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出土“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
赵振华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道教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发现甚少，较难识别。汉“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国内首次发现的“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关键词：黄神；治都总摄；法印；道教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认为法印的法力无边，能够降魔驱邪，遇难呈祥。而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洛阳发现甚少，此介绍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1]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2]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3]
汉代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4]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近年王育成编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为集大成的著作，收录黄神类印章22方[5]，印面文字少则2字，多则5字。其中为“黄神”者4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1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1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1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1方（图一）。印章型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2.7、宽1.4、高1.8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图一，右），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祗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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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4印引自《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右洛阳出土陶印
二 “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6.8厘米，厚1.3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图二，右）。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3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 盖。印面有12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1987年6月21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在工余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20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136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图二，左），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劲，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6]。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1尺，相当于今31.2厘米[7]。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6.86厘米，“厚八分”合2.5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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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左《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著录印，右洛阳出土铜印
注 释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五版，第二册，第八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年，第三册，第九四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1980年，第1371、1372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8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年5月，第十页。
[5]王育成编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二章第二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6]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1997年1期，第87页。
[7]《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5页。
原载《中原文物》2007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