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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杨畏妻王氏墓志与王彦英相国新罗

北宋杨畏妻王氏墓志与王彦英相国新罗

 

赵振华

 

摘要:洛阳龙门新出北宋王硕人墓志记载其先人王彦英、王仁侃父子于唐末自福建出海,至新罗国为相国;祖王彬重返中国,与父王宗望、夫杨畏,皆见于《宋史》传记。其家于洛阳南伊阙西山佛刹之侧建别墅松斋于自然山水中,为不见于《洛阳名园记》的宋代园林。墓志证补了正史记载。

关键词:王仁侃;新罗;相国;杨畏;墓志;北宋

 

 

墓志于20055月出土于洛阳市南龙门张沟村。墓志青石质,方形,边长73厘米,楷书38行,满行39字。盖顶,较志略大,篆书3行,行3字:“宋故硕人王氏墓志铭”,现藏洛阳大学。志主之先人王彦英、王仁侃父子于唐末自福建出海,至新罗国为相国;志主之丈夫杨畏为朝廷言官,皆见于史书记载。杨家于洛阳南伊阙西山佛刹之侧建别墅园林松竹流泉于自然山水中,为不见于《洛阳名园记》的宋代知名园林。此检阅核究志文,略作疏解。

 

  墓志原文

 

宋故硕人王氏墓志铭并序

兄中奉大夫直龙图阁提举西京崇福宫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纯撰并书

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致仕清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张杲篆盖

故朝散大夫、充宝文阁待制致仕,赠太中大夫杨公讳畏之硕人曰王氏,其先光州固始人。高祖避五季之乱,乘桴游海南,新罗国王一见奇之,命以相国。曾祖讳仁侃,继执国柄,后赠光禄卿。祖讳彬,生有英气,年十八,闻艺祖定天下,慨然白其王曰:“中国有真人出,请归。”王伟其言,即贡于朝。登进士甲科,仕至太常少卿,历三路转运使,赠金紫光禄大夫,为时名卿。父讳宗望,故任中散大夫,充集贤殿修撰,历工部侍郎,赠开府仪同三司;践扬中外六十年,以君子长者称。自金紫葬汝州梁县,遂为汝人。

硕人生禀异质,天资淑慎。平居不妄言笑,事父母以孝闻。丧母荣国夫人钱氏,开府以其孝谨,为遴选其配久之。至元丰末,杨公初自御史出,提点夔州路刑狱。开府时领转运使,以杨公风度凝远,问学高妙,甚器之。逮元间,杨公再擢为御史。以太夫人年高,有再醮意。闻硕人有贤行,来求之,曰:“是必能事吾母而母吾子也。”及归,姑果称其孝,而子爱其慈。逮其姑弃养,执丧尽礼。

杨公自昔立朝,志在裕陵。会元更法,公为御史,明目张胆,推明国是,多所排击,时论称之。绍圣间,谋北帅,自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守常山。其后进退逡巡,请宫祠居洛,垂二十年,处之裕如,而硕人亦未尝以出处为欣囗。

洛城之南,有禹凿龙山,相距十五里,伊水贯其中,两山有佛刹,境为胜绝。侍郎公与硕人携诸幼稚,尝游息焉。又卜筑伊水之西为别垭,曰松斋。疏流泉,植松竹。每风月之胜,杖履笑傲,徜徉物外以自乐。众叹其数奇,而独以自适也。政和癸巳,朝廷亟召,方将大用,而遽以疾不幸矣。士论惜之。

硕人于侍郎公之出处向背,皆能析其是非。侍郎公先硕人捐馆一纪越,自称未亡人,则屏斥铅华,栖心向道。衣淡素,从尼禅师智光游,请法名曰净觉,求所以达大道之理,卒有得焉。

硕人治家,整肃有法,凡侍郎公之遗范,一无所违,内外亲族,咸所矜式。至于岁时荐享,展省松楸,必备陈事生之礼,始终如一。呜呼!如硕人者,岂徒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而已耶?侍郎公亲睦族属,抚存幼孤,先疏后亲,恩义备尽,硕人赞助有力焉。硕人归杨氏,无所出。拊怜儿女,不啻如己出也。又以兄之女妻其子临。长女因丧夫抱疾,携幼子侄来归。病既笃,嘱硕人曰:“此儿愿留外家,勿使归。”许之乃绝。硕人鞠育存恤,与己子等,日使就问学。至成立,为择名家娶妇,以侍郎公遗表官之。尝曰:“吾不负其托矣。”次女孀居,自远来馆于家,终不忍使去其侧。噫!慈仁若此,真可谓有妇德矣。

硕人气体康强,齿发未衰。一日自外归,易衣坐憩,举家侍前。命小鬟按新歌,硕人亦自歌。未阙,目若眩索,就枕,家人掖至寝所。越翌日,无甚疾而化,享年六十有六,实宣和六年甲辰八月十五日也。硕人平时神情常自适,有林下风。去年来汝阳,语女弟曰:“我他日撒手便行,更无余念。”弟怪其言。今乃无甚疾苦,倏焉而逝,得非知所谓诸幻悉灭,非幻不灭,得智光之发药耶?

初封永宁县君,会新制改封硕人。子男二,鼎,莱州防御推官、监西京左藏库,先硕人卒。临,承奉郎、监西京商税务。女三,长适朝奉郎、陇州通判王希声。次适通直郎、知唐州比阳县张伯淳。次许嫁而卒。孙男三,仲忽,从政郎、新差监相州酒税。仲偃,未仕。仲弓,登仕郎。孙女一,曾孙女一。以宣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奉硕人丧合于侍郎公之墓,即河南县龙门之原祖茔也。余蚤从侍郎公游,视硕人则女弟也。其孤甥临,状其行来请铭,哀伤而为之铭曰:

倚嗟夫人,淑慎身;来嫔杨宗,法度是循。承姑以孝,鞠子以仁;亲睦内外,厥爱咸均。雍容肃括,御家有伦;所遇丕泰,了无戚欣。嗟乎!其逝奚遽,其归则真;龙门之原,伊水之滨。窀穸是,逍遥迹陈,施及孙子,有来诜诜。

袁异刊。

 

  王彦英父子相国新罗的历史背景与王彬重返中国

 

墓志开首叙王氏之数代先人履历,见于《宋史・王彬传》:“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侃,从其族人潮入闽。潮有闽土,彦英颇用事,潮恶其逼,阴欲图之。彦英觉之,挈家浮海奔新罗。新罗长爱其材,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1]这里先简单回顾一下新罗历史。据文献记载,三国时代后期新罗和唐朝结盟,联军于公元660年灭百济,于668年灭高句丽,676年唐军撤退,新罗最终统一当时的朝鲜半岛,定都庆州,采取唐朝的国家制度,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统一新罗因贵族的霸权争斗而衰退,918年王建建立高丽国王朝,935年灭新罗,新罗时代结束,高丽王朝崛起。唐朝与统一新罗、宋朝与高丽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双方联系日益密切,在频繁的交流中,学习吸纳中国文化。可以这样说,除了王彦英父子的人品和才干,长期与中原王朝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对中原朝廷先进文化的向往和汲取是新罗国王任用渡海王氏的根本原因。《宋史・高丽传》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2]可以推测,新罗灭亡后,王氏家族必然仕事于高丽王朝。

就海上交通路线而言,唐代的登州、明州是起碇通达新罗、日本的港口,南方的泉州、福州这两大港口的商船同样可以往返于此间。泉州港位于福建东南海滨,扼晋江入海口泉州湾内。福州港地处闽江口,开港比泉州更早,文宗大和年间设置市舶司,管理海税征收。因此固始王氏自闽航海到新罗,走的是一条成熟的通往东北亚的海道。

迫使王彦英外出的王潮,《新唐书》有传[3]唐末黄巢起义的社会大动荡中,潮与弟审、审知于僖宗光启元年(885)正月随王绪起兵于固始,从江西、广东转战福建。据《资治通鉴》记载,光启二年八月,王潮拔泉州,遣使降福建观察陈岩,“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893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为福建观察使”,据有五闽之地。乾宁四年(897)“十二月,丁未,潮薨。”[4]可见王彦英出洋时在王潮割据称雄11年内,在公元886年-897年之间,时处唐代末年,即墓志所谓“高祖避五季之乱,乘桴游海南”至新罗国。墓志叙王彬“年十八,闻艺祖定天下”而请归中国,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开国为帝。以此推测彦英、仁侃父子于新罗、高丽朝廷相继为显宦在公元897年之前至960年之后,达数十年之久。《宋史・王彬传》亦云:“彬年十八,以宾贡入太学。淳化三年,进士及第。”他历任地方官为刺史、京官为转运使,“累迁太常少卿,卒”,官阶颇高。

王彬生平历事亦可由《宋史・高丽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旁证之。高丽国王高治于太宗雍熙三年(986)“十月,遣使朝贡,又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淳化“三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不久,高治上表于太宗曰:学生王彬、崔罕等入朝习业,蒙恩并赐及第,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仍放归本国。窃以当道荐修贡奉,多历岁年,盖以上国天高,遐荒海隔,不获躬趋金阙,面叩玉阶,唯深拱极之诚,莫展来庭之礼。彬、罕等幼从匏系,嗟混迹于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袍短褐,玉粒桂薪,堪忧食贫,若为卒岁。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优容,丰其馆谷之资,勖以艺文之业。去岁高悬轩鉴,大选鲁儒,彬、罕接武泽宫,敢萌心于中鹄。滥巾英域,空有志于羡鱼。陛下以其万里辞家,十年观国,俾登名于桂籍,仍命秩于芸台。悯其怀土之心,慰以倚门之望,别垂宸旨,令归故乡。玄造曲成,鸿恩莫报,臣不胜感天戴圣之至。[5]敬谢大宋朝廷培养人才。这些归国的宾贡进士,广泛传播汉文化,也促进了新罗的文化发展。大概不久,王彬第二次回到母国做官,不再返高丽。真宗天禧五年(1021)二月,“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劝农使,言知抚州王彬有政迹,诏奖之。抚民李甲、饶英,富于财,武断乡曲,州县莫能制。会甲从子詈县令,又人告甲语斥乘舆。彬按治之,索其家,获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龙凤饰,甲弃市。并按英尝强取人孥,配隶岭南,州里肃清。寻擢彬堤点荆湖南路刑狱。彬,固始人也。淳化中,为雍邱尉。皇城司阴遣人下畿县刺事,多动民,令佐至与为宾主。彬至,捕鞫之,悉得所赂,致之法”[6]仁宗天圣八年(1030)四月“甲午,徙京西转运使、工部郎中王彬为河北转运使。部吏马崇正,太后姻家,滑横不法,彬发其赃罪,下吏,忤太后意”[7]由此可见其一生性格直正,长于吏治,不畏权势。

王氏之父王宗望,亦朝廷州级官吏,任都水使者,精通水利,深知河事。正史有传:“王宗望字叟,光州固始人。以荫累擢夔州路转运副使。……历仓部郎中、司农少卿、江淮发运使。……加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贤殿修撰知郓州。”[8]而不叙其所自出,即《宋史》等文献没有记载彬与宗望为父子。《续资治通鉴长编》据《宗望事迹》云,“宗望,彬孙也”,显然错了[9]

墓志撰文者王纯,神宗熙宁八年(1075)五月为左班殿直;《别录又载其任书表司、殿中丞、知雍邱县事[10]徽宗重和元年(1118)八月,为“朝散郎、新知兖州”。徽宗崇尚老氏之学,学校考试,王纯乞于《御注道德经》注中出论题[11]推定其为左班殿直时20岁,其于49年后69岁时,即于宣和六年(1124)为66岁的王硕人撰志,与墓志所谓“余蚤从侍郎公游,视硕人则女弟也”相合,其时为提举西京崇福宫,以闲职养老。

据墓志与《宋史》列王氏世系如次:彦英-仁侃-彬-宗望-纯。

 

  王氏与夫杨畏

 

墓志云:“逮元间,杨公再擢为御史。以太夫人年高,有再醮意。闻硕人有贤行,来求之,曰:‘是必能事吾母而母吾子也。’及归,姑果称其孝,而子爱其慈。”可见其时杨畏之妻已亡故,遗有子嗣,以老母需人奉侍,娶王氏续弦。《宋史・职官志》叙“硕人”为十四个“外内命妇”号之一,位列第九等[12]王氏极备妇德,在数代同堂的多人口家庭中持家有方,严洁祀享,慈仁为怀。归杨家不曾生育,抚育前妻所生二子三女如己出。甚至两个女儿出嫁后,皆因丧夫遭遇艰辛而返回娘家居住,王氏抚养外孙,娶妻成家,受荫为官。娶兄王纯女为子杨临妇,以“姨表”联姻的传统方式密切亲戚之间的血缘与感情。

王氏之夫杨畏,《宋史》有传[13]为神宗、哲宗时期的台谏官北宋后期,政局变幻莫测,士大夫大多“反覆不常,唯利是附”,利益集团不断重组。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杨畏是其中最典型的人物,随新旧两党当权而屡变诈其政治立场,时人蔑称“杨三变”。

墓志云:“至元丰末,杨公初自御史出,提点夔州路刑狱。开府时领转运使,以杨公风度凝远,问学高妙,甚器之。”神宗元丰五年十一月,“宣德郎洛阳杨畏为监察御史,用中丞舒荐也[14]《宋史》本传叙其考取进士后,依附宰相王安石,“除西京国子监教授,舒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舒有盗学士院厨钱罪,为王安礼所白,畏抗章辨论,以为可谓之失,未可谓之故。罢,畏坐左转宗正丞,出提点夔州路刑狱。”时在元丰六年九月[15]杨畏于舒案中使用了能言善辩胡搅蛮缠的技俩而未能得逞,遭外放适入王宗望幕府,颇获好感,时王为夔州路转运副使。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到年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为止,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导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宁变法,前后历时十七年。杨畏“尊安石之学”,步入仕途。哲宗继位时年方九岁,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以一年半时间全部废除变法新政,史称元更化。杨畏即为司马光大唱赞歌。其本传云,司马光去世后,“吕大防、刘挚为相,俱与畏善,用畏为工部员外郎,除监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墓志云:“杨公自昔立朝,志在裕陵。会元更法,公为御史,明目张胆,推明国是,多所排击,时论称之。”据《宋史》,永裕陵为神宗陵名,简称裕陵,指神宗,习见于时文。哲宗元五年三月,“新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杨畏为监察御史”[16]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据《宋史・职官志》,监察御史是从七品,殿中侍御史是正七品,侍御史是从六品,官品虽低,却可弹击高官,批评皇帝。杨畏正是利用台谏制度赋予的职权,随风使舵、偷合取容、曲学阿世,甚至助纣为虐。撰志者王纯为其眷属,谓杨畏一心辅佐神宗,为国建言。又赞美他于哲宗元更政之际,敢于直言贬谤朝中掌权人物。《宋史》等文献一致贬抑杨畏的道德品行,其所行所言,志在一己,而不在国家。倾危反覆,周流不穷,天下于是目为“杨三变”。妹婿王纯避忌隐讳,将劣迹翻作德行,拔高颂扬。就此例观之,墓志之述记,未得旁证,不可一味凭信。

在宣仁太后主导下,朝廷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党人。绍圣元年哲宗亲政,行“绍述”变法之政。杨畏在朝再三首鼠两端,被外放地方。墓志云:“绍圣间,谋北帅,自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守常山。”即其本传所谓“遂以宝文阁待制出知真定府”。“真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军节度”[17]墓志借用历史地名以代今称。《续资治通鉴》简述是事原委,可见其人品,绍圣二年正月“以吏部侍郎杨畏知成德军。畏既叛吕大防,附章,及李清臣、安焘与异议,复阴附安、李。而亦觉其险诈,乃命畏出守”[18]而墓志所谓“请宫祠居洛”即其本传的“提举洞霄宫”、“主管崇禧观”,前者时在元符三(1100)年十月[19]

杨畏长子鼎次子临,长孙仲忽次孙仲偃未见记载。三孙仲弓,洪迈《夷坚志》云:“右从政郎杨仲弓,习行天心法。视人颜色,则知其有祟与否。乾道中为道州录事参军,受代未去。[20]为南宋孝宗事。

墓志篆盖者张杲,徽宗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为“京畿转运司”;政和七年(1117)七月为“中山守[21]宣和六年,为抵御金人南侵,出为西道副都总管[22]

墓志由石工袁异镌刻于宣和六年。此前,他于政和四年刻《王士英妻范氏墓志》和《王士英墓志》,政和七年刻《胡琮墓志》(字和叔),政和八年刻《吴震妻王氏墓志》[23]是一位手艺娴熟的民间石匠。

 

  私宅园林、宗教信仰与葬地

 

杨畏在其政治失意仕途落寞之时,离开了京城开封,退居西京,“请宫祠居洛,垂二十年,处之裕如”,又置宅城外,屏居伊阙。墓志云:“洛城之南,有禹凿龙山,相距十五里,伊水贯其中,两山有佛刹,境为胜绝。侍郎公与硕人携诸幼稚,尝游息焉。又卜筑伊水之西为别垭,曰松斋。疏流泉,植松竹。每风月之胜,杖履笑傲,徜徉物外以自乐。众叹其数奇,而独以自适也。”

隋唐以降,洛阳的都城地位逐渐衰弱。五代割据,梁、唐袭为国都,为时短暂;晋、汉、周三朝,以为陪都。宋朝立国,定都汴京,洛阳为西京,保持陪都和学术中心地位“生居洛阳”,这里是士大夫们向往的地方,城市交通便利,人文荟萃,“衣冠将相占籍繁多”。营建宅第之余还多修筑园林,使洛阳在北宋时期园林花木之盛无与伦比,这在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杨畏随其父自遂宁徙居洛阳,除了做官,便寓居于此。苏辙说:“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24]由于旧都故城的历史影响、水土气候的优越条件、仅次于汴京的城市政治地位、与都城距离较近等原因,使洛阳园林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不衰,无与比肩。生活于同一时期的杨畏,追逐潮流,植宅院园林于洛阳城外,绿岭流泉的伊阙西梵净山垭,陶醉其中。《宋史・杨畏传》说他“提举洞霄宫,居于洛”,则“松斋”或建于元符三年。依山傍水,毗邻佛寺,松竹常青,清泉注沼,融私宅园林于自然山水与释家道场之中,为宋代洛阳增添了一处园林胜境。

墓志叙杨畏于“政和癸巳……遽以疾不幸矣”,则卒于政和三年。王硕人卒于宣和六年,夫比妻早逝11年。《宋史・杨畏传》云:“政和二年,洛人诣阙,请封禅嵩山,畏上疏累千余言,极其谀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由二人卒年推算,则夫大妻14岁。墓志记载王硕人“合于侍郎公之墓,即河南县龙门之原祖茔也”,则杨畏先卒葬于此。杨畏去世,王氏“自称未亡人,则屏斥铅华,栖心向道。衣淡素,从尼禅师智光游,请法名曰净觉,求所以达大道之理,卒有得焉。”由此可见杨畏筑宅龙门的另一深层原因,夫妇信仰佛教崇敬法师。尤其是丧夫后,王氏精神寄托于释氏,追随尼师,请赐法名,足见其宗教信仰之虔诚,受法开悟之性真。

洛阳龙门地区自北魏开凿石窟以来便成为中国历史上闻名遐迩流传久远的佛教中心,兴盛于唐,承续于宋。以伊阙为核心的石窟寺及其外围的山地与平原,丛林遍布,塔刹林立,僧侣传法,信徒汇聚。赵宋政权保护佛教,“太祖晚年自西洛驻跸白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阙,写《金刚经》读之。赵普奏事见之,上曰:‘不欲泄于甲胄之士或有见者,止谓朕读兵书可也。’”[25]太宗赵光义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时印行木版经书,解脱于手工抄写之难,颇便弘布,流播日远。淳化年间,天下大旱,太宗派人至白马寺拜祷二印度高僧墓以祈雨。淳化三年(992)太宗敕修白马寺,并敕苏易简撰《大宋重修西京白马寺记》刊于碑碣[26]纳新《河朔访古记》载,宋代白马寺“有斗圣堂一所,世传三藏与诸善信雠校经义之所。又有三藏赞碑一通,撰文、书篆皆宋真宗御制也[27]。由诸位皇帝对西京祖刹的虔心礼敬与特殊关怀可见,朝廷以推崇佛教来加强统治的力量,持续掀起社会的信仰热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五记载,真宗将祀汾阴,于大中祥符四年一月车驾自汴京出发,途经西京,前后停留三日,二月祀后土地。返程途中,三月己卯至甲午,驻跸西京十六日。期间皇帝“驾过伊关,亲洒宸翰,为铭勒石”,有文曰“宝塔千尺,苍崖万寻,秘等觉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28],礼佛摩崖,奠玉河滨。杨畏夫妇作为官宦人家的主人,也晕染于崇信佛教的世俗风气之中,生前居住身后殡葬于弥漫着香烟与梵唱的佛教圣地。

 

 

 

[1]《宋史》卷三○四,《王彬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76页。

[2]《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53页。

[3]《新唐书》卷一九○,《王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491页。

[4]《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二五九、二六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211421422157页。

[5]《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高丽传》,第14039、14041页。

[6](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4册,第2243页。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第5册,第2539页。

[8]《宋史》卷三三○,《王宗望传》,第10636页。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八,《哲宗元二年》,第16册,第9699页。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四,《神宗熙宁八年》,第11册,第64626510页。

[11](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5页。

[12]《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第3837页。

[13]《宋史》卷三五五,《杨畏传》,第11183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神宗元丰五年》,第13册,第7973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诏以畏为宗正寺丞”。第14册,第8165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九,《哲宗元五年》,第18册,第10582页。

[17]《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第2126页。

[18](清)毕沅编《续资治通鉴》卷八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38页。

[19]《续资治通鉴》卷八六,第451页。

[20](宋)洪迈撰《夷坚志甲》卷五,《唐四娘侍女》,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济南开发区汇文科技开发中心编制,武汉大学,1997年,第336盘,第3818号,第1册,第53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六,第895页;卷三六,第1150页。

[22]《宋史》卷三五二,《王襄传》,第10171页。

[2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39、7783页。

[24](宋)苏辙撰《栾城集》卷二四,《洛阳李氏园池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406盘,第4191号,第11册,第27页。

[25](宋)曾《类说》卷一九,《读金刚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第盘,第号,第13册,第19页。]

[26](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二五,《宋三・大宋重修西京白马寺记》,198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第四册,第十五页。

[27](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下,《河南郡部・洛阳县・白马寺》,(清)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第一页。

[28](宋)袁撰《枫小牍》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1997年,第335盘,第3757号,第1册,第35、36页。

 

原载《东北史地》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