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洛阳的外来风情

 

　　唐代的洛阳，作为帝国的东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在武则天时期它一度超越长安成为帝国的都城——神都。而她所在的河南道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洛阳的对外交通空前发达。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了唐代长安外来移民和外来文明的情况。而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此时洛阳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非常的频繁，这里成为多元文化汇聚交流的地区。外来文化的进入极大丰富了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社会生活，洛阳也成为这一时期极具外来风情的城市。

 

　　根据洛阳出土的墓志资料并结合传统文献来看：唐代的洛阳居住着大量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外来移民。这其中有来自西北的突厥人，唐朝平定突厥后，许多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居住在洛阳。尚善坊就有阿史那忠的住宅。而阿史那忠的曾孙史瓘晚年居住在洛阳兴敬里。（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1期）另外，敦化坊还有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的住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突厥颉利可汗的曾孙阿史那感德在武后时期任右豹韬卫将军担任宿卫，居住在从政里。（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史林》2004年5期）处罗可汗之孙阿史那勿施任右屯卫翊府右郎将，神功元年（697）卒于洛阳新安里官舍。（《全唐文补遗》第二辑《阿史那勿施墓志铭》）而龙门石窟也有许多以阿史那氏等突厥贵族的造像题记，反映出这一时期洛阳成为了突厥贵族移民新的聚居区。

 

　　高宗、武后时期，由于唐朝在朝鲜半岛对百济和高丽战争的胜利，两国降附贵族大量进入洛阳。如高宗显庆五年（660），唐将苏定方攻降百济。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扶余隆以及将领五十八人被送往东都。（《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扶余义慈和扶余隆卒后都葬于洛阳北邙山。（《扶余隆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24）而百济将领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归附唐朝后也都葬于洛阳邙山。（《唐代墓志汇编》，神龙033）在龙门石牛溪北第0877号窟龛旁边还有扶余氏的造像题记。

 

　　高丽人高足酉归附后，在洛阳长期统领禁军，并参与修建天枢。（《高足酉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万岁通天003）高丽贵族中的另一支泉氏家族许多成员也居住并葬于洛阳，泉男生葬于洛阳。（《泉男生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23）而其弟泉男产在武则天时期担任营缮监大匠员外置同正员，大足元年（701）三月卒于洛阳，后葬于邙山。（《泉男产墓志》，《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08）泉男生之子泉献诚在洛阳定鼎门街东的尊贤坊和集贤坊有宅第。他和其孙泉毖死后都葬于洛阳邙山祖茔。（《泉毖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378）由于洛阳居住着大量的高丽人，连武后时期的御史大夫杨再思也被同僚戏称：“面似高丽”。杨再思不以为忤，“请剪纸自帖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可见当日风气。（《旧唐书》卷九〇《杨再思传》）直到唐后期，这里还有许多高丽人后裔，如高丽王高藏之孙高震在代宗时期任工部尚书、右金吾卫大将军，晚年居住在洛阳教业里。（《高震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75）居住洛阳的高丽贵族后裔还有高德，他担任宿卫宫禁的职责，其宅第在道政里。（《高德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08）

 

　　洛阳还有许多来自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移民。如《裴沙墓志铭》记载疏勒人裴沙在唐前期稳定安西四镇的军事行动中立下战功，致仕后居住在洛阳。（《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13）中亚粟特地区的许多贵族也在此时来到洛阳，《翟氏墓志》记载其夫是康国大首领，入唐被授予检校折冲都尉之职。其宅第在洛阳福善坊。（《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46）六胡州粟特首领安菩的妻子何氏与儿子安金藏在武后时期居住在洛阳惠和坊。（《安菩墓志》《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03）洛阳章善里还有来自中亚南部地区吐火罗人罗甑生，其家族是北朝时期迁居汉地的。（《罗甑生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16）清末出土于洛阳的《阿罗憾墓志》记载阿罗憾“族望波斯国人也”，阿罗憾于显庆年间出使唐朝后被授予将军留长安侍卫宫禁，曾任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他于景云元年（710）95岁时卒于洛阳，他还有一子名俱罗，他们是武则天时期迁居到洛阳的波斯移民。（《唐代墓志汇编》景云001）

 

　　这时的洛阳是帝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城中有南市、北市等市场，这吸引了许多胡商来到这里从事贸易。洛阳洛南新区的唐安国相王唐氏孺人墓中胡人牵马、牵驼图壁画就向我们展示了唐代洛阳地区胡商长途贸易的场景。（《唐安国相王孺人壁画墓发掘报告》，134页）这其中许多是粟特商人，龙门石窟的龙门古阳洞与药方洞之间的“南市香行社像龛”永昌元年（689）题记中就有从事香料贸易的粟特商人安僧达、史玄策、康惠登、何难迪、康静智。一些粟特商人可谓富甲一方，如康婆“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招延宾□，门多轩蓋。锦衣珠服，入必珍羞；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康婆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39）

 

　　另外，洛阳也有大量来自外国的僧侣，其中佛教僧侣数量最多。高僧康法藏武后时期居住在洛阳，并在佛授记寺讲解《华严经》。开元年间入唐的天竺密宗高僧金刚智、善无畏和不空都曾在洛阳译经并传播密宗。龙门石窟东山看经寺的摩崖上有吐火罗僧人宝隆的造像。龙门石窟西山第484窟还有新罗僧人开凿的“新罗像龛”。洛阳也有一定数量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僧侣，如唐后期洛阳大秦寺的寺主是法和玄应，僧侣有大德玄庆、志通，他们是来自中亚信仰景教的粟特人。（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6期）

 

　　上个世纪以来，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了大量胡人俑，他们中既有武官俑，还有乐舞俑、牵马、牵驼俑，身背行囊的胡商俑，昆仑奴俑、胡侍俑，他们相貌迥异，从事各种职业。他们都是当年洛阳城各色外来移民的真实写照。

 

　　随着这些移民的大量进入，异彩纷呈的外来文化也随之出现在洛阳地区的社会生活中。中国古代传统文献中对于社会生活层面的内容大多不甚关注，因而笔者这里大量使用了考古发掘资料，尤其是出土于洛阳唐代墓葬中的文物，虽然这些文物是明器，但从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来考量，他们恰恰是唐代洛阳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由于大量胡人的涌入，胡服在洛阳非常流行，男女都有穿着，洛阳唐墓出土的大量身着胡服的陶俑证明了这一点。如洛阳龙门盛唐时期安菩墓就出土了两件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的汉族男俑。（《洛阳陶俑》266-267页）同样服饰的男俑在孟津西山头唐墓也有多件。（《洛阳陶俑》，228-229页）偃师恭陵哀皇后墓中出土了大量身着翻领窄袖长袍的骑马俑。而洛阳的许多女性也身着翻领窄袖以及圆领窄袖长袍的胡服，如偃师城关唐柳凯墓中出土的头戴胡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的女俑。（《洛阳陶俑》，165页）洛阳关林镇唐墓也曾出土身着翻领窄袖长袍的彩绘女俑。（《洛阳陶俑》，226页）。而尖顶或卷沿的胡帽在洛阳也非常流行，1985年偃师后杜楼村出土的彩绘牵马俑、褐釉牵马男胡俑以及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三彩牵马男胡俑都头戴尖顶帽。（《洛阳陶俑》261、296、333页）洛阳东北郊唐墓以及偃师前杜楼、北窑、城关镇等地唐墓也出土了头戴卷沿虚帽的彩绘男胡俑。（《洛阳陶俑》180、175、176、179页）许多洛阳妇女出行时还戴着来自西域的帷帽，如偃师杏园李嗣本墓中就出土一件骑马女俑，头戴笠帽，头颈用织物遮掩，双臂间还有一宽沿帷帽。（《偃师杏园唐墓》，41页）装束与前者相似的帷帽骑马女俑在巩义二电厂90号唐墓以及北窑湾M6唐墓都有出土。（《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298页）这些都体现出胡风对当时洛阳城市服饰的影响。

 

　　而外来的乐舞娱乐活动也丰富了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生活。来到洛阳的中亚胡人中许多通晓音乐和舞蹈。1980年洛阳偃师南蔡庄唐墓出土的一件彩绘胡俑，胡俑高鼻深目多须髯，头戴胡帽。两手紧握做挥舞状，手中有孔洞，笔者推测很可能是手执鼓杖敲击羯鼓。（《偃师文物精粹》，171页）胡人乐者的形象甚至出现在当时的陶塑玩具上，如巩义黄冶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塑乐伎俑，陶俑为胡人男子形象，高鼻深目，阔口，络腮胡须。胸前悬挂腰鼓，一边奏乐一边歌唱。（廖永民《黄冶唐三彩窑址出土的陶塑小品》，《文物》2003年11期）

 

　　胡人乐者和大量胡乐器的进入，使得洛阳胡乐非常流行。1982年在洛阳宜阳县的唐代散乐砖雕中有八位手执乐器的侍女，其中有一位就在弹奏传自龟兹的曲颈琵琶。玄宗时名相宋璟的女儿也擅长演奏羯鼓，据《羯鼓录》记载她经常在洛阳长夏门东的尊贤坊宅第小楼中练习羯鼓。正因为如此，诗人王建《凉州行》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全唐诗》卷二九八）而元稹《法曲》也指出唐后期的洛阳“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一些来自异域的游艺活动也曾在洛阳也非常流行，这其中就有来自中亚粟特地区康国的泼寒胡戏。泼寒胡戏是胡人在腊月举行的群众性歌舞活动，在武后、中宗时期的洛阳风行一时。中宗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中宗就在洛阳城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旧唐书》卷七《中宗纪》）这次活动的场面，我们可以在此后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的上疏中略知端倪，“比见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骏马胡服，名为《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譟，战争之象也。”（《唐会要》卷三四《论乐》）而起源于波斯，唐初传入汉地的马球，在洛阳社会也非常流行。玄宗在藩邸时在河南府告成县百姓王利文宅北坂下就辟有球场。（《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三》）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在洛阳长夏门道德坊的宅第旁还有球场。玄宗宰相李林甫年轻时也喜好马球，“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直到唐后期，洛阳的许多纨绔子弟，“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绅传》）2003年洛阳伊川县大庄M3唐墓曾出土一件菱花形铜镜，其浮雕纹饰正是四位球手骑乘骏马，手持鞠杖打马球的场景。（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大庄唐墓（M3）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也为洛阳城的信仰生活带来了新的气象。源于波斯的摩尼教。摩尼教在武后延载年间进入洛阳。（《闽书》卷七《方域志》）唐后期，由于回鹘的支持，摩尼教僧侣在元和二年（807）在河南府设置了摩尼寺从事传教活动。（《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作为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则在唐初经波斯传入中国。武则天时期，洛阳已经有景教寺院，当时称为波斯寺，位于修善坊，后改称大秦寺。（《河南志》，12页）2006年5月，在洛阳市东郊出土了一件珍贵的唐代景教经幢残件，该经幢呈八棱形，石灰岩质，出土时只有上半段，内容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根据《经幢记》的记载，直到唐后期，洛阳还有一定数量的景教信徒，他们在当地大秦寺景教僧侣的组织下还经常举行宗教活动。起源于波斯的祆教在北魏时期就已经传入洛阳。唐代在洛阳经商、定居信奉祆教的胡商使得祆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洛阳的立德坊、会节坊修善坊、南市西坊都有祆祠。胡商还经常在这里举行宗教活动。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尽管这几种外来宗教对当时的居民生活影响有限，但他们与佛教、道教共同构成了唐代洛阳多元的信仰空间。

 

　　在洛阳日常社会生活中，大量外来器物被经常使用。这其中就有高足杯，高足杯最初流行于东罗马拜占庭时期。高足杯在洛阳社会上层官僚贵族生活中使用非常普遍，银高足杯在洛阳唐墓出土了多件。如洛阳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草叶纹高足银杯，高足上有托盘，足为花瓣形，纹饰为草叶纹。（《洛阳文物精粹》，69页）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狩猎纹鎏金银高足杯也出自洛阳邙山唐墓，杯体较高呈筒形，杯体纹饰是缠枝纹和狩猎纹；（《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品选》，122-124页）洛阳宜阳县张坞乡和伊川水寨也曾出土过的银高足杯。（《洛阳文物精粹》，68页；《洛阳出土文物集粹》，107页）

 

　　多曲长杯也是外来风格明显的器物，器物呈椭圆形，八曲或十二曲，杯腹较浅，有圈足，在萨珊波斯时期非常流行，之后经中亚粟特地区最终传入唐朝。洛阳唐墓曾多次出土多曲长杯，1991年在洛阳伊川鸦岭乡杜沟村唐后期齐国太夫人墓中就出土了两件双鱼纹四曲金长杯，长杯底部中心有水波纹，双鱼环绕，边饰为宝相花纹。（《洛阳文物精粹》）另外，洛阳偃师杏园唐开成五年（841）崔防墓中也出土过一件银质四曲长杯。（《偃师杏园唐墓》201页，图版24-5）

 

　　除了以上的金银器之外，洛阳唐墓还出土了许多这些器物的仿制品。这其中许多是三彩仿制品。如洛阳东郊塔湾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凤首壶，壶首为凤头形，头有高冠，尖嘴，壶身一侧附弧形柄，装饰狩猎纹和鸾凤纹。在洛阳邙山葛家岭出土的兽首壶，通体施淡黄、绿釉，壶口装饰有一兽首，双目圆睁，张嘴露齿。（《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124、125页）这几件器物其造型和装饰源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金银器——胡瓶，在当时洛阳官僚贵族生活中使用非常普遍。洛阳东北郊以及偃师城关镇唐墓出土的头戴折沿帽的胡俑都手执胡瓶。2005年在洛阳洛南新区发掘的唐安国相王唐氏孺人墓第二天井东壁壁画中的侍者也手提一件鸭嘴式长尖流，细长颈胡瓶。（《唐安国相王孺人壁画墓发掘简报》彩版第26，142页）除三彩之外，洛阳唐墓还出土了其他材质的仿制品，如河南偃师杏园晚唐墓葬中还出了精美的白瓷四曲长杯。（《偃师杏园唐墓》，195页）河南偃师杏园村庐州参军李存墓中出土的滑石四曲长杯。（《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10期）李郁墓中也发现了相似器型的滑石长杯。（《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12期）

 

　　外来装饰和雕塑艺术也在此时的洛阳城市建设留下了痕迹。其中的大型建筑如天枢，曾在武周时期屹立在皇城端门前。天枢由新罗人毛婆罗负责设计制模，居洛各国蕃长出资建立的大型景观性金属纪念柱，参与其事的有高足酉、泉献诚、阿罗憾等各国归唐官员。学者们认为天枢是仿西方纪念柱形制的产物。另外，洛阳宫城宫殿建筑的构件也多有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即大量使用起源于西亚波斯的联珠纹装饰图案。联珠纹就是一圈连续的圆珠作为一个图案的边缘装饰，中间则修饰其他图案。洛阳隋唐宫城遗址上出土的双凤纹方砖、牡丹纹方砖，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上阳宫遗址和应天门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都使用了联珠纹的装饰图案。除了宫殿建筑之外，洛阳含嘉仓、子罗仓遗址以及履道坊和温柔坊等坊里考古发掘的瓦当都使用联珠纹图案。

 

　　由于唐前期和天竺联系的密切，许多僧人都到天竺去求取佛经。因而天竺佛教雕塑艺术也在洛阳城有所体现。如龙门石窟在高宗、武后时期优填王造像盛极一时，主要分布在敬善寺洞和宾阳洞，约有70余尊。其造像身躯健壮，身着右袒式袈裟，衣服平贴而无褶纹，躯体显露，具有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服装特征。其造型可能和玄奘贞观十九年（645）西行求法取得七尊天竺造像有关。龙门石窟宾阳洞北崖、万佛洞南壁等处唐初佛教造像中还有印度秣菟罗艺术风格，造像脸庞圆润，身材修长，曲线柔美，身披如被水沾湿的薄衣。而洛阳龙门还有大日如来像和多臂多面观音像等密宗造像。如东山擂鼓台北洞和刘天洞都有螺髻宝冠，身披璎珞，着右袒袈裟和臂钏的大日如来像。而龙门西山中部万佛洞南侧、擂鼓台北洞窟外、万佛沟北崖都有多臂多面观音。万佛沟的千手千眼观音有三眼十二臂，每个圆润丰满的手臂都有不同的手势，非常优美。

 

　　当时东都洛阳敬爱寺还有王玄策携归的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佛授记寺则有金刚真容像一尊，是僧人义净在证圣元年（695）从天竺带回洛阳的。此时洛阳的许多寺院还有外来色彩浓厚的壁画，如来自于阗的尉迟乙僧的花鸟人物画都具有浓厚的异域色彩，“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尉迟乙僧”）他在洛阳大云寺两壁绘制了鬼神、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等，其中黄犬及鹰最妙。狮子国人金刚三藏也善西域佛像。“东京广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样。”（《历代名画记》卷九《唐朝上》）

 

　　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局限，以上的内容并不能概括唐代洛阳异彩纷呈的外来风情的全部。但毋庸置疑，外来文化渗透进入洛阳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为中古时代的洛阳城市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和长安一样，此时的洛阳也是一座充满外来风情的国际化都市。

 

　　原载《文史知识》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