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毛阳光
提到马球，不禁使人想起陕西乾县唐乾陵章怀太子墓中著名的壁画《打马球图》。马球游戏中的马球用质轻而有韧性的木料制成，外部彩绘，坚硬光滑。比赛时双方骑马争夺，用球杖击球，向对方进攻，击入多者胜。马球起源于波斯，原名波罗球。唐人杜环《经行记》就记载中亚的拔汗那国“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同书还记载中亚的末禄国也有打球节。马球在唐初传入汉地，由于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很快成为唐代社会各阶层喜爱的游艺和体育活动，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乐此不疲。尤其是当时的都城长安，马球非常流行。而通过文献的考索，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马球运动也非常流行，其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明代。
此时的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仅次于长安，达官贵人云集，经济发达，外来移民众多，是当时一座颇具外来风情的城市。因而打马球在这里也非常流行。酷爱马球的唐玄宗李隆基早在身为亲王时就在河南府告成县（河南登封告成镇）百姓王利文宅北坂之下就辟有球场，“自夏徂秋，往来游赏。”（《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三》）另外，《河南志》还记载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在洛阳长夏门道德坊的宅第旁还有球场。一直到唐后期，洛阳的马球之风仍旧盛行，文宗开成年间，“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绅传》）唐末天祐元年，昭宗迁都洛阳时，跟随的随从中还有“打毬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而洛阳宫廷中就有为打马球设置的文思球场。天祐元年（904）七月，朱温自汴州至洛阳，与百官在文思球场饮宴。（《旧唐书》卷二十《昭宗纪》）
由于马球能够锻炼骑兵的身体素质和应变能力，又能够训练马上作战的技能，具有强身健体，训练战术的军事意义，因而此运动在唐后期的藩镇中非常流行。因而中原地区除了洛阳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球场，许多将领也擅长此道。如汴州（河南开封）就有球场，节度使李绅就曾在这里犒赏勇士。（《云溪友议》卷上）而唐末汴州藩镇朱温侄子朱友伦也喜欢马球，甚至因此在长安意外击毬坠马而亡。（《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宋州（河南商丘）也有马球场，唐后期名将李光颜就曾在宋州与敕使打球。（《封氏闻见记》卷九《迁善》）唐后期诗人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诗就描写了在宋州观看名将田神功打球的情景，“白马顿红缨，梢球紫袖轻。晓冰蹄下裂，寒瓦杖头鸣。叉手胶粘去，分鬃线道絣。自言无战伐，髀肉已曾生。”（《全唐诗》卷510）中原南部的蔡州（河南汝南）也有球场，永泰元年，吐蕃进犯长安，代宗命诸藩镇出兵。时镇蔡州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唐代中原地区的马球风气在出土文物中也能够得到印证。2003年在洛阳伊川县大庄M3一座唐中期墓葬的发掘中还曾出土一件菱花形铜镜，其浮雕纹饰正是打马球的场景，四位球手骑乘骏马，手持鞠杖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大庄唐墓（M3）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而且，在外来马球的基础上，唐人还有所发明，出现了骑驴击球。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就擅长驴击。《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记载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另外还有步打球，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歩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全唐诗》卷三〇二）2008年1月，在河南郑州上街区唐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塔式罐，罐腹的图案上一人叉腿而立，右手扬弯形球杆，左侧有一圆球。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图反映的就是唐代步打球的场景。（《河南省郑州上街区考古发现完整唐代青花瓷器》，新华网．2008．1．4）
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马球风俗到了五代时期还在延续，梁太祖朱温就曾赏赐割据吴越地区的吴越王钱鏐打球御马十匹。（《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后梁洛阳皇宫中还有球场殿、兴安球场、保宁球场。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多次和王公大臣在洛阳鞠场击球。（《旧五代史》卷三二《庄宗纪六》）
到了宋代，马球依然受到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只是经过不断的改进，马球活动更加规范了，原本是外来运动的马球已经上升为五礼中军礼的一部分。《宋史》卷一二一记载“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在重要的典礼活动中还经常举行马球比赛。《宋史》卷一二一《礼志二四》中就详细记载了北宋皇帝与群臣击球娱乐的情形：
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閤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色绣衣，左朋黄襕，右朋紫襕。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从这段文字来看：此时中原地区的马球活动已经非常规范。每年三月在汴京皇宫中举行大型的马球活动。马球场地东西各设置装饰华丽的球门，有人员守门，活动时还有鼓乐。开始由皇帝击球，之后才由大臣们竞技，而参加活动的各级官员众多，双方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以活动中得筹数量的多少来区分胜负。另外，步打球和驴骡击球都在宫廷中流行。
据史料记载：熙宁年间神宗就曾经与岐王赵顥、嘉王赵頵在宫中击球游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著名文臣司马光《击球》诗中也饶有兴致地描述了当时皇帝与大臣宫中击球的场面：
肃奉承軺命，仍陪戏马游。朋分初回出，势合复相收。顾盼华星激，索回紫电流。良因重嘉好，礼接使臣优。（《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描述了开封金明池宝津楼前的马球表演：
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襕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鞔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馀，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东京梦华录注》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不仅如此，连皇帝南郊卤薄队伍中也有执球杖供奉官。而球杖，“金涂银里，以供奉官骑执之，分左右前导。”因此遭到了仁宗时大臣贾昌朝的批评，“夫球杖非古，盖唐世尚之，以资玩乐。”认为其不够庄重，不合礼法，要求撤去。（《宋史》卷一四五《仪卫志三》、卷一四八《仪卫志六》）
由于上层统治者对于马球的喜爱，流风所及，许多宫人也喜好马球。宋代王珪《华阳集》卷五《宫词》诗中就描述北宋汴梁宫廷女子打马球时的情形：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骅骝，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珍珠络辔头。”
此外，北宋宫廷教坊中的女弟子队中还有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袱头，执球杖。”她们用马球的器具表演相关的舞蹈。（《宋史》卷一四二《乐志一七》）
而当时许多的官员都喜欢马球。如太祖时期的大臣郭从义“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宋史》卷二五二《郭从义传》） 仁宗时大臣张方平出使契丹，面见契丹皇帝时，“骑而击球于前，酌玉卮饮之，……。”（《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另外，中国体育博物馆还收藏有洛阳宋墓出土的打马球砖雕，也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马球的流行。
尽管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王室南渡，但皇室击球的风气却延伸到江南地区。宋孝宗就喜爱马球，“日御球场”，导致文臣周必大进谏劝止，孝宗回答说：“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不仅如此，孝宗还命令太子与武士击球。（《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中原地区被金朝占领，然而本地区的打马球风气却持续下来，一直保持到元、明时代。可以说，马球这项外来运动丰富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成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外来文化对当时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