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考古学浪潮的兴起，是现阶段中国考古学转型发展的产物。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以自媒体为主的新媒体时代席卷中国。新形势下，考古学走向公众面临伦理道德、价值信仰的质疑，考古学有被“黑化”的危机。故而，亟需从学科定位、人文关怀、成果转化等方面重新构建和拓展考古学的目标和任务，提倡全社会在认知和在践行层面提升公共考古学的正能量，化解考古学与各相关方存在的误解和隔阂。公共考古学以“回报社会”为己任，提醒人们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人文精神的坚守。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人文关怀；认知能力；政府与媒体；回馈社会           

早在二十多年前，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提到即将到来的信息高速公路（internet）终将彻底改变世界，他提到了“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预言。今天，互联网时代席卷中国，高度发达网络社会已经远超盖茨的想象。数字、网络和移动技术的创新，深层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只要移动网络覆盖的地方人们都可以连接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全天候的接受各种信息。社交平台上用户和粉丝的共同推动下，自媒体平台呈直线上升发展。各种新媒体形态对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个新媒体（New Media）时代已经到来。

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一词是“舶来品”，1972年McGimsey在出版的同名专著中提出，进而在英、美、澳等英语国家、俄罗斯和日本等地区广泛应用。公共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领域的一个课题，它的出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各地的缘起与发展各不相同，它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性别相互交织，但它首先是一个考古学理论问题。。，。不可否认，公共考古学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北美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考古学开始从小众走向大众，正如沙克尔（Shackel）和淳博斯（Chambers）所总结的，“美国公众考古学的出现适应了当时考古学研究导向的转变，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次变革”。这一趋势下，对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由一个给其他学科提供辅助证据的学科逐渐成为集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现代科学。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由政府主导的从公众利益出发的考古学，由大众群体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过去，并由全社会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事业。而它的外延也越来越广博，包括伦理问题、文化资源管理、教育考古、应用或行动考古学、网络或数字考古学、社区考古学、博物馆展示等诸多方面。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传统考古学在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化方面正面临着转型和新的发展。开始从“躲进深闺人不知”的封闭状态向社会考古方向转变，对自身文明的关注也开始转向世界视野，学术观点更多元化。简言之，公共考古学浪潮的兴起，是数十年来社会变革的缩影，也是中国考古学过渡阶段的产物。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将移动网络带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影响加深。新媒体时代、新形势之下，社会环境更加自主化、个性化，大众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对文化价值传承的诉求更高。进而，在考古公众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伦理道德、价值信仰方面的质疑和反对，考古学有被“黑化”的危机。对于如何重建考古学的“公众形象”，破解考古与盗墓的“迷思”，化解大众与考古学之间的隔阂，民族文化的传承等问题，以学界精英为代表的考古学备受挑战。

公共考古学在国外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同时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挑战，有必要提出一整套与时代相匹配的创新性、综合性的理念，以解决现今公共考古学所面临的质疑和危机；进而从认知和践行两个层面提升考古学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正能量。本文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讨论，最终回归到考古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社会责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回馈社会”。

一、质疑与危机

公共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可追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在此后的期刊、会议和论坛上，相关的讨论此起彼伏。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对历史文化变革进行观察，这一特长更能契合大众对未知的好奇、对祖先的追问以及对文化认知的渴求。故而，新世纪以来，考古学很快成为一门颇具活力的学科。源自学科转型期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展开对公共考古学的不懈尝试，并付诸以实践。客观的说，作为一个新兴的跨界分支学科它已初具雏形，但是该学科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方法尚不完备，不同考古文博机构所建立的公共考古团体是该以考古学家为主体、向大众宣教为主，还是倾向于大众、服务于民？许多人仍质疑它是否为“学”、该如何去“做”？工作的导向各不相同，步调也难一致。沟通无碍的新媒体时代，为考古学公众化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支持，同时也使其发展受到严峻的考验。

1. 伦理道德

考古是“官盗”么？这个疑问连同考古与盗墓的关系问题成为大众对考古学的最大“迷思”。早在民国时期就充斥着考古学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和争论，由于那个年代“古史辨运动”与救国救民的社会风潮，让中国考古学得以发生和发展。传统社会对祖先的崇拜和对死者的敬畏，导致考古遗迹主要类型之一的墓葬发掘与普通民众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价值观多元化的冲击，近年来《鬼吹灯》、《盗墓笔记》等虚构文学、影视作品的助推更诱发了公众的猎奇和从众心理。“考古等同于挖墓”的误解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成考古之于大众的“标签”，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学界长期与大众隔绝，缺少沟通的主动性，与民众之间共享不充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第十五条规定“（一）遗物分人工遗物和自然遗存。人工遗物应全部采集，人类遗骸、哺乳动物骨骼一般应全部采集”。但民间仍怀有“入土为安”、“敬天法祖”的传统思想，对此考古相关机构和人员在对待人类骸骨上、出土遗物的所有权和墓葬发掘合理性等大众关切的问题上，缺少人文关怀，不能及时公布信息、提供阐释，造成民众对发掘者本身的伦理道德产生质疑。

（2）学术本位的缺位。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较多依赖墓地和墓葬的发掘，可用资料为墓葬而缺少遗址（居址）等其他遗迹的发掘和研究。这一特色促成了大众对考古与挖墓偏颇性的关联。考古发掘多集中在墓葬遗迹方面，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被进一步扩大宣传，非但不能排除误解，还会影响大众对其他遗迹现象的理解，对墓葬背后所体现的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生产生活的认识也流于偏颇。

（3）违法乱纪现象引起公众的愤慨。文物市场的不规范，导致制假售假现象猖獗，对利益的追逐、对法纪的漠视，致使盗墓行为屡禁不止。有些发掘工地缺少规范的操作流程和课题意识支撑，“挖宝”思想严重，频繁配合基建，无暇顾及学术研究的需求。个别考古从业者素质不高，存在监守自盗的犯罪行为。

2．价值信仰

考古与盗墓的关联也进一步引发人们对价值观的叩问。价值和信仰是人类实际行为的指导准则，来自他人、社会和法律的衡量体系只能退而求其次。学界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从事考古实际工作及研究者多不收藏、买卖文物。坚守社会责任使考古从业人员遵循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不触碰红线，专注于学术思想的提高，与偷盗等低劣的行为划清界限。

比如，在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当地的盗墓现象极少见，如博尔塔拉州的阿敦乔鲁遗址三千多年矗立于此的石围墓葬，无需探勘就已知其遗迹类型和位置。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这些理由可能会解释不盗墓的行为，但这里被誉为“圣地”，上百年来承载着新疆牧民的朝拜，驱车而来的观访者会携带小石块，虔诚的将一块块石头罗叠在墓葬附近，以示崇敬。这些现象背后体现了牧民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当地社会淳朴的民风，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守，让这里的人不屑于“盗墓生财”，并引以为耻。

当遗址可能有被破坏和威胁的时候，考古学家抢救性的发掘自然地去选择最能体现各种价值的遗物。长期以基建考古发掘为主，客观上造成了 “挖宝式”的、有违现代科学精神的惯性思维。新媒体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商业效益，社会普遍存在浮躁之风，有些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主观上对知识和科学也不够尊重。媒体丧失客观的引导作用，客观公正让位于“涨粉”和点击率……这些方面都助推了考古工作被“黑化”过程。

3．沟通与桥梁

现代考古学逐渐摆托了金石学和传统史学的羁绊，是一门具有人文基础的社会科学，“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学科的这一特点在很长时间内成为阻碍学者与大众沟通与交流的壁垒这门学科需要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并结合长期的田野实践，才会读懂专业考古报告中艰深的符号，理解学术文章中的前沿观点。

适逢学科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考古学逐步走出“围城”，以公共考古学的“姿态”纵深地与社会各相关方进行接触时，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聚集了一批热爱考古学的“粉丝”，成为考古学向社会不断“扩散”的媒介。另一方面，“草根”考古领域中良莠不齐，有些公众借助自媒体平台，散布与考古相关的不科学、不全面的学术思想，一时之间吸引眼球，拥有众多拥趸；有些人将考古学术观点的提出认为是个人行为，产生文革式的个人攻击行为，诅咒谩骂不绝于耳；还有些为了制假、售假等私人目的，伪科学的言论和出版物严重扰乱视听，阻碍了学术多元化和学科进步的主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时代，公众在考古学的传播方面，群体年轻化，缺乏主动了解的动机，以喷为主，少有理性，获取的知识碎片化，理论性不强，无法深入了解考古学这样既具有历史深度和科学广度的“精英”学科，产生贴标签式的简单化反应。同时，沟通平台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考古学“黑化”的现象，更宣传了对考古学扭曲的理解，让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两极分化。

二、重塑与拓展

回顾公共考古学20年以来发展的青葱岁月，学界由开始的迟疑、观望到现今理解基础上的大力推进，考古学家们努力践行，创办微信公众号、建立公共考古机构、发展新媒体互动平台、发行大众考古刊物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部分业界人士转型缓慢，危机应对乏力，多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考古机构对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发掘工作缺少兴趣、资金和人员；文物保护过程中考古发掘机构缺少话语权，权责不分；政府行政部门互相扯皮，政见短视，不能以考古专业人士的提案为参考，拖宕不决。

公众考古学浪潮之下，群体反映出上述“乱象”的原因，一方面学科原本的定位存在偏差，暴露出在学科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考古资源的社会化尚不到位，考古学人文关怀、回报社会、为民服务的力度仍须加强，文保理念和实践应在社会领域中更广泛和深入的拓展。以考古从业机构和学界精英为本位的公共考古学，迫切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重新塑造。

1．科学本位

新时期、新形势下，考古学已不处于对地下出土材料的描述性阶段，研究领域拓展到探讨古人行为与精神世界，主张用自身的语言体系探讨社会的实质问题。一方面通过较长时间人员和机构间国际化的交流和往来，此外中国考古学近年来“走出去”计划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境外发掘，在中外学术思想沟通、互动频繁，彼此促进；第二，内在发展“不进则退”的要求。。新时期，中国考古学“蜕变”以后的学科定位取得了学界的共识，即考古学应为以阐释、分析、建构古代社会为目的，并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流派发展成为一门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

在考古社会化呼吁之下，科学本位的理性回归反而显得十分重要。在公共考古学所隶属的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个人的社会领域内，考古学尽量少的参杂政治、民族主义等因素，并减少与史籍“对号入座”的导向，在考古学材料支撑的前提下，尝试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古代社会兴起的重要因素、产生背景、发展过程进行阐释和分析。考古人员和机构通过学术研究，应积极正面的引导大众，在公共空间领域积极开通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解除误解，公布信息，传播正确、科学考古知识。

对大众而言，考古学并不对应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需求，它达到了发现之美、认知之美、思辨之美的美学高度。因此，大众应注重思维的转变，在认知方面不断提升。走近考古学，首先要摒弃诸多固化的观念、伪科学的思想，学会甄别主观、个人看法和客观、全面的观点。其次，要想成为考古文博系统的“朋友”，。应积极参与现有的协会、学会和集会，在公共空间内形成一些圈子和团体。只有在法治、融合气氛中，大众才能与学界进行平等、自由的互动与交流，并参与到地方文物遗址保护、博物馆志愿讲解、学术讨论沙龙等活动中来，成为考古学公众化、公益化过程的参与者、践行者。

2．人文关怀

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相似，都要和平白、朴实甚至艰苦、不适的工作环境相伴，并从中获取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反而是“接地气”的，有学者指出考古学从未躲进“象牙塔”。早在考古学诞生发展最初阶段，考古界的前辈们就关注到了考古学发展之群众基础的问题，考古这门学问“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提出“考古是建设伟大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当有记者采访工地上的民工师傅们，询问他们知否了解脚下的泥土就是上千年前古人生活的都市？大部分的受访者都不置可否。尽管村民们每日都与考古遗址“朝昔相处”，但单纯的雇佣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让他们理解考古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理解发掘背后历史文化的深刻含义。从前考古学封闭的研究状态与淳朴的基层工作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与参与者的主观意向和研究导向有很大关系。考古文博工作坚持在基层村镇之间走访，有的工作基地就坐落于村野之间，在发掘季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村民发生密切关系，但在休息和整理期间，一道大门往往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苏秉琦先生在上个世界50年代就提出“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的议题，不解决与大众长期隔阂的问题，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只能流于空谈。

人文学科的根本还是与人建立的沟通和理解，立足于遗址本身的考古发掘活动，既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面对雇佣、协作、深入基层等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接触。伴随着国家对地方的大力投入和支持，遗产丰富地方文化产业链条的建立和延长，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的改善也逐渐离不开考古工作的开展。各级政府十分欢迎考古工作者介入当地，考古人员可以积极帮助各级政府申请文物保护单位，阐述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提升当地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凭借公共考古学浪潮的“春风”，考古工作与地方经济合作融合加强，考古学者与村民之间彼此“冷漠”的关系也在逐渐缓解。考古从业者除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需转化身份，“只懂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着重培养具有沟通、协调能力的综合型、应用型人才，通过与民众亲身接触的优势，引导大众建立理性思考能力，面对各方诉求，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关于前文提到的“道德伦理”问题，其解决的关键也渗透在考古的实际工作中。即在人类遗骸的发掘、研究、处理等各个环节，应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给予古墓葬和古人予以最大的重视和尊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体现从业者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才会获得大众的同理心。这方面还应参照西方国家考古发掘所涉及到伦理问题的解决方式。记得笔者亲身参加叙利亚新石器时代撒比遗址的境外发掘工作，印象颇深。因荷兰莱顿大学考古系主持发掘的对象为公元前七千纪哈拉夫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但对于处于上层伊斯兰时期的古墓葬，考古队则采取通知当地村民、及时将墓葬和骸骨包装迁移的举措，过程中态度诚恳、行为规范没有触及伊斯兰的宗教情感和人民的隐私。发掘中的一件小事，让人体会到，要珍惜每一次与大众沟通的宝贵机会，实际行动会让更多人信服，考古学并不违背伦理纲常，也不是“挖宝”的。

3．成果转化

中国的考古工作，一直遵循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方针，可以说中国地下文物保护和修复长期以来是以考古工作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已把社会考古学研究、强调多学科合作、走国际化路线作为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有学者指出，学科定位应包含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为文保工作提供学术支持、为文物展示和传承提供资源和阐释是新时期考古学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申请、建立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潮，在文物管理、展示过程中，作为发掘和保护核心的考古机构和人员，有无话语权，是否处于主体地位，还是被动参与？关于地方文保工作的立项、设计、施工及后续相应的维护、调整和监管，能否始终以学术研究为支撑，还是受到政治、商业因素的影响？长期的考古遗址发掘和保护，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能否融入本地社会经济发展中来？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者、国家形象金字招牌的超大遗址，有些却少人问津，人们是否知道夯土基石、断壁残垣景象的背后承载了怎样的历史故事？这些问题始终需要从业者给予正面回答和应对。

文化遗产是“文化自信”的载体，文保工作是一项功德无量、荫福万载的事业。但上述提到的种种状况提醒我们，文保工作任重而道远，过多注重保护而缺少必要的公众参与，远离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古活动，注定造成“曲高和寡”的局面，偏离人民利益和初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纲领性文件，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强行业管理与努力服务基层的需要。此外，中央关于文物工作的系列重要举措中提到让文物“活起来”，笔者认为可从四个方面来改变现状。

（1）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级文物部门的权责机制，树立公信力。及时请教考古学术机构、考古学家提供文化遗产的复原信息、研究成果、保护建议。加大考古文博专业的科研支持力度，在思路上、观念上、理论水平上提高政府官员对于文保工作的决策、施政和管理水平。

（2）文物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要与地方民生、城乡建设相融合，文保单位的规划设计要与城市的道路、广场等公共设施有机结合，不能以牺牲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效益。

（3）文物的合理利用不是一句空话，修建的工程、所用的材料都要结合发掘本身，从科学出发，做到可逆化，为子孙后代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打下基础。

（4）作为政府搭台、考古机构主导的考古宣传和展示活动，有义务全面、及时地发布考古发掘的过程，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做到对文物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并让百姓切实体会到考古成果的转化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影响和精神方面的享受。

三、认知与践行

克服公众考古学所面临种种困难，除了上述对考古学目标和任务的重塑和拓展以外，还要在认知层面秉持科学精神，以便大众对考古学“阐释”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在沟通桥梁的搭建、社会考古学成果的利用以及政府监管等方面逐步完善，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升践行。

1． 科学精神

当考古学不单纯面对过去而需要面临现实和未来时，随即在“精英考古学”之外出现了“草根考古学”，考古学的这种社会属性呈现正反两面性。一方面聚集了一批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坚定支持者，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刺激和吸引了大众对考古活动的兴趣与关注，在资金投入、成果转化、研究导向等方面推动了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化时代没有一种声音会被埋没，在认知上不遵循科学的精神，负面的影响也会被扩大化。 

考古走向公众不是随波逐流，而需要建立在人们对历史文化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比科学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长期以来学术权威发表的权威评述，成为上个世纪考古学转型前，引领学科向前发展的方向标。多元化社会，秉持科学精神应成为新时代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精神和素养不是螺旋式的分析，而是应用新的方法、提炼新的观点。科学的思考方式不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对考古从业者、高等教育人士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长期有意识的学习和培养。  

故而，以学界精英为主导的同时，大众要培养科学素养，注重历史文化，注重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考古学在公众中投射的“影子”。这些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容小觑，他们所构成的考古、文博、文保社团，对考古学的认知越来越正确，精神和意志上越来越统一，随着类似组织的不断扩大，公共考古事业才能永续发展下去。

2．提升践行

2017年末，由央视“牵手”十大博物馆联合制作推出的《国家宝藏》系列节目，每次都由一名资深或青年考古学家作为国宝守护人之一，将从前“束之高阁”的文物珍品，用亲民的语言和专业的态度向大众娓娓道来。调查显示，这样一个电视节目的忠实观众却是年轻人，并得到普通百姓的青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智的开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才能得以传承，而考古学只是文化“春天”来临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借助考古文博系统与央视、文娱界的合作机会，让考古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大众媒体让民众有所了解，迎合了大众的追求和品位，是一次成功的考古“公关”行动。

此外，对于“公众考古学”所涉及的以考古研究为基础、大众互动参与的公共事务，无论代表大众还是个人发声都需要依存主流价值观。因此通过媒体平台呈现出的任何反馈和言论都要注重社会影响，伪科学的不当言论应当等同于暴力、色情、侵权、违法等现象，网络和大众媒体应予以避免过多宣传和推介。

近几年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海昏侯墓考古活动及其相关的宣传，让社会各界通过正面渠道和专业媒体共享大墓发掘过程和文物的详细信息，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资料共享和发布方面及时准确，堪称公众考古学的成功典范。但关于海昏侯的封地、城池以及这个封国背后的社会、政治、风俗习惯等方面，工作尚显不足。由死及生，如何将一个贵族墓背后的社会文化图景完整的展示出来，这个崭新的课题还有待更多证据的提供、多学科的广泛合作及科研的不断深入。

这一案列说明考古发掘研究机构在考古大众化中充分利用考古的社会研究成果，切实提升践行。既不是罗列琳琅满目的贵重器物，也不是一味制造噱头、商业化炒作。考古学家应尽可能的通过小面积的发掘，尽可能多的获取信息，更多的关注发掘和文物背后的社会，扩大研究视野，向大众推出考古所特有的对历史文化、精神信仰的解释和理解。

公共考古人士一直主张国家和各级政府给予公共考古制度性的支持，对具有社会属性、属于公益范畴的这门分支学科，此过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在初期实践的阶段，政府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大支持和监管力度和频度。

（1）政府相关机构应积极促进发展考古公益事业，在政策法规上支持在社会领域建立相关的社会团体和组织。

（2）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密切合作，加大力度支持以学术研究、文物保护为目标的考古发掘，尊重考古机构和专家提出的可行性建议，将眼界放远，结合当地民生和城建情况，通盘考虑，逐步实施。

（3）网络管理机构需严格把关媒体上发布的图文、视频和直播，保证社群和网媒上与大众互动活动的客观与科学，惩处违法乱纪的行为。

四、传承与共赢

通过公共考古学的助推，人们会惊讶的发现，考古学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它为理解中国和世界古代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学科不仅需要考古人本身，更需要来自全社会的支持，归根结底是人心所向，价值观的取向问题。重新建立道德和伦理上的互信，让刨坟掘墓行为、道德沦丧现象为全社会所不耻；大众通过亲身体会、及时反馈做到“文化自觉”，实现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历史文化与商业利益、猎奇心理与求知欲望、敬祖思想和科学精神，应彼此融合而非走向对立。

经济的长足发展，逐渐形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