藏，于是在惨烈灭佛之时镌刻两块内容相同的《藏志》配合佛舍利埋藏在一起。如此安全系数大些，想见当时思虑深远。

今日去古已远，旁证材料又少，难以确切了解《藏志》包含的大量信息，本文继续尝试探讨几个问题。

四、明代复刻《藏志》的推测

1、《藏志》的形制、性质与材质

这种横长方体青石的形制与佛家砖塔上的塔铭相同，是佛寺常备之物。两块《藏志》由青石制作，呈横长方形，尺寸相同，质地亦同。石内包含有自然形成的密集的豆粒大小的暗斑，可见是同地取材同时制作的。

2、《藏志》的书迹

唐代留下了无数的碑碣墓志等石刻书法资料为大家熟知，可是《藏志》书迹缺乏唐代的文字书写特征，它与唐代晚期墓志碑刻的书体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即绝非日僧圆仁手迹，也不是天如所写。其笔划艰涩，形象板滞，和嵩洛地区明代的民间石刻文字风格颇相似。而且现在法王寺保存的碑刻也多是明清时期的遗物了。

圆仁三藏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经籍有年，从《行记》可知其颇擅文翰，完全能够依照中国古代碑刻文体，撰作叙事畅达言简意赅的《藏志》。由日本京都青莲院藏圆仁的手迹可见，圆仁用毛笔书写的汉字，笔势隽雅，超群拔俗，颇具唐代书法风韵[19]。就其名字的写法而言，“圆”字的“员”，将上部的“口”写作“厶”[20]，其实这并不是圆仁个人独具的书写特点，而是中国古人常用的异体写法[21]，亦多见于唐代[22]及其以后的碑刻墓志，《藏志》亦然。

3、《藏志》的纹饰

洛阳地区唐代墓志盖上常见有一种呈锐角的狭长的连续几何纹（或称之为勾连雷文、云雷纹），偶然也刻于墓志表面四周，如《唐陆亘墓志》（大和八年，834）（图一）[23]。这种纹饰沿用至五代，《后周王柔墓志》（显德二年，955）（图一一）（显德二年，955）[24]的表面四周也有。它与《藏志》上的纹饰属于同一系统而差异十分明显。

元代《郑择墓志》（至正十年，1350）（图一二）表面四周的纹饰样式介于唐代与明代之间[25]。

洛阳关林墓志长廊陈列的《明李士登配王氏孙氏合葬墓志》（崇祯二年，1629）（图一三）[26]和《明张甫道墓志》（嘉靖三十一年，1552）（图一四）[27]表面四周的纹饰一样，刻于两条平行线之间，比较接近于《藏志》的纹饰。《明李胤华墓志》（天启六年，1626）（图一五）与墓志盖四周的纹饰[28]，也刻于两条平行线之间，相对接近于《藏志》的纹饰。而《清李绾母窦太君墓志》（乾隆三十五年，1770）（图一六）[29]正面四周的纹饰，是《明李胤华墓志》纹饰的简化形式。

通过墓志上同类纹饰的比较可见，由唐代经五代、元代至明代，墓志表面四周的几何纹饰由锐角向直角、由窄长向宽长发展、由断续向连续变化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藏志》花纹年代明显晚于唐、五代、元代，而与明代雷同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可以认为，明代翻刻《藏志》时添加了当时常用的花纹予以装饰。

4、《藏志》的隐形界格

嵩山地区唐代的碑刻、塔铭表面一般打有界格，线条极细，以布局文字。而《藏志》却无，即没有用铁笔在石上划出界格痕迹。虽然看不到界格，但是依照字的横平竖直有序排列，可以复原《藏志》上的界格，文字都在方形格子之中。《藏志》从首题、正文到结尾，通篇排列有秩序，即明代手书上石前，肯定经过布稿排字的程序，只是采用了易于擦拭的界格。

5、明代复刻唐代《藏志》的推测

嵩山地区佛寺道观有重刻古代著名碑刻的传统，一些重要的碑刻被岁月风化掉了，后代找出风化前的拓片复刻，存其原貌。如少林寺的《大元重建萧梁达摩大师碑》，金代复制了中岳寺的唐代五百罗汉碑等。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即位后，于五月恢复寺院，回归僧侣。从《藏志》刻成至此，首尾未足一年。当政治气候清明的时候，僧侣重返法王寺再着缁服，请出秘藏的舍利，举行一定的仪式，妥善地安置于原处（法王寺一号塔地宫）。于是中国佛教史上极其罕见的记载“会昌法难”的《藏志》，完成了历史使命，大概露天置于寺院多年，久历风雨而残泐损坏。后来为了纪念本寺护宝的非凡历史以启示缁徒，明代僧侣照原石大小，复刻《藏志》，重新展示于世。也因曝光日久而略见风化，又因近代以来寺院废毁，渐次掩逝埋没于地下。

6、两块《藏志》的书迹来自同一母本

将两块《藏志》的拓片重叠，仔细观察后可见，其文字排序相同，每字的结构相同，笔划也基本相同。只是一块的字通篇写得偏上了一些，另一块的字居中了。这是将拓片或写在纸上的字分别覆盖石上描摹下来的而造成两石的文字间距和字体结构完全相同。

7、为什么复刻两块《藏志》

面对保留于今的两块《藏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镌刻两块内容和纹饰相同的石碑？有人认为，一块《藏志》的文字未写在石面正中，致使每行首字十分贴近上部花纹，而每行末字距离下部花纹略远，整体不够美观。当时既有物质保障又有闲情逸致，于是为了对称好看，制作另一块，使文字居花纹之中，力求完美，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即唐代也许刻了两块，于是明代就仿刻两块。

8、《藏志》非当代人所摹刻

目验两块《藏志》的石质、书迹、纹饰和自然风化的情况可知其具备明代特征，显而易见，它们是同一历史时期制作的。

面对两块《藏志》，有人提出了是伪物的可能性[30]，这是不能苟同的。《藏志》记录了唐代一座寺院的特别事件，在传世的唐代文献中，没有与之相类似的文辞可供明代人参酌模仿，也没有圆仁、天如的法名供明代人去抄袭。直言之，明代人复刻了唐代的文辞。至于拓片的尺寸小于原石的尺寸1至2厘米，是纸张在施拓过程中先湿润展开，稍微风干上墨汁，最后干燥收缩造成的。

两块《藏志》文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石刻本身久经风雨的陈旧面貌和始终保藏于寺院的经历，更非当代人可以模仿或伪造出来，即绝不支持是当代人所伪造（或当代人伪造其中一块）的这一不合情理的谬说。

9、明代人眼中的圆仁、天如

清代编辑的《全唐诗》中有多位诗人吟唱的送日本僧人归本国的诗歌10首，其中5首诗的作者和标题是：皮日休《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卷614－53）、陆龟蒙《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卷626－34）、陆龟蒙《圆载上人挟儒书及释典归日本更作一绝以送》（卷629－2）、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卷695－6）、栖白《送圆仁三藏归本国》（卷823－20），记录了三位归国和尚的法名。栖白是唐代著名诗僧，宣宗朝，尝居荐福寺，为宫中内道场的僧官“内供奉”，朝廷赐紫衣，与圆仁生活于同一时代。诗中叙圆仁的母国在遥远海外，就是日本国。

明代法王寺僧侣复刻《藏志》时一般会认为圆仁、天如是本寺的唐代高僧住持，因为当时能够说明圆仁是日本和尚的资料极少。南宋李编辑的唐代僧诗选集《唐僧弘秀集》有南宋书棚本和明刻本等[31]，其中卷八收录有栖白的《送圆仁三藏归本国》，这首诗大概是明代人了解日僧圆仁的主要文献。倘若法王寺僧侣接触不到这首诗的话，就很难考究诗歌中的圆仁和《藏志》中的圆仁的关系和国籍。

虽然《藏志》复刻于明代，但是无碍于确认《藏志》文辞作于唐代以及对其意义的研究。直白地说，《藏志》是明代版本的唐代作品。

五、《行记》不载《藏志》的原因和当代发现《藏志》的机缘

圆仁由中国回日本国的路途曲折遥远，旷日持久，极其艰辛，更有灭佛的刀锋随时威吓于头顶。而恒定的信仰和弘法的坚朴令高僧毅然携带在扬州、五台山与长安等处求得的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等共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以及胎藏、金刚两部曼荼罗诸尊坛样之类法门道具，归返故土。就人身安全说来，圆仁一路随身携带佛教法物回国，比圆仁和天如在人迹稀少的山间违令秘藏法王寺释迦舍利，风险大困难多。

1、《行记》不载《藏志》的原因

圆仁和天如挺身保护法王寺舍利的精神，非常值得彰扬，而圆仁绝对不会写入日记。当时《藏志》和舍利一起秘藏地宫，这是极少数参与者必须严守的秘密。“世远疑失，诚恐，镌石以记”，即地宫宝藏在当事人和知情者过世后，就无人知晓了，必须刻石为记。将来一旦发现地宫，必须依靠刻石方可了然秘藏。圆仁和天如把事情安排得如此悄密周到，一生中最大的佛缘真性已经紧密地系结于舍利与石刻，怎么还会写进日记（或回国后补记）去宣章而泄露呢？虽然后来宣宗恢复了佛教，圆仁于会昌六年五月也听说了允许各州造寺置僧事，其时已身处山东半岛海隅，奔忙于觅船回国，难以打探嵩山法王寺的消息。

洛阳至郑州的旅途行踪，圆仁蓄意留下一段空白。《藏志》的发现使我们读到了《行记》中不曾载入的一段非凡经历，高僧领略了嵩山的峻美，巡察了寺院的壮丽；瞻拜了佛舍利的光辉，参与了法物的秘藏。是毕生献身佛陀事业的精神和对释迦舍利的无限崇敬，促使归国途中的外国僧侣率领弟子僧惟正行者丁雄万与中国和尚在法王寺甘冒碎身的危险护持法门圣物。《藏志》证实隋代仁寿年间文帝遣使节奉佛舍利于法王寺，建塔供奉的历史。

释迦舍利是寺院傲立群刹的佛宝，经历了会昌灭佛劫难的考验，完好地回归于著名的法王寺塔（一号塔）地宫，受到供养。当读过《行记》再研索《藏志》，更能体味圆仁、天如当年的殊功异德无与伦比。

会昌法难时期，隋嵩岳寺塔舍利和隋永泰寺塔舍利有怎样的厄难，佛舍利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圆仁是否了解和参与，目前还不得而知。

2、当代发现《藏志》的机缘

自1987年释延佛法师住持法王寺以来，十余年间，重修寺院。法王寺由三进寺院（山门、大雄殿、地藏殿）变为七进寺院（山门殿、未来佛殿、天王殿、大雄殿、地藏殿、西方圣人殿、卧佛殿）。新建了洗心河、拜佛桥、功德亭、焚金台、栏板望柱、钟鼓楼、毗卢殿、藏经楼等。于是两块《藏志》在寺院大兴土木时重见天日，被寺内僧人收集起来，2005年时将其中一块（字迹居中者）镶砌于钟楼西边琉璃门的墙上，公示中日高僧在唐代会昌年间成功保护隋代佛舍利的法缘。

原载《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

注  释

[1]铃木靖民《入唐僧仁にする新料の出》，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史》2010年11月号，第94－99页。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志文、郭木森、宫嵩涛、朱汝生）《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28－37页。

[3]牛致功《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唐史论丛》第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4]《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记》，第603－606页。

[5]（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6页。

[6]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一七，隋高祖《立舍利塔诏》，《四部丛刊》本，第6册，第一页。

[7]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1期，第24页。

[8]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一七，王劭《舍利感应记》，《四部丛刊》本，第6册，第八页。

[9]（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六三，李邕《唐嵩岳寺碑》：“其南古塔者，隋仁寿二年，置舍利於群岳，以抚天下，兹为极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二册，第1181页下栏。

[1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一五，靖彰《永泰寺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四册，第4225页上栏。

[11]《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12]栖白《送圆仁三藏归本国》，《全唐诗》卷八二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下册，第5017页。

[13]《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2页。

[14]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6页。

[15]王雪宝编著《嵩山、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60、61页。

[16]王雪宝编著《嵩山、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原题《释迦佛塔志铭》，不确。

[17]吴扬《嵩山法王寺文物之争》http://wuyang01.blog.sohu.com/17257375.html

[18]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9]（日）小野胜年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第四卷），三星社印刷，平成元年4月30日第1刷发行，图版第二三，仁の书状。

[20]（日）小野胜年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第一卷），三星社印刷，平成元年4月30日第1刷发行，图版第五，仁の自署。

[21]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22]秦公 刘大新《广碑别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380页。

[23]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第393页。

[24]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25]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737页。

[26]曾意丹《“临清民变”与李士登的为民请命――介绍新发现的李士登墓志》，《学术月刊》1980年4期。

[27]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28]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29]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30]《“仁石板”伪物的可能性》，《读卖新闻》2010年8月27日13版。

[31]陈斐《<唐僧弘秀集>版本考》，《南都学坛》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