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与北魏洛阳的佛教

 

　　一、洛阳“大伽蓝”的地理分布及其建筑特色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到西晋怀帝永嘉年间，洛阳仅有佛寺四十二所。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北魏迁都洛阳，寺庙陡然增加，鼎盛时佛宇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卷，记载寺庙84处，其中正记40处，附见44处（据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依据杨衒之的记载，我们可以正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地图，再次还原出当年洛阳繁盛的佛寺建筑图景。

 

　　在《伽蓝记》中，杨衒之不但对正记的40余座“大伽蓝”的地理分布作了精确的记载，而且以生动精致的笔触，巧妙地描摹出不同佛教建筑的构造之美，或宏丽，或精美，令人观止。最为精彩的要数第一卷开篇对永宁寺塔的记述：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馀里。

 

　　如此宏伟精丽的佛塔，确实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以至于中国禅宗初祖达摩来游洛阳见到此塔时，歌咏赞叹，合掌连日，称“实是神功”。除永宁寺外，卷三城南的“景明寺”堪称规模最宏大的寺院。景明寺系宣武帝于景明年间所立，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西面的御道向北直通宫城的阊阖门。杨衒之云其“东西南北方五百步”，房屋“一千馀间”。这样的面积几乎相当于洛阳城两个坊里的面积，因为当时一个坊里也仅有“方三百步”。景明寺的建筑也极为精美。据《伽蓝记》载，该寺“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屋外虽历冬夏，而室内却四季如春。这样高超的建筑技艺着实令后世的人们惊奇和赞叹。寺院内的园林设计又与建筑相映生辉，“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堦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因此杨衒之称其“伽蓝之妙，最得称首”。

 

　　如果说永宁寺塔象征着洛阳佛寺的雄伟高峻之美，景明寺展现了洛阳佛寺规模之壮观，卷四城西记载的白马寺则可见证洛阳佛寺历史之悠久。白马寺立寺的缘起是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梦见一位高丈六的金神，于是派使者去西域求经像，三年后他们用白马驮载经书佛像而回，故命此寺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汉地的第一座佛寺，被后世尊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伽蓝记》记载白马寺在城西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可由于后来洛阳城的西移，今天白马寺的位置反而位于洛阳城东10公里处。杨衒之还记载说白马寺内种植着西域来的奇树异果，其中以安石榴和蒲萄最为珍贵，果实很大，“味并殊美”，名冠京城，成为皇家的贡品，当时流传着“白马甜榴，一实直牛”的谚语。在文献记载上，汉末《牟子理惑论》、东晋袁宏《后汉纪》、南齐王琰《冥祥记》、梁释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魏收《魏书》等书都提到过白马寺，但对其具体位置都语焉不详，《伽蓝记》首次指明白马寺的位置所在并对其作了较详备的记述，实可补史料之遗缺。

 

　　从《伽蓝记》对诸多佛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北魏佛寺建筑已逐渐中国化。如印度佛寺往往寺院中心起舍利塔，但《伽蓝记》记载的很多佛寺并没有设立佛塔。这种情况当与北魏末年舍宅为寺的风气有关。《魏书·释老志》记载说：“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大量的私人宅第变为佛寺，就使寺院的建筑布局具有中国传统民居布局的特点，寺院与民居一样，以南北为中轴线，几进院落，佛殿在中轴线上，周围衬以假山、丛林、鱼池、亭阁等，形成佛寺与私家园林相结合的格局。

 

　　二、洛阳佛教的兴废与北魏政治之关系

 

　　北魏洛阳佛教的繁荣，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早在北魏平城时期，历代皇帝即大多对佛教礼敬有加（太武帝灭佛之前亦曾是佛教徒）。到孝文帝太和初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两千余人。”（《魏书·释老志》）可见佛教在平城时代就已非常兴盛了。孝文帝迁洛后，北魏王朝的佛教狂热也随之由平城移至洛阳，如宣武帝依平城武州山石窟寺式样开凿洛南伊阙山佛像（即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胡太后在熙平元年（516）按平城献文帝所造的永宁寺式样重建永宁寺。外国沙门来到洛阳目睹永宁、景明、永明三寺的胜状，无不惊叹说是到了“佛国”。这种盛况与孝文、宣武、孝明、灵太后等崇奉佛教密切相关。孝文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魏书·孝文帝纪》说他“善谈老庄，尤精释义。”他曾多次集名德沙门讲论佛经。迁洛后，他以为祖母冯太后追福为名，率先在开阳门外修建报德寺。宣武帝“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魏书·释老志》）并修建瑶光、景明、永明等寺。灵太后先后在洛阳建永宁寺、秦太上君寺、秦太上公西寺等三寺。很多达官贵人为奉佛也不惜财物，如《伽蓝记》卷二的正始寺，即为百官所立。寺内“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在上层统治者的倡导和影响下，崇佛之风日益盛行，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同时，为取得统治者的支持，北魏僧尼常出入宫廷及贵族之门。如胡统寺诸尼“常入宫与太后说法，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伽蓝记》卷一）灵太后即是借佛教因缘而得以入宫的。由于佛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佛寺往往成为政治失意者的避难所，乃至政变和军事斗争的中心。如孝文废皇后冯氏，因与其姊争宠失败遂出家为尼；宣武皇后高氏为避灵太后迫害，居瑶光寺为尼；武泰元年，尔朱荣带兵入洛，灵太后与明帝六宫皆落发为尼。瑶光寺是皇宫贵族女子出家的场所，“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伽蓝记》卷一）这其中虽不乏因信仰佛教而出家来此寺的，但因政治、人生受挫出家的当不在少数。齐承魏风，北齐后妃出家为尼者，史书记载的就有文宣皇后李氏、后主皇后斛律氏和后主皇后胡氏；齐武成皇后胡氏数次出入佛寺，甚至与沙门昙献私通。后来唐代的武则天借佛寺完成身份的转变，不能不说是受北朝此种风气的影响。永宁寺在洛阳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伽蓝记》记载，北魏末年三次大的军事政变均是围绕此寺而展开的，一次是建义元年，尔朱荣入洛，领兵马驻扎于此寺；一次是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入洛，亦在此寺聚兵；一次是永安三年，尔朱兆攻破洛阳，囚庄帝于此寺。

 

　　北魏统治者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力资助，是洛阳佛教鼎盛的重要因素，而佛寺营建过度也造成北魏国力的衰落，促成佛教的盛极而衰。尤其是北魏后期尔朱氏之乱和高氏专权，许多佛寺及文物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如永安三年尔朱兆入洛，纵兵抢掠，胡骑数十入瑶光寺淫秽，很多寺尼被迫流散民间，当时京师有语云：“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又如《伽蓝记》卷四记载，东汉以白马驮来的佛经，北魏时在白马寺中仍然保存完好。这批最早传入我国、保存了460余年的珍贵佛教典籍，却在天平初年被洛州刺史韩贤无故给破坏。（《北齐书·韩贤传》）在众多佛寺中，永宁寺塔的毁灭最具有象征意义。这座洛阳最雄伟的佛塔毁于永熙三年的一场大火，《伽蓝记》详细地记述这座佛塔被烧毁时的悲壮情境：“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就在这年的十月，京师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盛极一时的北魏洛阳佛教似乎也随着北魏的灭亡走向生命的尽头。

 

　　三、佛教风俗对洛阳社会生活的影响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习俗也开始影响到洛阳的社会生活。传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佛诞生日，佛教界每年的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行像”仪式。北魏时这一风俗也传至洛阳，据《伽蓝记》记载，洛阳的佛诞庆典隆盛而活泼，如卷一“长秋寺”条：“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於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卷二“宗圣寺”条：“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於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是日，皇帝也要到宫城门楼上散花礼敬：

 

　　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卷二“景明寺”条）

 

　　这真是一幅北魏洛阳的清明上河图。将佛像迎出寺外，游于都市，梵乐法音伴奏于其中，吞刀吐火、彩幢上索等民间杂艺也加入这热闹的行像行列，整个洛阳城万人空巷，观者如堵，甚至时有踩踏事件的发生。宗教信仰活动与民间百戏交融在一起，足见洛阳佛教世俗化和民众化的色彩。

 

　　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重实践修行，与江南佛教崇尚繁琐的义理不同。传教者往往通过佛法灵验、巫术神咒等手段来征服信众。《伽蓝记》在这方面有很多记载。如卷四“永明寺”载奉朝请孟仲晖造一尊佛像送给陈留王景皓。后来此像突然显灵，每夜绕佛座行走，四周留下了许多足迹，引起众人前来观看。由此引发很多人皈依佛门。卷四“白马寺”记有沙门宝公善于推算未来之事，灵太后听说后，问以世事。宝公说：“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解其义。建义元年，灵太后被尔朱荣所害，人们才明白这句话原来是把江山都给了尔朱氏的意思。卷四“法云寺”记沙门昙摩罗“秘咒神验，阎浮所无。咒枯树能生枝叶，咒人变为驴马”，见者莫不害怕。“京师僧人愿学胡法者，皆从其受持。”等等诸如此类记载甚多。

 

　　佛法灵异之事可以说让一般民众深信不疑。因此他们也大多把崇奉佛法、立寺造像当做一种善举，并渴望通过这种行动为自己赎罪祈福。在《伽蓝记》中，除皇家贵族立寺外，平民立寺者也不少见，如卷二载孝义里太常民刘胡兄弟以屠为业。因杀猪，忽闻猪张口乞命。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又卷四记京兆人韦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人，韦英“白日乘马来归”，指责梁氏负心，梁氏惶惧，遂舍宅为开善寺。这些都反映了普通民众好生恶杀、善恶有报的宗教观念。

 

　　四、北魏洛阳的佛教文化交流

 

　　《伽蓝记》记载了西域沙门来中土，以及中原僧人西行求法的事迹。当时来洛阳的外国僧人很多，以致北魏政府不得不专门为之立寺。如宣武帝所立永明寺即是为异国僧人修建的佛寺，卷四“永明寺”记载了当时这一盛况：

 

　　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馀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馀人。

 

　　仅永明一寺就有外国沙门三千余人，可见当时来洛阳的外国沙门如此之多。除此之外，洛阳还有外国沙门自立的佛寺，如菩提寺和法云寺即为西域僧人所建。在这些外来僧人中，不乏一流的高僧大德，如菩提拔陀、菩提达摩、菩提流支等等，这说明洛阳已成为国际性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伽蓝记》卷五载北魏神龟元年，灵太后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求经之事。宋云、惠生归来后作《宋云家记》、《惠生行记》，此为洛阳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与之同时，洛阳的佛教文化也反过来影响到西域。如《伽蓝记》卷四记载的融觉寺僧人昙谟最，菩提流支读完他撰写的《大乘义章》后，“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立即翻译为“胡书”，传之于西域，西域沙门常东向遥拜，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

 

　　综上所述，《洛阳伽蓝记》为我们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北魏洛阳佛教史料。透过它承载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再现一千四百余年前那个时代辉煌灿烂的洛阳佛教文化；同时也不难看出，北魏统治者所倡导的佛教风尚，对河洛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原载《文史知识》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