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可悫
（洛阳师范学院网络与电化教育中心）
摘 要：隋唐五代时期，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大地，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宿命论、因果报应、谶语应验之类的东西，做事多反映这种心理。认真梳理、研究这一现象，可以避免用今天的文化状态去随意揣度历史，从而复原它的真实状况，并为今天的进步程度感到欣慰。
关键词：隋唐五代；河洛地区；迷信活动
隋唐五代时期，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宿命论、因果报应、谶语应验一类的东西，做事多反映这种心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认识的提高，人们对这类现象往往斥之以“封建迷信”，从而不屑于认真梳理、研究。这样便造成一种后果，即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不能做出准确的描述和解释。其实，那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当时却是合乎历史发展进程的。本文以河洛地区为中心，扩大到今河南省其余地区，对隋唐五代时期这里的迷信活动做出考察，正是要揭示当时历史的真面目，从而为今天的进步程度感到欣慰。
隋朝末年，隋将王世充受隋炀帝指派，从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北上东都洛阳，维系隋朝的统治。唐朝建立后，王世充割据洛阳，名义上是隋炀帝的儿子皇泰主在这里当皇帝。李密领导的河南农民军同宇文化及交战，劲兵良马多死，士卒疲倦，遂向西撤退。武德元年（618），王世充想在李密来不及恢复元气时出击取胜，担心人心不齐，就假托鬼神以蒙蔽部下。他“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周公，令宣意于世充，当勒兵相助击贼，……当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1] 他从江都带来的江淮兵，受楚地尚鬼神习俗的浸染，非常迷信，纷纷请求出战。王世充于是在洛阳段洛河旁立周公庙，每次出兵，都先到庙中祈祷。九月，王世充简择精锐两万余人，马两千余匹，部署在洛河南。李密驻军于偃师北山上。王世充出兵击李密，军旗上都写上“永通”二字。双方在偃师城北决战，王世充大胜。
第二年三月，王世充逼迫皇泰主授自己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为郑王，加九锡。这样，王世充当皇帝只剩下禅让这最后一道程序。洛阳道士桓法嗣自称能解图谶，献上《孔子闭房记》，上面画有一个男子手持一竿驱羊的图。他解释道：“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干一二字合成王字）。王居羊（杨）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他又抽选道家经典《庄子》中的《人间世》、《德充符》两篇献上，解释道：“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国名矣，明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王世充极为高兴，说：“此天命也。”再拜而受符命，“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2] 王世充指使部下频频出面要挟皇泰主退位，四月即皇帝位，在洛阳建立郑国。
武则天在洛阳建立周朝后，“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人说：“國”（国）字是方框里面安一个“或”字，或乱天象，若把方框里面的“或”字改成女皇的姓氏“武”字，即可威镇天下。武则天非常高兴，就造了这个字。一个月后，有人指出“武”字圈定在方框之中，和“囚”字一样，太不吉利了。武则天赶紧下制废除这个字，把方框内的“武”字改成“八方”，成为“圀”字。后来她的儿子唐中宗在洛阳政变复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武则天真的成了囚徒。洛州百姓杜玄有一头牛，是家中的贵重财产，杜玄很珍惜它。杜玄梦见这头牛长了两条尾巴，就去咨询“占者”李仙药，李仙药说：“牛”字有两条尾巴，是个“失”字。果然几天后，杜玄的牛便失踪了。[3]
这号“占者”又叫“卜者”、“术士”，即后世所说的算命先生、算卦先生。他们在洛阳非常活跃，很有市场。唐代宗初年，员外郎窦庭芝分司东都洛阳，“常敬事卜者胡卢生，每言吉凶，无不必中”。因此，胡卢生常来窦庭芝家，窦氏全家都非常敬重他。一天，胡卢生对窦庭芝说：“君家大祸将成，举族恐无遗类，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远。”窦氏全家啼哭，请问求生之路，胡卢生说：“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黄中君造次难见，但见鬼谷子，当无患矣。”他给窦氏全家详细地描述鬼谷子的形貌服饰，嘱咐他们“浃旬（十天）求之”。于是窦氏全家和亲戚、奴仆，按照他描绘的鬼谷子样子，“晓夕求访于洛下”，卒不可得。这时，李泌骑驴来洛阳探亲访友，在中桥南路遇河南尹，下驴回避让路，驴受惊，窜入窦庭芝宅院中。李泌身为普通百姓，不敢进达官贵人家要驴。窦庭芝几番邀请，他才壮着胆子，进到窦氏家中。窦庭芝热情款待他，挽留数日，赠送他很多礼品，只交代“贵达之辰，愿以一家为托”。建中四年（783）九月，泾原镇（驻今甘肃泾川县北）士兵奉诏赴河南讨伐叛乱，路过长安时，怨恨朝廷不给犒赏，发动兵变，拥立朱泚为秦帝。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窦庭芝正在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当观察使，当地沦为叛军控制区。官军平定叛乱，收复长安，清查出窦庭芝归附朱泚的罪行，唐德宗把他列为首批死罪镇压对象。这时李泌已成为宰相，负责对变节臣僚的罪状定等级，“遂请庭芝减死”，唐德宗“特原其罪”。到这时候才搞清楚，所谓“黄中君”，指的是“黄袍加身”的唐德宗，“鬼谷子”指的是曾经修道隐居的李泌。[4] 洛阳天津桥上有两个“术士”，一个是“筮者”，能以蓍草占卦，一个是“龟者”，会用龟纹卜吉凶。李躔考进士屡试不第，来桥上算命。他先问筮者：自己改名字是否会科第顺利？筮者说：“改名其善乎，不改终不成事也。”他又去问龟者邹生，邹生说：“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成遂之后二十年间，名字终当改矣。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他听从了邹生的话，果然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进士及第。20年后，唐武宗即位，他因名字犯讳，改为李回，从此官运亨通。他回想往事，评价道：“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5]
相面活动在河南十分流行。贾餗布衣之时，来拜谒滑台（驻今河南滑县）节度使贾耽，贾耽觉得他和自己同属贾氏宗党，而且文采宏丽，就热情地接纳他。一天，贾耽大会宾客，有“善相者”在座。贾餗离开后，善相者对贾耽分析贾餗的面相，说：“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当执政之时，朝廷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贾耽点头，牢记在心。唐文宗时期，贾餗果然当上宰相。但大和九年（835）长安爆发甘露之变，宦官大肆诛杀朝官，他连同其余宰相都被杀头灭族。在他刚当宰相时，知道相面人所说话的人预先“早避”，因而没有受到牵连。这些人“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耳”。[6] 裴度路经洛阳天津桥，见两位老人靠桥柱而立，交谈道：“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得平定。”他们突然发现裴度，悄悄议论道：“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仆人听到这话，汇报给裴度。裴度个子矮小，其貌不扬，认为“见我龙钟，相戏尔”。他次年进士及第，二十多年后拜相，奏请讨伐蔡州，元和十二年（817）擒获叛乱节帅吴元济，淮西镇自李希烈以来的叛乱终于彻底平定。裴度晚年当东都留守，对人“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7] 李业进士落榜，“过陕虢（今河南三门峡一带）山路”，遇上暴雨，就牵着驴去一户人家房檐下避雨。同时，中央禁军左神策军的李生和行官杨镇也来这家避雨。天快黑时，雨才下小了。这户人家的小童对他们说：爷爷马上就要回来了，他不好客，你们赶快走吧。但李业说：“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片刻工夫，老翁回家，却对三位客人以超乎寻常的礼节接待，不但当夜留宿，而且次日要为他们准备早餐。李业很不好意思，再三致谢。老翁说：“某家贫无以待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李业说：“三人之中，一人行官。尔言之过矣。”老翁于是宣布他们三人以后的职务：“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李业）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领节钺（五个藩镇的节度使），勉自爱也！”后来，他们三人都当上节度使，“一如老翁之言”。[8]
开元二十五年（737），张嘉祐来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当刺史。二十年间来这里当刺史的人，十多位的结局不是流放死亡就是贬官。张嘉祐得知北周末年尉迟迥在这里举兵反对杨坚（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保卫王室而英勇捐躯，此后才有这种怪异现象。他于是为尉迟迥建置庙宇，四季祭奠。过了三年，他不但没有任何贬窜的遭遇，还调入朝廷拜为左金吾将军。后来吴兢来这里担任郡守（刺史），“又加尉迟神冕服，自后郡守无患”。[9]
因果报应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经久不变的习俗。唐敬宗宝应年间（825-827），有李氏在洛阳安家，传承“不好杀”的门风，家中从不养猫，以免老鼠丧生。到了孙子这一辈，果然得到好报。一天，李氏会集亲友们在堂屋会餐，“门外有群鼠数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童汇报给李氏，李氏和亲友们都走出堂屋，到大门前观看，堂屋忽然坍塌，没有一人伤亡。“堂既摧而群鼠亦去。”这样必然得出结论：“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德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之以愧。”[10] 于是推而广之，有的人严格自律，不贪不义之财。李氏妻为人“严重明断，近代贵族母氏之贤，无及之”。她“孀居东洛，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然而她能按照儒家“君子固穷”的古训来规范家庭行为。一次下连阴雨，宅院中的一堵古墙坍塌。仆人们在修补过程中，从地基挖出一只装满铜钱的糟船。“婢仆等当困窭之际，喜其有获，相率奔告于堂上。”然而李氏妻却告诫他们说：“切未得辄取，候吾来视之而后发。”她来到现场，以酒洒地，祭奠发誓，说：“吾闻不勤而获禄，犹为身灾，士君子所慎者。非义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实以先君馀庆悯及未亡人，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赉吾门，此未敢觌。”于是她下令封埋如故，任何人不得取用。她家因而得到好报，“其后诸子景让、景温、景莊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岳”。[11]
既然人们认为善有善报，佛教的放生主张就被广泛贯彻。佛教认为世间分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个层次，叫做六道，六道有不同形体、模样的众生，处在迁流不断的轮回中，都有成佛的可能，遂制定“不杀生”的戒条，提倡放生。隋朝天台宗创立于江南水乡泽国，倡导不残害鱼类性命，在浙江天台山麓修造多处放生池，由香客、施主放生鱼类，对当地民俗影响很大。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肃宗诏令南方“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颜真卿为此撰《天下放生池碑铭》，说：“去杀流惠，好生立辟（刑法），率土之滨，临江是宅。遂其生性，庇尔鳞翮。环海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沉受获。”[12] 可见放生的范围已经由鱼类扩大到飞禽走兽。
放生习俗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在河南有具体的表现。先看唐代洛阳的两则事例。著名循吏韦丹，年轻时并不富裕。他来洛阳，到中桥游玩，远远看见数百人在洛河滩喧嚣不已，走近打探，原来是一位渔民捕捉到一只大鼋（五代杜光庭《录异记》卷四《异鼋》条说：“鼋，其状如鳖，腹下赤者为鼋，白者为鳖”），拴在中桥柱上，待价而沽。韦丹发现这只鼋“引颈四顾，似有求救之状”，就萌发了恻隐之心，问渔民“几千钱可赎”，渔民说“五千文”。韦丹说：“吾只有驴，直（值）三千，可乎？”渔民同意交易。韦丹于是把用驴换来的鼋放生到洛河中，自己虽然失去了代步的坐骑，但由于救了一个“众生”，依然心安理得地“徒步而归”。[13] 柳泝侨居洛阳，春天在伊河钓得一条大鱼，带回家放到水盆里。当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六七岁的孩子被鱼咬伤胸膛，他突然惊醒，立即听见孩子哭着说：“梦一大鱼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他检查孩子的胸膛，“果有疮而血”。他感到很恐惧，天亮后赶紧把这条鱼放生到伊河中，并且请僧人来家念经，请人画佛像。十多天后，孩子的疮口才开始愈合，他“自后不复钓”。[14] 再看五代安阳的一则事例。乾化元年（911）十月戊辰，梁太祖来到相州城西的白龙潭“观鱼”，不一会，“渔人获巨鱼以献”，梁太祖“命放之中流”。随从臣僚们认为“帝有仁恻之心，皆相顾欣然”。[15] 于是，白龙潭当天便被改名为“万岁潭”。所谓“帝有仁恻之心”，固然是放生观念在起作用，但肯定与他处在生日期间有关。他的生日在十月，定为大明节，普天同庆。按照隋文帝开创的做法，帝王庆生辰时须“断屠”，自然应该放生。
唐代天旱求雨，往往请和尚、道士作法，迫使龙出现，带来云霓雨水。一次洛阳旱情严重，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请佛教密宗僧人善无畏祈雨。善无畏于是在钵中盛水，用小刀搅动，以梵语念咒语数百声。片刻间，钵中出现手指头大的一条龙，通体鲜红，时而昂首浮出水面，时而潜入水底。他继续边搅动边念咒，终于，一股白气由钵中蒸腾而起，高达数尺，渐渐消退。他让高力士赶快回宫汇报。高力士骑马飞奔，回头看，“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风震电”。高力士刚到达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16] 另一次，唐玄宗请密宗僧人金刚智及其徒弟僧一行在洛阳求雨。金刚智“用不空钩，依普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做法七天，终于“崩云泄雨”，“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洛阳民众都说：“[金刚]智获一龙，穿屋飞去。”于是“求观其处，日千万人”。[17] 此外，还有所谓“土办法”。唐后期某年，开封地区大旱，季玘几杯酒下肚，对长官说：要想下雨，容易得很。去抓四只蛇医（蝾螈），找两个十石容量的瓮，每个瓮里倒进去一些水，让两只蛇医浮在水面上，瓮口盖上圆木盖，用湿泥巴密封，分别放在热闹地方。然后在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十多个十岁以下的儿童，让他们拿着小青竹，昼夜不停地敲打瓮，不得停顿片刻。如此这般，自然会下雨。长官照这个办法去做，过了一天两夜，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唐人段成式解释其原理，认为“龙与蛇师为亲家”。[18] 即认为龙看到亲家蒙难，不能不管，就下雨取悦人类，使他们放过蝾螈。
五代时对于帝王的享国和结局，也用迷信加以解释。梁末帝在后唐军队攻入开封时自杀，后梁灭亡。人们解释这个结局，归结为三点。其一：后梁亡国这年（923），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向朝廷进献绿毛龟，皇宫中专门修造堂室来供养，命名为“龟堂”。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言”。现在分析起来，可能由于“龟堂”与“归唐”音近（“龟”、“归”分别属于平声“四支”和“五微”部，是邻韵），因而是国家政权由梁归唐的谶语。其二，梁末帝曾经从市场上购买珍珠，说：“珠数足矣。”现在分析起来，这句“不祥之言”，是说朱（与“珠”谐音）家的运数到了尽头了。其三，梁末帝原名朱友贞，末年改名为“朱瑱”。“瑱”字的左半部“王”可分解为“一十一”，右半部“真”可分解为“十月一八”。今按，“一”加“八”等于九，人们认为他果然在称帝的第十一个年份的十月九日死亡。[19] 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女婿，洛阳皇宫中称他为“石郎”。他以割让国土为代价，勾结契丹，夺取后唐政权。他“将起兵于太原，京师（洛阳）夜间狼皆群游，往往入宫中”。唐愍帝非常担心，组织一批善于射猎的禁军将士分班追捕射杀，被人们称为“射狼”。一些熟人路上相遇打招呼，往往问道：“汝何从而来？”对方回答道：“看射狼。”没过多长时间，石敬瑭攻入洛阳，推翻后唐，建立后晋。于是人们解释为：“射”与“石”，发音相近，因而所谓“看射狼”就是指“看石郎”。[20] 后晋晚期表现出衰败景象，人们认为天意有所警示。开运元年（944）七月初一，晋少帝在开封崇元殿举行仪式，宣布改元，大赦天下。突然雷雨交加，开封数百人被震死，“明德门内震落石龙之首，识者以为石乃国姓，盖不祥之甚也”。[21] 过了两年半，契丹军队攻入开封，后晋亡国，晋少帝被押解北上。人们认为各地向朝廷进献银器皿，晋少帝都让当地折合成金子运入开封，说：“金者贵而且轻，便于人力。”人们解释为这是“北迁之兆”。[22] 对于大臣的前途，该时期也以迷信来预示。后唐时期，赵莹在陕州任职，监修当地的金天神祠。他梦见金天神把他召到前亭，待以优礼，对他说：“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23] 还赠给他“一剑一笏”。后来，他果然当上佩剑持笏的节度使和宰相。此类说法文献中还有记载，此不赘述。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时期的文化状况、精神面貌和认识水平，便可以避免用今天的文化状态去随意揣度历史，从而复原它的真实状况。
参考文献：
[1]（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4]（唐）康骈：《剧谈录》卷上《李邺侯救窦庭芝》，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龟长证》，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
[6]（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中，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
[7]《剧谈录》卷上《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8]（唐）佚名：《玉泉子》，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
[9]《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附弟嘉祐》。
[10]（唐）张读：《宣室志》卷三，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
[11]（五代）刘崇远：《金华子》卷上，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
[12]（清）董诰、徐松等：《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3]（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宣室志》卷四。
[15]（北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梁太祖纪六》），中华书局，1997年。
[16]（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中华书局，1987年。
[17]《宋高僧传》卷一《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
[1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
[19]《旧五代史》卷十《梁末帝纪下》。
[20]《旧五代史》卷八十《晋高祖纪六》注引《五代史补》。
[21]《旧五代史》卷八十三《晋少帝纪三》
[22]《旧五代史》卷八十四《晋少帝纪四》。
[23]《旧五代史》巻八十九《赵莹传》。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