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北宋富弼夫妇墓志研究

洛阳北宋富弼夫妇墓志研究

赵振华 史家珍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 洛阳）

摘 要：洛阳富弼夫妇墓志2008年出土。墓志详细介绍了富弼夫妇的生平,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键词：富弼夫妇墓志；韩维；苏轼；司马光

2008年2～6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中迈置业有限公司“王城之珠”经济适用房住宅小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北宋宰相富弼夫妇墓,墓内出土墓志两方,详细介绍了富弼夫妇的生平[1]。本文对富弼夫妇墓志略作考释,以期引起专家学者重视。

一、富弼墓志

富弼（1004－1083）北宋名臣，字彦国，洛阳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知县、签书河阳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绛州、郓州，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夏景宗李元昊寇延，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诬其降敌。富弼参与审理此案，昭雪刘平之冤。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辽重兵压境，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辽朝，拒绝割地要求，以增加岁币而还。三年，任枢密副使，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除积弊为本。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不久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时河北大水，流民南至京东。富弼动员所辖地方出粟救灾，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募数万饥民为兵，活人数十万。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嘉佑六年(1061)以母丧罢相。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入觐，神宗问边事，以“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为对。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拜同平章事，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称疾求退，出判亳州。青苗法出，他拒不执行。后退居洛阳，继续请求废止新法。拜司空封韩国公。元丰六年(1083)病亡，年八十，谥文忠。今存《富郑公集》一卷。

富弼少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荐之宰相晏殊（991－1055），纳为女婿。弼为政清廉，好善嫉恶，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三拜宰相。仁宗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契丹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契丹。在谈判中详述双方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契丹主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富弼官居相位而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宋史》卷三一三有传。

媒体公布富弼墓志出土的消息后，引起轰动。检阅资料得知，有关富弼人生履历最早和最为详尽的文献是范纯仁撰的《富公行状》，在文忠公卒后一月内，范氏据富府提供的的素材即撰就了。他写到：“某谨具公之家世、历官、行事，次为行状，将以求立言者，铭于墓，纪于碑，及请谥于考功而书于国史，谨状。元丰六年七月，具位范某状。”[2]这篇约9000字的长文成为《宋史・富弼传》、韩维撰《富弼墓志》和苏轼撰《富郑公神道碑》的蓝本。司马光、范纯仁住在洛阳，富弼老死于家，闻讯来府吊哭。时范氏贬职为直集贤院权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是长子绍庭初被孝服时请他写的。他还怀着敬仰和思念的心绪写下了《祭韩国富公文》，颂扬其英概辅时为国立勋，缅怀其情均父兄恩重山丘[3]。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哲宗朝宰相，卒谥忠宣，范仲淹(989－1052)次子，《宋史》有传[4]。范氏父子与富弼、司马光同朝执事，政见一致，相助互利。

邙山出土的韩维撰富弼墓志有6400余字，见于《南阳集》卷二九，题为《富文忠公墓志铭并序》[5]。由“孙永书，司马光篆额”，二文相同。苏轼撰《富郑公神道碑》[6]，亦长达6700余字，开首即详论碑主出使契丹事，写法虽异于一般碑铭，但同样取材于《富公行状》。

这位知名宰辅的墓志和神道碑的来历，也非同一般，先是家人请托后由皇帝钦定，值得一谈。先说韩维（1017－1098），字持国，亿子，与韩绛、韩缜等为兄弟。以父荫为官，英宗即位，召为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神宗熙宁二年迁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出知襄州。哲宗即位召为门下侍郎，出知邓州，以太子少傅致仕。绍圣二年定为元党人，再次贬谪。元符元年卒，年82。传世有《南阳集》三十卷等。《宋史》卷三一五有传。苏轼撰《富郑公神道碑》云：富弼“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如王质与其弟素、余靖、张瑰、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襄、王鼎、张之、杜杞、陈希亮之流，皆有闻于世，世以为知人。”具体情形在《却扫编》里有明细的记载：“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急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先是书未到，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既诺之矣，乃复书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报。今其家见托，义无以辞，且业已许之，不可食言。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卒为之。初，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会富公镇并门，以帅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7]也是一位肝胆相照的忠义之士。皇帝主动点名确定韩维为富弼撰志，可谓得人。墓志撰作于元丰六年十一月葬日之前。

再说苏轼（1036－1101），自幼时闻富弼为宽厚长者。富公葬后3年，即哲宗元二年二月辛卯，“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从其子绍庭请也”[8]，额由御篆[9]。《富郑公神道碑》亦叙其事云：“绍庭请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愿有以宠绥之。’上为亲篆其首，曰‘显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轼撰次其事。”在这些台面雅言的背后富绍庭私下恳求苏东坡赐文的事也见于记载。苏洵微时同韩琦、富弼等在朝人士都有交往。《石林燕语》说，欧阳修向朝廷举荐苏轼的父亲，当时富、韩当政，韩公想越级擢拔，富公却要慢慢来，故止得试衔初等官，苏洵也不满意。“元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10]。往事数十年，后代并不在乎先前父辈间的些许恩分怨责。几年后的元六年七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为了拒绝皇帝令他为人撰写碑志，向朝廷状奏：“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辞，然终非本意。况臣危病废学，文辞鄙陋，不称人子所以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11]除了不敢坚辞，后来朱熹认为苏轼承诺撰富公碑有其深层思虑。朱子“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锐然许之。自今观之，盖坡公欲得此为一题目，以发明己意耳。其首论富公使金事，岂苟然哉！道夫曰：向见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饥民，自以为胜作中书令二十四考，而使金之功，盖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须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乐道而铺张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国衰弱而夷狄盛强，其为此举，实为下策。而坡公则欲救当时之弊，故首以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当时无人承当，故不得已而为之尔，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谓选择监司等事，一一举行，则内治既强，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币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绍圣元丰间用得兵来狼狈，故假此说以发明其议论尔。”[12]利用机会以碑文迂曲地向社会宣示个人的政治主张。

最后要谈司马光(1019－1086)，墓志前有题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实封玖伯户司马光篆盖”。熙宁三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六年，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宅居洛阳独乐园主编《资治通鉴》。宋代洛中人士繁盛，“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时为多”，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余遗老汇聚于富弼宅第，置酒相乐，时人谓之“洛阳耆英会”，司马光在元丰五年正月作《洛阳耆英会序》，见之于文献与石刻[13]。记载议会之始与会人物年鬓。直到哲宗即位召主国政才赴任于东京。司马温公在《涑水记闻》中以平实的语言客观评价了他长期交往的挚友：“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旁唱‘相公尊重’，客起退。及公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归西都，十余年，常深居不出。晚年，宾客请见者亦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公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无怨也。尝欲之老子祠，乘小轿过天津桥，会府中徙市于桥侧，市人喜公之出，随而观之，至于安门，市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违世，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呜呼！苟非事君尽忠，爱民尽仁，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能如是乎？”[14]回忆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故人朴拙襟怀高洁节操的思念之情。温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又作五律挽诗四首[15]，怀恋耆英会的同仁。本来富弼长子朝奉郎绍庭是要请他撰志的，可是司马光晚年恪守不为人撰志的心绪。他在回绝两浙提举赵宣托请的信中写到：“顾以光不为人作碑志已十余年，所辞拒者甚多。往岁有孙令以书见属，欲令光其伯父之翰碑。光时复书，叙不可为之故颇详。是后又辞王乐道、曾子固等数家，皆以此书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吊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号哭自掷，必欲使光作墓志，又遣人来垂谕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语孙令者告之，竟辞不为。”[16]态度非常坚决。然而还是以老到的笔触书大字为墓志篆盖。

范仲淹长子纯佑“幼有知略，十余岁时，在洛与富氏家子游。富氏引葬陈设、从葬器用甚盛，观者如堵。器用盖锡造者，公在侧取一器，擘以示众曰：‘此锡器，尔等谓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为笑己。公徐谓曰：‘尔何所见，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茔耳。’富子服其言。”[17]纯佑于宝元(1038－1040)、康定(1040－1041)年间已经成年，活跃于军中，富弼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丁外艰，锡器等物大概是其父富言的随葬品。惜此墓未发掘，目前难以印证。由引人围观可见富家举办丧葬活动声势很大，瘗品丰厚就很容易使人觊觎财宝而遭发掘之祸。

墓志由“端明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陈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轻车都尉、乐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壹伯户孙永书”。孙永（1020－1087），字曼叔，以祖荫为将作监主簿。仁宗庆历六年进士，补襄城尉。英宗治平二年为诸王府侍读。神宗即位，历河北、陕西都转运使，知秦州、和州、瀛州。熙宁六年，权知开封府。八年，知颍州，权判北京留司御史台。元丰元年，知太原府。七年，知陈州、颍昌府。哲宗元元年召拜工部尚书，改吏部。二年，进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68，谥康简。《宋史》卷三四二有传。其书法规矩沉凝，墓志6000余字，笔笔规矩，一丝不苟。

富弼、韩维、孙永、司马光，四位人物身份显赫地位高贵，学识明审行政宜民，正史立传为世所称。富弼墓志是一方宋代的由名人撰文、名人书丹、名人篆盖的名人墓志，可谓墓志四绝。

新出土的墓志和传世的文章是一对相同的文本，两种不同的收藏方式。从目前的保存状况看，都基本完好而小有缺失，如《南阳集》中有两处标注“阙”，核对出土墓志，确实掉了几个字。而出土墓志的左下方缺了一小角，掉了38个字，以及文中个别瘢痕缺字也都可以依靠《南阳集》来补苴完整。韩维以质朴的语言平允铺叙富弼充满传奇的一生，司职谏院的极言进谏，再盟契丹的机警果毅，安抚京东的救灾活民，宰辅国政的戮力同德，阻挠变法的称疾引退，是其人生的亮点。应乃孙富直柔之请晁说之撰《韩文忠富公奏议集序》有句云：“上帝降灵之生公也，实左右我国家治隆甚盛之际，古之所谓社稷之臣者哉！或拨乱以创业，或扶危以中兴，而公乃与之者。”[18]评价中绳。

（二）富弼妻晏氏墓志

晏氏（1014－1086）墓志云：“夫人之考封燕国，赠太师，谥元献。”即知名宰相晏殊[19]。晏氏之母李氏，为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李虚己，《宋史》有传[20]。墓志说晏殊之长女幼而慧悟，七岁善女工，为女子之杰。时富弼参加茂材异等科的科举考试，文章德行高超卓越，晏元献公遂以长女妻之，时年十八。富弼的婚姻亦见其本传记载，弼“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21]，传为爱情佳话。晏氏勤操家务，和睦上下，自持俭约，宽济族人。

仁宗至和年间，富弼作相。晏氏侍婆婆入朝，同行的高官贵妇们戴珠佩玉竞相炫耀，富弼也给母亲买了，晏氏却毫不在意。有人对她说：“你小为宰相女，大为宰相妻，自身为什么这么节俭呢？”晏氏回答道：“丈夫起于寒士，刚做大官，奉禄只够奉亲养贤。我难道要效仿世俗为自己着想吗？我很幸运，有副笄（古代贵族妇女的头饰）、象服（古代后妃、贵夫人所穿的礼服，上面绘有各种物象作为装饰）。服侍婆婆出入宫廷就满足了，以珠玉盛装比效奢侈，不是我所想的！”富弼听到这话动情地说：“真是我的贤妻啊！”

还有几件事可见晏氏的妇人风范。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皇后在御楼赐宴，晏氏恭敬地搀扶婆婆，上下如在家庭，皇后叹爱久之。妻因夫贵，可是晏氏两次主动把受封为君的机会让出，给了富弼的姊与妹。英宗眷顾富弼，恩越常礼。富弼因病愿解重任而未允。于是晏氏入朝，皇帝遽召升殿，问宰相身体何如。晏氏入谒中禁，肃雍有仪，命妇们以为榜样。神宗熙宁初，富弼再登相位，不久因疾求退，对晏氏说：“我年纪大了又有病。已经不能报效国家，回家养老吧。”妻子体谅听从。晏氏信仰佛教，常净心诵经，虽卧病亦不废福德善行。宅居林园馆宇幽远深邃，夫妇吟笑其间，优游一纪（十二年），隐遁至老。

晏氏随着丈夫官职的升迁，诰命不时变动，有长安县君、宜春郡君、长春郡夫人、安国夫人、许国夫人等。又以明堂恩，封周国太夫人。文忠受命为宰相，皇帝封晏氏为国夫人的诰命云：“乃父以攀鳞附翼作朕肱股，乃夫以茂材异等科为吾耳目，其向天之福可谓备矣。”是十分难得的宋代贵妇诰命片段。

墓志记晏氏有三子，“孟曰绍庭，朝奉郎，端重孝友，克承先志。名公交荐其才，由夫人之囗囗囗囗，朝廷擢而任之，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便夫人之养。”绍庭，《宋史》有传。性靖重，能守家法。建中靖国初，除提举河北西路常平。官至祠部员外郎、知宿州[22]。墓志记其仲子曰：“绍京，供备库副使，朴茂纯白。”富弼家族墓地出土有富绍京墓志。墓志记其季子曰：“绍隆，光禄寺丞，秀囗囗囗囗，勇于有立。仲季不幸，先夫人而卒。”富弼墓志云：神宗“熙宁元年正月，徙判汝州，且俾入觐。以公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令男绍隆扶掖以进，且命不拜。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东门便殿见之，赐坐从容，日昃始退。仍赐其子绯衣银鱼，盖近世宠遇大臣未有恩礼如此之厚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引林希《野史》载弼本末云：治平二年八月，富弼出判河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上遣人视弼，弼惧复用，乃策杖见使者，言已病废不任朝谒，又累章乞解使相，以仆射仍判河南。……明年二月，召弼，辞以足疾不能朝，上召曰：‘渴见仪形，想闻嘉论。’许以肩舁入谒。弼留家于洛，与其子绍隆入朝。上御便殿，命弼以绳床舁至内东门，绍隆掖而入，命毋拜，弼再拜而已，赐坐甚久，上嘉叹，恨见之晚也，面赐绍隆绯鱼。退而求补外，章是日上，以仆射判汝州。既至洛，绍隆死，求假养疾，又求致仕。上遣使慰谕之，乃赴汝。……弼尝使僧智缘治绍隆疾，许以厚报。无何绍隆死，智缘惭，不告而去”[23]。墓志和《野史》所述一致，看来当年绍隆便病亡了，朝廷上下，演绎了老父小子的最后一段情缘。

墓志由“观文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知河阳军州事上柱国始平郡开国公冯京书”。晏氏生四女，其人是富弼家的大女婿。墓志云：“夫人谓文忠曰：‘吾女皆孝睦无骄气，当择词科之贤者为。’遂以长适观文殿学士冯京，次为继室，卒皆封郡夫人。”长婿《宋史》有传，举进士，自乡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避妇父富弼当国嫌，拜龙图阁待制、知扬州”[24]。神宗熙宁四年进参知政事（副宰相），为其最高官职。元丰四年（1081）正月，冯京罢知河阳，撰志时为元元年末（1086）或二年初，则其于河阳任上已达6年之久。已往河南邓州出土《翰林侍读学士贾黯墓志》（治平四年，1067），由“始平冯京篆盖”[25]，早于此志19年。1981年12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省密县曲梁公社五虎庙村发掘了一座石砌四室夫妇合葬墓，据墓志判断，第一室葬冯京续妻富氏，第二室葬冯京再续妻富氏，第三室葬冯京，第四室葬冯京原配夫人王氏[26]。《太和县君富氏墓志》（嘉八年）记其为富弼长女，“年二十三，以至和二年三月十三日卒于京师”，“追赠遂宁郡夫人”[27]。则生于明道二年（1033），比长子富绍庭年长。《安化郡夫人富氏墓志》（绍圣元年），记其卒于元三年，享年五十，则生于宝元二年。年二十，“会女兄遂宁郡夫人卒，遂为文简公继室”[28]。同时出土的富弼婿《冯京墓志》[29]，亦有人据史料加以研究[30]。晏氏的另外两个女儿嫁给了范家的两兄弟。富弼墓志记载为：“次适宣德郎范大琮。次适霍丘县令范大”。两年多以后晏氏墓志云：“次适承议郎范大琮。次适宣德郎范大。”期间二子官阶有升。是富直方墓志所谓“文忠公欲富范世为昏姻”的实践。此志还记有范家三代世系：元－钧－大。

范纯仁撰《富公行状》有云：“孙女三人，长适试将作监主簿张，次未嫁，次尚幼。”[31]墓志记晏氏的“孙女三人，长适陕州平陆县囗囗张；次适颍昌府郾城县主薄刘绚；一幼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以后当事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晏氏卒于元元年（1086），寿73。元二年二月一日葬于富弼的墓穴。于是，长子绍庭升朝请求追封其母而获准。苏辙撰《西掖告》有《富绍庭母》的诰命，原文如下：“敕：朕追怀先正之臣，建功当年，流泽后世。时惟丞相临淄公，以甘盘之旧，股肱太平；丞相韩公，以魏丙之贤，翼亮数世。风流未远，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兴追远之念。具官某母某氏，临淄公之子而韩公之配也。幼服图史之训，晚同忠义之勤。有德有年，五福兼备，奄从沦谢，中外咨嗟。兹用不忘旧勋，宠加新命。因其封国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贲尔宗祧，世世无。可。”[32]是周国太夫人之封。

墓志由“朝请郎致仕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李藻撰”，此人为乡里后进，出于富弼门下，已经退休，不见于《宋史》。《邵氏闻见录》记嘉间应举者李藻字希纯[33]，许是其人。墓志由“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知河南府兼留守司公事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孙固篆盖”，孙固（1016－1090），字和父，郑州管城人。第进士。神宗时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出知澶州。复领银台司。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真定府。熙宁末，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元丰初，同知枢密院事，改枢密副使，进知院事。出知河阳、郑州。哲宗元二年（一○八七），拜门下侍郎。五年卒，谥温靖[34]。篆盖时的结衔见于本传记载。

原载《中原文物》2009年1期

注  释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富弼家族墓地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年6期。

[2]（宋）范纯仁撰《范忠宣集》卷一七，《富公行状》，《四库全书》第11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7年，第715页。

[3]（宋）范纯仁撰《范忠宣集》卷一一，《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655页。

[4]《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正月癸酉薨，“诏赙白金三十两，敕许、洛官给其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宣，御书碑额曰‘世济忠直之碑’”。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92页。

[5]（宋）韩维撰《南阳集》卷二九，《富文忠公墓志铭并序》，《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744页。

[6]（宋）苏轼撰《东坡全集》卷八七，《富郑公神道碑》，《四库全书》第1108册，第398页。

[7]（宋）徐度撰《却扫编》卷上，《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63页。

[8]（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中华书局2004年2版，第9629页。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一，第10000页。

[10]（宋）叶梦得撰《石林燕语》卷五，《四库全书》第863册，第575页。

[11]（宋）苏轼撰《东坡全集》卷六○，《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四库全书》第1108册，第1页。

[12]《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库全书》第702册，第630页。

[1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14]（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卷一五，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294页。

[15]（宋）司马光撰《传家集》卷一五，《司徒开府韩国富公弼挽辞四首》，《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150页。

[16]（宋）司马光撰《传家集》卷六三，《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576页。

[17]《范忠宣集补编》，《宋将仕郎将作监主簿天成公传》，《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828页。

[18]（宋）晁说之撰《景迂生集》卷一七，《富公行状》，《四库全书》第1118册，第328页。

[19]《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第10195页。

[20]《宋史》卷三○○，《李虚己传》，第9973页。

[21]《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第10249页。

[22]《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附子绍庭传》，第10257页。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一，第5614、5615页。

[24]《宋史》卷三一七，《冯京传》第10338页。

[25]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碑帖菁华”，《黯墓(jia an mu zhi )》
http://202.106.125.11:9080/dob/servlet/getDob?id=muz6604&xsltype=0301&type=d

[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27]郝本性、李秀萍主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上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

[28]《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上册，第378页。

[29]《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上册，第377页。

[30]蔡全法《冯京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31]（宋）范纯仁撰《范忠宣集》卷一七，《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728页。

[32]（宋）苏辙《栾城集》卷三二，《富绍庭母》，《四库全书》第1112册，第345页。

[33]（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页。

[34]《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第10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