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碑》与洛阳东汉皇陵
赵振华 王竹林
摘 要：1993年在偃师市高龙镇火神凹村西发掘了一座西晋墓，此墓以汉安乡侯、太傅张禹墓碑封门。碑文的“度宅成阳，左陵之滨”指碑主葬于汉洛阳城之南郊，皇帝陵墓旁边，而张禹是葬于慎陵、康陵这一陵区的和帝、殇帝的辅佐大臣。碑文为确定洛阳东汉南兆域部分皇陵的名称和位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张禹碑出土地所在东汉南兆域陵区距东汉洛阳故城实际距离约为12.5公里，与文献记载的“三十里”吻合。据都城与和殇两帝陵的方位与距离，结合张禹碑出土地点，可以推测，在今高龙镇的火神凹以西，新彭店以东，高崖村以南，辛村以北，面积大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是慎康两陵的兆域，现存的10余座土冢分布其间，与文献记载的陵地封田范围相当。
关键词：张禹碑；和帝慎陵；殇帝康陵；东汉
1993年春，偃师商城博物馆配合中友电力公司电厂基建工程考古发掘。工地位于偃师市西南20公里的高龙镇火神凹以西，阎楼村以东，顾（县）龙（门）公路以南（图一）。一座墓葬编号为93YSDZM51，为小型西晋墓，该墓甬道口置两层封门，第一层系用长46，宽24，厚10厘米的汉代青砖侧立不错缝直砌四层，呈外拱形挡土墙，其内层用残碑直立紧靠在小砖拱券的甬道门口（图二）。碑残高120、宽72、厚6厘米，表面粗糙，凿剁痕迹明显。阴刻隶书16行，满行25字，古朴典雅，略存篆味。由于凿剁地纹与阴刻文字笔划粗细相若，一些字迹模糊不清。碑石右上角缺损6字，左上角及左侧末行缺损51字，右下角缺损1字。加上碑额仅余1篆书残字，全碑残存331字。另外，在额题与碑身正文结合处的正中部位，残存“碑穿”之少半个圆弧。笔者曾反复观察碑石，咀读碑文，并查阅有关文献，初步认定此碑系《汉故安乡侯张公碑》（1）（图三）。此辨析文字，厘定标点，略作考释。
一 墓碑原文
□□□七年（2）八月廿五日己丑公薨，遗孤（3）伤怀，悲慕叹息。昔有□□，□年休德，哀而不宣，毋以垂则。乃割情心，府述所哀。追公建迹，□自赵举（4）；入侍紫宫（5），出司二州（6）。敦德配哉，嘉政四流；述职行县，至于海偶（7）。前人所艰，靡不悉周；幽隐得理，帝命宣休。至俭不烦，克忌毋畴；百姓歌迹，东征西思。明试以功，乃宰下邳（8）；推诚上省，教民度财。斥逐贪叨，为民除灾（9）；兴利万顷，众有黍储（10）；功犹姬弃（11），东土赖之。德音昭闻，入迁农官（12）；典国渊海（13），上下以安。事如蕹尔（14），不迷其烦；临朔交刺，圣人所叹。而公处之，糸（ 龙）不干（15）；四海会同，商人说 （16）；国用□盈，戎狄允平（17）。命为太尉，掌司天官（18）；日月光泽，星辰顺行。贤人显□，野毋逸民；五载之间，边竟方安（19）。延平之际，荣拜太傅（20）；众宰之任，□□□□。若涉渊水，临事而惧（21）；封爵安乡（22），忠诚是报。居高思危，满□□□；□□□举，谢病退去（23）。七十有六，构疾不豫（24）。圣朝闵悼（25），两宫□□；□□□□，□□悉 。薨亡之日，二使亲吊，哀憧咨嗟； 选 □（26），□□□□。□□□载，九月乙卯（27），祀行东征，度宅成阳，在陵之滨（28）。□□□□，□□□□，□□成周，永不忘君（29）。推公行迹，与彼同勤，孤□□□，□□□□，□□□□，□□□□。
二 碑文考释
除开首年月，通篇是4字为句的韵文。
（1）碑的定名。碑主于“延平之际，荣拜太傅”且“封爵安乡”。“延平”，是殇帝年号，仅一年，《后汉书・孝殇皇帝纪》云：“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张禹为太傅，……参录尚书事”[1]。《后汉书・张禹传》载，禹在安帝“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乡候，食邑千二百户”[2]。张禹是东汉前期高官大吏，生平最高封爵为“安乡侯”，故而死后碑首应题“安乡侯”。碑额残存的“匕”之笔迹，是繁体“ ”字的中间下部残字。与《汉故泰山都尉孔庙碑》碑阴“门生魏郡馆陶乡”的“ ”字、银雀山汉简《孙膑》一三五中的“ ”字下边笔划同。按照汉碑额题贯例，乡字以上应为“汉故安”，其左侧竖行当是“侯张公碑”四字对称，故可定命为《汉故安乡侯张公碑》。
(2)该碑首行前缺三字。《后汉书、张禹传》记载其于永初元年（107）封安乡侯，“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则按汉碑贯用行文格式，首行缺损三字应是“惟永初”。若洛阳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惟永平七年”[3]；若济宁孔庙《北海相景君碑》，“惟汉安二年”[4]。
（3）“遗孤”，据《后汉书、张禹传》，系指其长子盛、次子曜等。
（4）“□自赵举”，疑前方缺字为“始”或“初”。按《后汉书・张禹传》云：“张禹，字伯达，赵国襄国人”，“永平八年（65）举孝廉”。《后汉书・郡国志》云：赵国辖五城，襄国为其一[5]。可见文中“赵”，即赵国，张禹祖籍。“举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求仕者必由之路。
（5）“紫宫”本指天帝的居室，在这里指帝王宫禁所在――京城洛阳。《东观汉纪》云：“永平六年，禹为廷尉府北曹吏，处事执平，为京师所称。明帝以其明达法理，有张释之风，超迁非次，拜廷尉。”[6]廷尉，九卿之一。是其初出茅庐斩露头角已为京城之显宦，即碑文所谓“入仕紫宫”。
（6），“出司二州”，《后汉书・张禹传》云：“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元和二年，转兖州剌史”。即是张禹于章帝时出宰之二州。
（7）“至于海偶”，即海隅，海角、海边，杨州所辖东南沿海一带。《尚书・益稷》云：“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7]。句谓指张禹在刺史任上，经常到辖区属县及偏远之地巡视。“《续汉书》曰：张禹拜扬州刺史，当济江行部，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於济涉。禹厉声云：‘子胥若其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令鼓楫而过。历行部邑，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8]即《后汉书・张禹传》云：“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毕到，亲录囚徒，多所名举”。
（8）“乃宰下邳”。《后汉书・张禹传》记其于元和三年（86）“迁下邳相”。《后汉书・郡国志》云：“下邳国，武帝置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72）更为下邳国。”[9]相为郡国的实际执政者，相当于郡守。碑文“邳”从不从邑，盖不、丕同音相假。
（9）“斥逐贪叨，为民除灾”，见于文献。《后汉书・张禹传》云：“功曹吏戴 ，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自长史以下，莫不震肃”。《东观汉记》亦云：“ 当从行县，从书佐假车马什物。禹闻知，令直符责问， 具以实对，禹以宰士惶恐首实，令自致徐狱。”[10]
（10）“兴利万顷，众有黍储”，亦于文献有征。《后汉书・张禹传》中云：“徐县北界有蒲阳坡，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隧成孰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者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东观汉记》亦云：“坡水广二十里，径且百里，在道西，其东有田可万顷”，“禹巡行守舍，止大树下，食 饮水而已，后年，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屠酤成市。垦田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11]
（11）“姬弃”，周人之祖弃，黄帝族后裔，帝喾之子，古代主管农事的官。《尚书・舜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孔颖达疏曰：“稷是五谷之长，立官主此稷事。”[12]“功 姬弃，东土赖之”句乃撰文者誉美张禹，为其任大司农作铺垫。
（12）“农官”，专管农业的官员。此句意为张禹任职“下邳相”期间，开垦废田，民用丰给，声名远播，由和帝拔擢为“大司农”，任职于京城，管理全国的农业。与《后汉书・张禹传》：“永元六年，迁禹为大司农”，“和帝甚礼之”的记载吻合。
（13）“典国渊海”。典，掌管、任职。深渊和大海，比喻事物包容深广。《后汉书・百官志》云：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13]，张禹所职掌乃国家经济命脉。
（14）“事如蕹尔”，“蕹”，草丛生貌，指事情繁杂而集中。
（15）“糸（ 龙）不干”，“糸”，连。后一字左从繁体“长”，右似从简体“龙”，《龙龛手鉴》云：“（ 龙），直也。”从长的字与人的长头发有关。“不干”，不干预，不干挠。《左传・文公五年》云：“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14]则句意为有关连、联系，而不干预。
“糸”与“系”同声。而“系”与“ ”通用，说见《古字通假会典》[15]。则杨雄《太玄经・玄 》所谓：“能以偶物者，通也。无所系 者，圣也。”[16]与碑文意思大同。
（16）“四海会同，商人说 ”，四海， 四方。“说”，通悦。“ ”通欢，与《汉孔耽神祠碑》“ 乐寿考”，《汉李翊碑》“得殊俗 心”同[17]。同音字相假通用，乃汉碑习见之俗。
（17）“国用□盈，戎狄允平”，由上下文看，缺损字应为“充”。“戎狄”，泛指我国古代西北方少数民族。
（18）“命为太尉，掌司天官”，《后汉书・百官志》一：“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18]太傅、太尉与司空并称三公。《后汉书・张禹传》：“永元六年（94），入为大司农，拜太尉，和帝甚礼之。十五年，南巡祠园庙，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而据《后汉书・孝和皇帝纪》，大司农张禹为太尉时在“永元十二年九月丙寅”[19]。
“天官”，“天官冢宰”的简称。《周礼》称冢宰为天官，为百官之长。
元兴元年（105）三月，为追谥和熹皇后之父护羌校尉邓训为平寿敬侯一事，司空陈宠以为旧典无先例，不可封。“太尉张禹、司徒徐防以为宜封，争之连日，乃从禹、防议”，陈宠便遭邓族忌恨。于是可见，禹等颇善谀媚外戚[20]。事亦见《后汉书・陈宠传》。任职期间，荐补擅长经义的周防为博士[21]。
（19）“五载之间，边竟方安”。张禹于永元十二年（100）为太尉，至延平元年（106），前后六年。碑云“五载”，是其任期内。“边竟”，边境。《汉裴岑纪功碑》的“边竟艾安”；《汉北海相景君碑》的“轻黠 竟”；《汉 阳令曹全碑》的“廓土斥竟”，均以“竟”为“境”[22]。
（20）“延平之际，荣拜太傅”。《后汉书・张禹传》云：“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前引《后汉书・孝殇帝纪》记为是年正月辛卯。殇帝初即位，诏曰：“昔唐虞之盛，犹待四辅；周文之宁，实在多士。汉兴，旧制咸宜，保傅并建左右，以参听断。太尉禹，三世在位，黄发罔愆；司徒防，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为太傅，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23]时已年近70，德高望重。《后汉书・百官志》云：“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导，无常职。”[24]
《后汉书・法雄传》云：其“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举雄高第，除平氏长”[25]。以善政事而官至刺史。
（21）“众宰之任，□□□□，若涉渊水，临事而 ”，句中“众”字写法同碑文“众有黍储”。而此读若“冢”，“冢宰”，掌邦治，统百官，以佐王均邦国。“若涉渊水”，为习用语，如汉武帝诏书有“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26]之类谦虚语。汉明帝诏书亦有“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27]等自谦之词。
太傅为三公之首，时张禹位高权重，比古冢宰，故处事深思熟虑，小心谨慎。
《后汉书・张禹传》言：“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召禹舍宫中”，处理国家事务，极得信任。然殇帝不满周岁而崩，张禹自以为要担负一定责任。故安帝即位后，“数上疾乞身”，然而安帝给予恩赐优待，“劝令就第”。
（22）“封爵安乡”，前已引《后汉书・张禹传》的有关记载。《后汉纪》云：永初元年“夏四月，太傅张禹为安乡侯。”[28]
《后汉书》本传记张禹封侯之后，于永初年间，“更拜太尉”。《后汉书・寒朗传》云：“永初三年，太尉张禹荐朗为博士”[29]，可证。
（23）“谢病退去”，这句话与《后汉书・张禹传》说他于永初“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的记载吻合。《后汉书・孝安帝纪》亦有永初五年正月“己丑，太尉 禹免”的记载[30]。
（24）“ 疾不豫”，“ 疾”，生病。“不豫”，尊长有疾。
（25）“圣朝闵悼”，“圣朝”，皇帝。“闵悼”，怜恤伤悼。
（26）“薨亡之日，二使亲吊；哀憧咨嗟， 选 □”。“二使”，皇帝皇后二宫使者。《后汉书・张禹传》云：“七年，卒于家。使者吊祭。”“憧”读若恸。 ，赠予丧家随葬物品，此指皇家所赙东园秘器，即棺材。 后当是“器”字，东园为汉代专造丧葬器物的官署。
（27）“□□□载，九月乙卯”，据碑文与文献知，张禹卒于永初七年（113）八月二十五日。此句应是“永初七载”。“九月乙卯”，即九月二十一日，为下葬之日。
（28）“祀行东征，度宅成阳，在陵之滨”。石碑出土地在汉洛阳城东南。“度宅”，即改迁阴宅墓地。“成阳”，城南，指洛阳城之南郊。《汉鲁峻碑》碑阴记各郡县的门生故吏及出钱数目，如“高成吕图”、“阜成东乡晨子”、“阜成东乡恭公”，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城皆省作成”[31]。刘庆柱研究员以汉“新成右祭酒”和“新城令印”为例，引《汉书・地理志》“新成县，惠帝四年置”。《续志》作新城。认为成与城通假[32]。“陵”，皇帝陵墓；滨，旁边。
（29）“成周”，谓东周“成周城”，东汉国都洛阳的前身。指陪葬于先帝陵旁以示不忘君恩。其残缺文字，大意若“陪葬慎陵，南依万安，北望成周”。
三 张禹墓碑与东汉南兆域皇陵
张禹碑文字精简，以四字为句而押韵。现存碑文虽不见碑主姓氏名讳，而碑主生平与《后汉书・张禹传》相符，史传是碑文的确切疏解。张禹为东汉位至三公的大官僚，然而其墓碑与同时代之官僚袁安碑、袁敞碑比较，其用石粗糙而材薄；虽前者为篆书，后为隶书，然而工刻隶书手法粗犷，惜时减刀，字痕浮浅毛糙。如不少字之捺划，浅刻双钩，不凿燕尾。何以如此，不易考究，或与张禹生前节俭有关系。
根据张禹碑出土现场情况分析，晋人在建造墓穴时，破坏汉墓，就近取材，以汉砖和汉碑改作封门材料。已往偃师出土汉碑，也有类似情况。1939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云：“东京文物炳蔚，碑刻应亦不少，而今存汉碑，希为晨星，殆由魏晋以后之制，禁毁弃而已。……近出《甘陵相》、《皇女》诸残碑，皆魏晋之间折为墓门。”[33]汉墓旧物虽被晋人移动了原位，但我们认为，晋墓距碑主张禹的墓穴不远。
碑文说张禹葬于先帝陵寝的东边，为确定洛阳东汉南兆域部分皇陵的名称和位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据实地勘察，张禹碑出土地周围的农田上存有许多高出地面的土冢，与碑记之“陵”有关，是东汉南兆域皇陵区的一部分。
由文献与碑文知，张禹生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38），明帝永平八年举孝廉，在京城为廷尉；章帝建初中至元和年间，出为扬州、兖州刺史和下邳相。和帝永元六年为大司农，后为太尉，“和帝甚礼之”；殇帝登基，为太傅，录尚书事；安帝朝封安乡侯，于永初七年去世。四位皇帝都擢拔张禹，委以重任，恩宠有加；张禹于任上亦大展抱负，业绩显著。尤其是他交通外戚，庇护殇帝在襁褓中登上皇位。
那么，张禹陪葬于哪位皇帝陵墓旁呢？据文献记载，从年代上看，东汉洛阳城南的六陵中，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之葬，早于张禹卒年，则碑文的“陵”当与此四陵有关。后两帝均葬于延平元年，距张禹之卒仅7年，时间短，陪葬之墓亦少。我们认为，禹既为和、殇两帝大臣，据陪葬制度，安帝赐予特殊荣誉，使依傍其中一陵而葬，合于情理。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记载，和帝为章帝四子，于章和二年（88）10岁时即皇帝位；元兴元年崩，年27。延平元年，“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唐李贤注曰：“在洛阳东南三十里。”[34]。关于陵园规制，《后汉书・礼仪志下》李贤注云：“《古今注》具载帝陵丈尺顷亩。……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 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四十一里。’”[35]唯所记里数不合。殇帝为和帝少子，元兴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登基仅8个月，于延平元年八月崩于襁褓。九月“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康陵”。李贤注曰：“陵在慎陵茔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36]。则父子二人葬于同一茔域。同书引《古今注》云：“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 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吏寺舍在殿北。堤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曰：‘高五丈四尺。去洛阳四十八里。’”
汉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一尺约23.75厘米，一里约合今427.5米，则三十里约合今12.8公里。张禹碑出土地所在陵区距东汉洛阳故城实际距离约为12.5公里，与文献记载的“三十里”吻合。可见，据都城与和殇两帝陵的方位与距离，结合张禹碑出土地点，可以推测，在今高龙镇的火神凹以西，新彭店以东，高崖村以南，辛村以北，面积大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是慎康两陵的兆域，现存的10余座土冢分布其间，与文献记载的陵地封田范围相当。其周围应有很多陪葬墓，张禹墓是其中之一。
注 释
[1]《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196页。
[2]《后汉书》卷四四，《张禹传》第1496―1500页。
[3]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3册，科学出版社，1956年1月，图版一。
[4]山东省文物总店编《山东秦汉碑刻》，一二《北海相景君铭》，齐鲁书社，1984年。
[5]《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第3437页。
[6]（汉）刘珍撰《东观汉纪》卷一一，《列传六・张禹》，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济南开发区汇文科技开发中心编制，武汉大学，1997年，第214盘，第2100号，第2册，第59页。
[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二，《尚书正义》卷五，《益稷》，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页上栏。
[8]（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六，《州部・扬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319盘，第3646号，第6册，第9页。
[9]《后汉书》志第二一，《郡国三》，第3461页。
[10]《后汉书》李贤注引，见《后汉书》卷四四，《张禹传》，第1498页。
[11]《后汉书》李贤注引，见《后汉书》卷四四，《张禹传》，第1498页。
[12]《十三经注疏》二，《尚书正义》卷三，《舜典》，第130页下栏。
[13]《后汉书》志第二六，《百官志》三，第3590页。
[14]（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八，《文公》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42页。
[15]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454页。
[16]（汉）杨雄：《太玄经》卷七，《玄 》,《百子全书》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年，第四B页。
[17]张廷奂编撰《汉碑古字通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41页。
[18]《后汉书》志第二四，《百官一》，第3557页。
[19]《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188页。
[20]（晋）袁弘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一六，《后汉孝和皇帝纪》下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21]《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周防传》云：防聪慧，“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太尉张禹荐补博士。”第2560页。
[22]《汉碑古字通训》，第271；5；135页。
[23]《后汉纪校注》卷一四，《后汉孝和皇帝纪》下，第418页。
[24]《后汉书》志第二四，《百官一》，第3556页。
[25]《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第1276页。
[2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1页。
[27]《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第96页。
[28]《后汉纪校注》卷一六，《后汉孝安皇帝纪》上，第437页。
[29]《后汉书》卷四一，《寒朗传》第1418页。
[30]《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第216页。
[31]《汉碑古字通训》，第114页。
[32]《秦都咸阳遗址陶文通考》，《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33]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序二》，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4]《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196页。
[35]《后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第3149页。
[36]《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05页。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