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考释
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
摘要：天册万岁元年（695）完成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是中外合资设计建造的政治性金属建筑艺术品。天枢本是北斗七星中斗身第一星的名称，用以命名这座建筑物，寓意在于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周边民族和中原民众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她感恩戴德，忠诚不二。天枢通高应不少于唐制147尺，《资治通鉴》所说105尺，应是其棱柱部分的高度。棱柱上面的铜盘应是承托蛟龙大珠的云盖，而不是承露盘。天枢不是矗立在洛阳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内，而是在皇城正南门端门外，临近被称为天津（银河）的洛河旁，以应天象，并就近北对武则天听政起居的宫城，以示“拱辰”。开元二年（714）唐玄宗予以销毁，虽然最终清除了武周政权带给唐朝的耻辱，但这座矗立洛阳达20年之久的艺术品，却随之化为乌有。
天册万岁元年（695）至开元二年（714），洛阳地面上矗立着一座金属建筑物，叫做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官修史书和私家著述对它说法不一。《资治通鉴》卷205说:“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天册万岁元年“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说：“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铁山高“二丈”，“负以铜龙，石 怪兽环之”。“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8记载天枢的名称、高度、地点、耗费铜铁钱币数目等，又是一种说法，说：“长寿三年（694），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馀斤，铁三百三十馀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大唐新语》所说的年份，比《资治通鉴》所说天枢造成的年份早一年，应该是指产生议案的年份，因而二者不算矛盾。
关于天枢的高度，《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说法应该说是一致的，二书依据的资料是唐代的国史、实录，比私家笔记所说的尺寸可靠。但《资治通鉴》表述含混、不全，容易让人误以为天枢通高105尺。仔细玩味《新唐书》，可知这个数字仅仅是八棱柱部分的高度。棱柱上面有云盖。云盖上四龙站立，各自身长12尺。四龙所托大珠，直径10尺。龙爪子不会安放在大珠正中间或正下方，这样起不到支撑作用，八只爪子集中到一起也不便施工，因而只能在大珠下侧。这样，云盖、龙和大珠加在一起，高度会超过22尺。棱柱下面有铁山，高20尺。三部分加在一起，天枢通高至少为147尺。唐制有小尺大尺两种。小尺合今25厘米，用于测度铜钱一类小型物品。大尺运用很普遍，其长度据王国维的研究以及实测日本所藏唐尺，在今29.3至31.3厘米之间。那么，天枢的整体高度应超过今130尺，底座周长及面积也可据此推算。至于上部到底是《资治通鉴》所说的承露盘，还是《新唐书》和《大唐新语》所说的云盖，我认为作云盖更合理一些。承露盘最早是西汉武帝时修造的，在长安建章宫内。武帝好神仙，以为承接甘露，和玉屑饮下，可以长生不老。承露盘的形制有两种说法。《汉书・郊祀志上》注引苏林说：“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三辅故事》说：承露盘“上有仙人掌承露”。而天枢的铜盘，上下皆无仙人，用以承托四龙和大珠，不是承接甘露。天枢造成后，李峤写下一首《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寮应制》诗。《大唐新语》这则资料说：“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朝士们的诸多诗作，只有这一首流传下来，诗中描写说：“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资治通鉴》不像《新唐书》那样说“大珠”、“云盖”，而是说“火珠”、“腾云承露盘”，大概参考李诗说法而来。然而李诗并没有说它是承露盘。如果是承露盘，李诗完全可以不说“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而说“仙盘正承露，高柱欲擎天”，须知“正承”二字拗救，符合律诗平仄要求。
天枢“由工人毛婆罗造模”，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8介绍几位擅长塑像者“皆巧绝过人”，其中有他，他是“天后时尚方丞”。《新唐书・五行志一》提到“中宗时，……中郎将东夷人毛婆罗”，可知他是高丽或新罗人。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1116页载《阿罗撼墓志》，说他“族望波斯国（伊朗）人也。显庆年中（656-660），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可称，名闻□□，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载1990年伊川县平等乡楼子沟村出土的《高足酉墓志》，说高足酉是“辽东平壤人”，来洛阳后拜为“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证圣元年（即天册元年）造天枢成，悦豫子来，雕镌乃就。干青霄而直上，表皇王而自得。明珠吐耀，将日月而连辉；祥龙下游，凭烟云而矫首。……即封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阿罗撼、高足酉便属于姓名可考的“四夷酋长”。可见天枢是中外合资设计建造的建筑艺术品。
天枢的性质是政治性的，上引“铭纪功德，黜唐颂周”、“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颂德”、“述德”及“表皇王而自得”云云，足以作为佐证。在唐代，政治性的纪念物在相关人员生前多有建造，称颂某人的政绩、功德，会为他修造颂德碑（遗爱碑），或以他为模特儿修造佛教人物像。《旧唐书・狄仁 传》说他当宁州刺史时，“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苏 在洛阳任县令，有善政，调离后，当地百姓思念他，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在龙门山雕成一尊等身观世音石像。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记其事说：“模宰官（县令）之形仪，现轮王（菩萨）之相好。……盛德相传，与此山而终始。”但对武则天也这样做，会显得不够规格，只有建造庞然大物，才符合级别。因此，天枢是纪念碑似的建筑物。何以命名为“天枢”？天枢（Dubhe）本是北斗七星中斗身第一星的名称，用来比喻国家政柄，第二星叫天璇（Merak）。从天璇用直线连接天枢，延伸至两星间长度七倍处有一颗星，是为北极星（Polaris）。北斗七星在不同季节和夜晚不同时间，转动到天空的不同方位，但无论怎样转动，天璇和天枢始终对着北极星，因此，天璇和天枢被称为指极星。《尔雅・释天》说：“北极，谓之北辰。”《论语・为政》载孔子话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这是说国君如果以道德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位置，众星辰都旋绕和归向自己，即得到臣民的拥护、敬仰。那么，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寓意在于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周边民族和中原民众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她感恩戴德，忠诚不二。
天枢建造在武则天听政起居的宫城正南面，才能体现众星“拱辰”的含义，端门和定鼎门都符合方位，它到底矗立在哪里？端门是皇城的正南门（遗址应在今洛阳桥北端西），北对宫城正南门应天门（遗址在今周公庙、洛阳报社一带），南对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遗址在今水磨村正南、古城村正东以及赵村正西南三者交汇处）。从端门到定鼎门七里多长的大街，叫做定鼎街、天门街或天街。端门南边临近天津桥，比起坊里鳞次栉比的其它地带，地势无疑空旷宽阔得多。天津桥是洛河上的桥梁，当时认为洛河横穿城中，有银河之象，银河又叫天津，天津桥因而得名。说到星宿，难免会提到银河。《全唐文》卷459载崔淙《五星同色赋》，说金木水火土五星，“邻月魄而璀璨，落天津而隐映。朝临日道，助我后夙兴之勤思；暮入天枢，表圣皇夜寐之勤政”。那么，把天枢修造在洛河旁端门外，不但应合天象，也不受地势局促的制约，还便于官府就近管理和保护。定鼎门内则不然。铁山周围170尺，方的也好圆的也罢，宽度在43至56尺之间，加上围以石兽，两边留出车马通道，所需宽度应超过100尺。定鼎门内街道两侧，坊里密密匝匝，哪有空地安置这个庞然大物。据今实测，定鼎门的中门宽24尺，东西两侧9尺外分别开设一门，各宽21尺，故定鼎门总宽应为100尺略多，正好与安置天枢所需宽度相同。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5依据《大唐新语》的说法，认为天枢在定鼎门内，同时指出定鼎街宽百步，即600尺，是定鼎门总宽的五倍多。这哪是街道，简直是广场。当今大都市高楼耸立，车辆密集，也没这么宽阔的街道。因而定鼎街宽百步的说法，恐怕不可置信。若把天枢修建在定鼎街中间，即便街道的宽度能够受纳，但与定鼎门搭配不协调，会影响市容。在清代认为天枢在定鼎门内者，并非徐松一人，《全唐诗》的编纂者也持这一观点。《全唐诗》卷61收录了李峤那首诗，所加的按语用的是《大唐新语》的那段文字。清人为什么宁可相信私家著述的定鼎门内说，而不相信官修史书的端门外说呢？推测起来，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他们极有可能不相信天枢有正规史书所说的那么高大，能够安置在定鼎门内。其二，他们可能误读了《大唐新语》这则资料提到的一句诗。这则资料说：“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如上所说，天街北起端门，南达定鼎门，全长七里。无论在端门旁还是在定鼎门内，都属于“天门街里”。因此，不能看到“天门街里”的说法，就以为销毁天枢必然在定鼎门内。其三，他们可能拘泥于李峤诗中“黄道”、“九门”的说法。李诗云：“何如万国会，颂（《大唐新语》作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黄道”即崔淙所说的“日道”，是太阳视运行轨道，太阳比喻皇帝，因而黄道也指皇帝经行的道路，不会特指某条街道。唐代曾将天津桥地段的洛河分作三股，分设三桥，天津桥居中，其北是黄道桥，命名依据的是天文学名词。因此，“灼灼临黄道”是说天枢立于洛河旁，在日色辉映下光彩闪射。皇城除端门外，还有左掖门、右掖门、宾耀门、丽景门、宣辉门，共有六门。外郭城除定鼎门外，还有长夏门、厚载门、上东门、建春门、永通门、安喜门、徽安门，共有八门。清人是否会把这两个数字同“颂德九门前”加以比较，选一个近是的说法？李诗说“九门”，只是用天子居处九门的典故代指皇宫。稍后，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说：“九门寒漏彻，万井曙钟多。”既然“颂德九门前”，天枢总该离宫城近一些，在端门外最合适，远在定鼎门内，怎么能算得上“前”呢？
神龙元年（705）以来，中宗、睿宗兄弟相继当政，国号恢复为唐，迁回长安办公。中宗曾令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谏官张景源认为“中兴”提法不妥，建议改为“龙兴”，中宗采纳，可见他不敢否定母亲的废唐建周行为。睿宗同他伯仲之间而已。睿宗子玄宗即位后，才大刀阔斧地解决武则天时期的遗留问题，到开元二年销毁了天枢，虽然最终清除了武周政权带给唐朝的耻辱，但这座矗立洛阳达20年之久的艺术品，却随之化为乌有。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2004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