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
赵振华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471022 河南 洛阳）
本文是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洛阳新出土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2000-2006）”（2007BKG002）的前期成果。
摘 要 近百年来，洛阳发现的中古时期昭武九姓的遗物遗迹，以揭示中外关系、民族融合而享誉学界。在强盛开放的唐代，往来中国的粟特人络绎于途。史多墓志的问世引发了新的关注，其为世袭嫡传的中亚史国城主后裔。曾祖达官、祖史昧仰慕东方文明，交通隋朝。大唐立国，城主遣子史日入质长安，以示信于宗主国。唐朝则令其镇守玉门关，确保丝路要隘畅达。第二代质子史多由太宗任命为中郎将，经年宿卫长安宫阙，一心事主。也曾率部征战突厥，忠耿保国。后称病致仕，养闲东都，高寿越百，卒葬龙门。出土文献昭示了一段在粟特诸国与中国互为信任友好往来的背景下，史国贵族移居大唐入华为官，来而不返著籍洛阳，繁衍后代最终华化的文明史。
关键词 粟特；史多；华化；墓志；唐代
中古粟特人的故土与东徙，国内论著多有解说与研究，其中以《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1]简明扼要。史国的历史概况与国人入华后的文明遗迹，以《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2]言之綦详。
一 唐代洛阳的粟特史国人遗物遗迹
洛阳为汉魏故都，外域人士大聚京城，以北魏一代最多。持续于隋唐，日趋繁盛。就粟特人而言，在唐代洛阳城乡均分布有聚落[3]，留下康、安、史、曹、何、米等姓的墓葬、遗物和遗迹。近百年来，当地出土了一批昭武九姓人墓志，据已经发表的墓志拓片资料，葬于洛阳的史姓粟特人有10，其中男性4人，女姓6人。比较康、安等姓而言，史姓的少一些。依葬年序列，为《史 墓志》（显庆四年）[4]、《康君夫人史氏墓志》（显庆六年）[5]、《史氏墓志》（咸亨五年）[6]、《安神俨及夫人史氏墓志》（调露二年）[7]、《康老师及夫人史氏墓志》（垂拱三年）[8]、《安怀及夫人史氏墓志》（长寿二年）[9]、《史诺匹延墓志》（开元九年）[10]、《安思温及夫人史氏墓志》（天宝十载）[11]、《史然墓志》（元和六年）[12]、《史乔如墓志》（开成二年）[13]。这几方史姓墓志中，《史 墓志》记其为“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康君夫人史氏墓志》载史氏之“祖 ，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父英，左卫郎将，袭封父邑”。《安怀及夫人史氏墓志》也叙史氏之“祖盘 ，唐任扬州新林府车骑将军，呼仑县开国公；父师，□朝左□卫”。就姓名和官职相同可知，史 是史 陀的简称，是史英、史师两兄弟之父，是两位史夫人之祖，为同一血亲家族之三代人。目前根据墓志内容推判志主的国籍族属，把粟特人从汉人、突厥人群中寻绎出来，也有一定难度。若洛阳出土《唐史待宾墓志》（开元十八年）[14]，有人认为其为史国人，理由是河间 人史待宾之名为粟特人喜用，六胡州之乱首领名康待宾。其为“接江国之三巴，通商旅之方族”。而检《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知，华人名、字叫“待宾”者亦有六七人。墓志所谓接江国通商旅是史待宾解褐授眉州清神县丞时，叙当地地理人文之词，并非言粟特民族善于经商。由于分析墓志很难得出与粟特人有关系的线索，此志就未列入近年新出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的专书[15]，学者在研究时也未将其纳入聚居于洛阳的粟特人族群[16]。
居住于唐代东都的粟特人或结成商社，共同出资建造佛龛。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有一些史姓人题刻，被认为是昭武九姓人的名籍[17]。他们是史玄策（龙门石窟“南市香行像龛”造像记，永昌元年，689）[18]。史思忠（龙门石窟“北市 帛行净土堂”造像记，武周时代）[19]、史诚[20]、史玄景[21]等九姓胡人的名籍。后二者亦为龙门石窟武周时代的造像记[22]。或疑史百通、史毛[23]、史三娘[24]、为中亚粟特人[25]。另外，龙门石窟敬善寺区第362窟有题记云：“使胡子造观音菩萨一区，一心供养。”[26]老龙洞有题记云：“使婆罗为父母造石像记。”[27]其姓以同音字“使”为“史”，与题记中常见的善信为亡父亡母敬造佛像，“亡”或作“忘”同。虽然从名字上看史胡子、史婆罗的域外民族身份十分明显，因无其他姓氏参照，目前也难以判定他是粟特人抑或突厥人。
二 史多墓志
近年出土于洛阳。青石质，方形，边长47、厚10厘米。楷书22行，满行22字，共466字。志主为中亚粟特地区史国人，唐代入华为中级武官而随葬墓志却很小，文字也较少，与其他粟特人墓志差别不大，其历事交往以无文献可证而益显重要。
（一）墓志原文
大唐故冠军大将军史北勒墓志铭并序
公讳多，字北勒，西域人也。建土鹿塞，代贵龙庭；交贽往来，书于曩策，公其后也。曾祖达官，本蕃城主，自天纵知，神朗宏达，不由文字，晤暗古今。率彼附容，远钦皇化。祖昧嫡袭，不坠忠贞。父日，夙使玉关，作镇金塞。乃礼遣长子削衽来庭，公之是也。公至自，皇上嘉其诚款，特拜授中郎将。自参侍丹墀，绵历年祀，尝无纤犯，声誉日闻。又加冠军大将军，进位上柱国，转右领军卫中郎将。拥虎猛士，警翼皇图，运豹韬之奇筹，殄摧匈寇。公素知止足，不尚矜华，谢病丘园，甘寝私第，岁时月见，二三而已。谷神不死，徒著五千之贤；圣囗归，终化一棺之土。以开元六年十月廿六日薨于里第，春秋一百一。七年四月十五日迁厝于洛阳城南，礼也。其处则迩接华阳，依紫微于北极；俯临伊渚，奇 控于南山。端则仙鹤吊人，图则神龟占地。绝浆哀子，痛甚曾参。树剑良朋，悲深吴礼。沿兹铭典，以勒泉门。翼播金声，永存玉策。其词曰：
惟德动天，无远不届；赫赫宗唐，四方是拜。英英公族，则为蕃首；声闻中华，威振细柳。粤自龙庭，入侍凤阙；削 拖绅，解辫冠发。翼翼警卫，衅衅岁月；忠恳日闻，礼数 越。功 卫霍，绩出韩彭；玉门拥节，金岭麾旌。不尚矜华，屡乞骸骨；谢病归家，星离寡 。日逗纤隙，人生斯须；忽如过客， 历草隧。萧瑟风柏泉路，一分幽明永隔；名冀与兮天壤俱，雕兹石兮勒铭策。
（二）志主姓名与城主外交
一般说来，志主的姓氏是唐代墓志首题的中心词（偶有不写的），若此志直叙主人姓名“史北勒”的甚 。或见于唐代粟特人墓志，《唐康阿达墓志》（贞观年间）首题“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量息阿达墓志铭”[28]，《唐康敬本墓志》（咸亨元年）首题“大唐故康敬本墓志铭”[29]，《唐史诺匹延墓志》首题“故游击将军史诺匹延字义本墓志铭”是其例。
关于志主的名字，固原史氏墓地出土《隋史射勿墓志》云：“讳射勿，字 。”其子《唐史道洛墓志》却说：“父射勿 。”前者是割裂原名以符合唐朝的习惯，后者是其全名[30]。与之雷同的《史多墓志》序文首句为：“公讳多，字北勒，西域人也。”史是以史国为姓的粟特人通例称呼，大概名和字本来连读为“多北勒”，汉文转写时为迎合华人各有名字的习惯而分开。《北齐书・恩幸传》有粟特人史丑多[31]。近年西安出土《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志》（大象元年）记其第三子名“富囗多”[32]。宁夏固原发掘出土《唐史索岩墓志》（显庆四年）和《唐史道德墓志》（仪凤三年）叙其先人名多[33]。《新唐书・西域传》述史国国君忽必多于开元十五年向唐朝献舞女、文豹[34]。前引《史道洛墓志》叙其祖名多悉多。粟特人名的寓意与宗教、习俗相关[35]，则“多”的粟特语含义，有待通人研究。
墓志的“西域人也”，系指中亚昭武九姓人定居的粟特地区。犹如《唐康阿达墓志》的“西域康国人也”。《唐米继芬墓志》的“其先西域米国人也”[36]，《康宜德墓志》（天授四年）的“西域康居人也”[37]。墓志云：“建土鹿塞，代贵龙庭；交贽往来，书于曩策。”前两句中词语来自隋炀帝诗，大业三年八月炀帝亲巡云内，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可汗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而赋诗，有句云：“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38]墓志借用典故，以鹿塞、龙庭指代粟特城邦。其世代交好唐朝，使节往来，有案可查。
墓志续云：“曾祖达官，本蕃城主，……率彼附容，远钦皇化。祖昧嫡袭，不坠忠贞。”未书史多曾祖名讳，仅表其官号。“达官”为古代突厥可汗之下的首领，见于正史等文献记载，一般称之为“突厥达官”。《隋虞弘墓志》（开皇十二年）云：“公讳弘，字莫潘，鱼国纥 城人也。……囗囗奴栖，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囗囗朔州刺史。”[39]罗丰先生认为达官是柔然一重要官号，突厥灭柔然，主要的官号、尊号均为突厥所继承，亦被突厥以后的回纥等人继承[40]。罗新先生也以为达官是官称[41]。已往西安昭陵陪葬墓出土《唐右武卫大将军李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延 墓志》（贞观廿一年）云：“夫人姓延 。阴山人也。肇系绪于轩皇，派昌源于父命，奄瀚海而开祚，疏朔野以承家。曾祖莫贺啜颉筋、祖莫汗达官、父区利支达官，并袭英猷，咸能世职。”[42]所记志主前辈是突厥达官。《唐游击将军史诺匹延墓志》云：“祖父西蕃史国人也。积代英贤，门称贵族，本乡首望，总号达官。渴仰长安，来投朝化。”是粟特亦承用之，贵族以有此官称者为荣。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史国：“国有城五百。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贞观十六年，君沙瑟毕献方物。显庆时，以其地为 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43]隋驭天下社会稳定，昭武九姓诸国东来交好以通商贸。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史国，得十 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44]。大业十二年史国“遣使朝贡”[45]。我们可由史多的生卒年（618－718）大致推测其先人所处时代与外交活动。其曾祖聪颖天智，博古通今，至迟于隋代以城主身份追随国王狄遮交好中国。祖昧嫡袭城主，保持友谊，至唐而往来关系密切。率其城民，倾心仰慕唐帝国的德政和教化，忠诚坚贞。
（三）史日、史多的质子身份与经历
公元七世纪中叶，昭武诸国成为唐朝的羁縻州，分府州两级，各隶专名。胡王受册封，体现唐朝对九姓胡的宗主权，实施“质子”制度[46]。蔡鸿生教授以米继芬和何文哲墓志述其“来质”的事例。《唐游骑将军米继芬墓志》（永贞元年十二月，805）云：“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西，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唐右领军卫上将军何文哲墓志》（大和四年十月，830）云：“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簪缨因盛于本朝，爵赏由光于中土。”[47]宿卫长安宫阙的“石国王子石忽那”[48]，是唐高宗乾陵石人像之一，似也应为石国之入侍质子[49]。外域贵族以王子或世子遣唐抵押作人质以示忠诚，唐朝廷授予侍卫武官以表宠信。
墓志记载史多的父亲史日，“夙使玉关，作镇金塞”。那么他于此前必由父亲史昧发遣于唐入质长安，学习异国政治制度，沐浴儒家文化熏陶。在取得信任、具备能力之后外任。以史国城主之子的血统和唐朝廷镇将的官职戍守于粟特人东迁的必经关隘，颇利于东西方的商贸往来。蕃将忠鲠，“乃礼遣长子削衽来庭，公之是也”。史多大概跟随父亲居住于重兵卫戍的玉门关，于是迤逦东来唐京，为第二代质子。墓志铭亦吟道：“削 拖绅，解辫冠发。”是引典言事：高昌国素与内地关系密切，隋大业八年，高昌王麴伯雅朝隋，娶华容公主。回国后诏改服色：“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50]削裁左衽之服，概言外域之人以改变本民族的服装为交好中原王朝的一种措施。于是史多着上国衣冠来到长安。其容貌肤色不能改变，却以身穿唐装表明内心倾慕大国文明，思想感情入融其中。
接着墓志叙史多履历云：“公至自，皇上嘉其诚款，特拜授中郎将。自参侍丹墀，绵历年祀，尝无纤犯，声誉日闻。又加冠军大将军，进位上柱国，转右领军卫中郎将。拥虎猛士，警翼皇图，运豹韬之奇筹，殄摧匈寇。”质子东来长安时大概已经成年，虽无任何资历却由皇帝超常擢拜中郎将（正四品下）直接进入官僚系统，为掌宫禁宿卫的某卫属下军官。远远超过用荫出身的封官标准，是对外域贵族的特殊礼遇。据有关材料，粟特人在入化唐朝之后，担任宿卫的情形较多[51]。他们和当时突厥首领及其子弟的待遇一样优厚：“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 将，布列朝庭。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伴，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52]可谓既多且滥。
墓志叙史多仕唐履历简扼。久参宿卫，深感恩义，畏威怀德，恪职守责，获授武散阶冠军大将军（正三品）。又以功效显著，授予勋官上柱国（比正二品）。转右领军卫中郎将，是其实际职务。太宗贞观年间西北边境战事最为频仍，他也曾出征“殄摧匈寇”，统本部精锐征剿突厥，立有功绩。在民族文化交流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个人作用。
史多为将知进退，生活务简约，大概年过耆艾而称病致仕，告请就家闲静养生，每年逢时遇节上朝觐见皇帝两三次罢了。这似乎是长安的生活场景。开元六年十月廿六日，老死于私第，享年101。次年四月十五日由其子“迁厝于洛阳城南”。考察墓志所谓“俯临伊渚，奇 控于南山”可知，窆于伊水中分的龙门山。和邙山一样，这里也是有地位的东都居民身后安葬的风水宝地[53]，粟特人安菩何氏夫妇的墓穴就在龙门东山[54]。
迁厝犹迁葬，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迁厝”一词既用于亡卒于其他州县而葬于洛阳者，也用于亡卒于洛阳而葬于邙山、龙门山等墓域者。由于墓志记载过于简略，也不排除史多晚年生活于洛阳葬于当地的可能。
三 余论
本文涉及史姓墓志多是天宝以前的，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的史姓人物多是武周时期的。荣新江教授检阅分析大量史料之后认为：“粟特人在洛阳活跃的年份主要是高宗和武则天时期。”[55]《史多墓志》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一）粟特城主
粟特地区城邦至夥而文献所记彼邦城主却很少，《隋书》记载米国“其城主姓昭武”[56]；《旧唐书》记载高宗显庆年间，“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57]而粟特人“播仙城主何伏帝延”[58]，说的是高宗上元三年至武周末的唐朝军镇故且末城[59]。蔡鸿生教授说：“唐代的粟特，大小城邦星罗棋布，号称‘千城之国’。按其形制，可分都、城、堡三级。……粟特城邦的官制，大体而言，也有相应的三级称谓，即见于唐史的国王、城主和大首领。”[60]史多的曾祖、祖世袭本蕃城主，为已知唐代粟特人墓志所仅见。
史昧家族所据是史国诸小城邦之一。城主有自治权，可独立交好于唐，以为附庸，遣子嗣入质，求得保护。撰志者赞美史多的曾祖特具异能，“自天纵知，神朗宏达，不由文字，晤暗古今。”此类文辞在唐代墓志中甚为少见，几乎极誉他是中世纪粟特城主中一位无师自通的神授才人，如此叙述，暗示其子孙亦皆不凡。
（二）史日、史多家族的华化
史国某城邦的两代城主极有远见，主动交好中国，并遣出生于粟特的史日由本土解其左衽万里入臣效忠皇帝。初唐在对西北边陲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中，以史日为丝路要隘金关的守将，是其能够听令于朝廷，领会战略意图，实施管理职能，政治华化的结果。
第二代质子史多保持胡名，已是入华的第二代粟特人。在侍卫宫禁之前，虽生活于胡风强烈的敦煌地区，但其本身体现的华化状况较之父辈更加显著了。他生于公元618年，即中原王朝的隋末唐初。设其20岁入质于唐，时在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依照官吏退休制度规定，设其70岁致仕，时为武后垂拱三年（687）。则史多主要身披将衣于太宗、高宗朝，效职于西京。后来武周定鼎洛邑，可能便与百官就禄于东都，遂定居于此。亡故后，有未记名字的“绝浆哀子”主持丧事，依照中国的传统丧葬礼仪，龟卜占地，木棺敛尸，瘗藏墓志，改变了粟特人在其中亚故土的葬俗[61]。是志主虽有婚配而撰志者于夫人的姓氏族里不置一词。安史之乱前，粟特人多保持着本民族内部通婚的习惯，大概与同族相互联姻。其子嗣辈生活于中国，大概著籍于洛阳，华化日深，逐渐融入了汉族是毋庸置疑的。
（三）史多百岁高寿
唐代墓志记载志主正常死亡，一般有其“遘疾”的简述。而《史多墓志》不谈志主逝世原因，直言亡卒时日，就其高龄越百看，是得耄耋令终。如此长寿之人，在唐代墓志中也极罕遘。检《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录的5100多件墓志中，寿龄90岁至99岁者55人（其中女性24人），昭武九姓人物中仅米继芬享年92。寿龄100岁以上者3人，均男性。怀州王屋县令杨康（麟德二年）“春秋一百廿”[62]，是年寿最高者。除萨纲王雅（总章元年）“春秋一百有三”[63]，年龄次居第二。朝请大夫陈护（垂拱四年），“春秋一百有一”[64]。则尽享天年无疾而终的史多与陈护的年齿并列第三。四位寿星所享高龄极其稀有，可能是五世同堂之家了。
在隋唐时代因公、经商等外域人士入华的大潮中，活跃于两京盛极一时的粟特人及其带来的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早已湮没无踪。遗物遗迹如雪泥 爪，留痕无多而时有新闻[65]，史多墓志犹是吉光片羽。通过志主入籍长安卒葬洛阳的史实，可窥粟特史国贵族向往大唐依附天子，东徙定居甘老他乡之一斑，点滴新知弥补了些许历史缺憾。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11期
注 释
[1]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2]罗丰：《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国学研究》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278页。又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7－247页。
[3]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85－90页。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年2期，第98－106页。
[4]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5]《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4册，第72页。
[6]《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5册，第171页。
[7]《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6册，第51页。
[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7册，第21页。
[10]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2期，第82页。
[11]中国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12]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273页。
[13]洛阳市文物工作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14]《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0册，第3页。
[15]《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
[16]《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86、87页。毛阳光：《隋唐时代洛阳的粟特人》，《河洛文化论论丛》（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0－262页。
[17]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西北史地》1983年1期，第67页。
[18]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1800号题记，《北市香行社社人等造像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拓本，应作“南市”，见《龙门石窟南市香行社社人等造像记》，《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129页。
[19]《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2703号，第595页。
[20]《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1121号，第254页。
[21]《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0883号，第199页。
[22]《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年2期，第104、105页。
[23]《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0716、0717号，第165页。
[24]《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1081号，第246页。
[25]《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第240页。
[26]《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0425号，第93页。
[27]《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第0965号，第220页。
[28]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
[2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5册，第109页。
[30]《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第473页。《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91页。
[31]《北齐书》卷五○，《恩幸传》，第694页。
[3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3期，第31页。
[33]《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第440、468页。
[34]《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康传・史》，第6248页。
[3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8页。
[36]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37]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38]《隋书》卷八四，《北狄传•突厥传》，第1875页。
[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33页。
[40]《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第412、413页。
[41]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50－73页。
[42]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43]《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康传》，第6248页。
[44]《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序》，第1841页。
[45]（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十二册，第11396页。
[46]《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7页。
[47]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48]陈晔：《乾陵六十一尊石刻群像探因》，《碑林集刊》（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49]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50页。
[50]《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高昌传》，第1847页。
[51]《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125页。
[5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中华书局，1997年，第1546页下栏。
[53]赵振华：《洛阳古代墓志的发现流徙与收藏著录研究》，《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图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54]赵振华、朱亮:《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3期,第21页。
[55]《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87页。
[5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米国传》，第1854页。
[57]《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7页。
[58]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二，1980年，第189－203页。
[59]《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40页。
[60]《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3页。
[61]陈海涛:《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2001年3期，第47－52页。
[62]《唐代墓志汇编》，第422页。
[63]周绍良 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64]《唐代墓志汇编》，第762页。
[65]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隋安居耶尼国安备墓志》（开皇九年），王绣主编《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11期已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