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小宝 李寅生
（广西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北宋元丰年间，在西京洛阳形成了以文彦博、司马光等朝廷元老为核心的耆宿诗坛，他们崇尚朴素结会理念，弘扬传统道德礼法，宴集唱和，吟诗著文，推动了北宋文人群体化、集团化趋势的进程，成为有宋一代颇具影响的诗歌创作群体，并对此后历代诗会的发展，对宋诗思想、风格及流派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结会赋诗唱和、群居切磋交流以畅抒心志、涵养性情的诗会活动颇为频仍。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由著名宰相文彦博在洛阳诗坛倡导发起的五老会、耆英会、同甲会等耆宿诗会就是以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影响而声名远扬，对历代诗会这一文人群体活动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文彦博发起的三次洛阳耆宿诗会的背景及简况
古都洛阳钟灵毓秀，河洛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会聚诸多士子文人，“西都缙绅之渊薮，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 [1](卷71)，成为历代文人群体或诗人群体形成和发展的沃土。在这里，贵族大员、文人雅客集会宴游唱和之风经久尤盛，如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会”、唐代裴度等的“绿野堂会”，唐代白居易致仕洛阳后组织的九老会、宋梅尧臣、欧阳修品题的“洛中八老”诗会，等等，留下了大量诗作和诸多佳话。
北宋时，洛阳被定为陪都西京，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硕德老臣致仕后的齐聚之地。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力排众议，实施新法。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主张采取传统与稳健的改革政策的保守派朝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与开新，在政见不同、主张得不到采纳的情况下，他们纷纷退居游离政治漩涡和权力中心的陪都洛阳，不与新政合作。当时富弼以韩国公致仕洛阳，司马光到西京御史台编修《资治通鉴》，文彦博则以太尉之职留守西京。文彦博擅长诗文书法，喜为歌赋，很赞赏白居易香山九老会、杜衍睢阳五老会等耆宿诗会活动，他曾作《睢阳五老图》一诗云：“辅政何时退省闲，清平告老谢簪冠。两朝耆宿真英武，一代谋谟实柱桓。太史尚瞻星有烈，小民犹念德无寒。谁知我辈登枢要，严貌冰威袛素看。”[2](卷41)以观《睢阳五老图》的感受为题，盛赞了庆历年间祁国公杜衍等五位老臣致仕睢阳后宴集赋诗、康宁爽健的仪态风姿，也充分表达了他对硕德老臣诗会唱和的仰慕之情。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文彦博拜太尉，复判河南，九月，他牵头发起了著名的耆宿诗会“洛阳五老会”，并作《五老会诗》，诗的原注云：“元丰三年九月，范镇内翰、张宗益工部、张问谏议、史炤大卿”，包括文彦博在内，五人均为当时德高望重的致仕老臣。诗中写道：“四个老儿三百岁，当时此会已难伦。如今白发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绶人。喜向园林同燕集，更缘尊酒长精神。欢言预有伊川约，好作元丰第四春。”[3]( 卷7)文彦博还在诗后的自注中表示，他们共同约定来年再次活动；元丰五年，文彦博留守西京，他效仿白居易晚年卜居洛阳结“香山九老会”之举，集洛中年德高者为诗会，就资圣院建大厦，曰耆英堂，由郑奂画十二人像于妙觉僧舍，有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几、冯行已、楚建中、王谨言、张问、张焘、王拱辰，独司马光年未七十，文彦博用香山狄兼谟故事，请温公入社并序其事，于富弼宅第治酒赋诗相乐，诸公皆有诗。潞公《耆年会诗》云：“九老唐贤形绘事，元丰今胜会昌春。垂肩素发皆时彦，挥麈清谈尽席珍。染翰不停诗思健，飞觞无算酒行频。兰亭雅集夸修禊，洛社英游贵序宾。自愧空踈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簮绅，当筵尚齿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3] (卷7)温公诗云：“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将佳景便娱宾。庾公此兴知非浅，藜藿终难作主人。” [1] (卷11)北宋元丰六年，文彦博又邀程珦、司马旦、席汝言三位同龄耆宿，在自家小园里举办“洛阳同甲会”，并赋诗《奉陪伯温中散程、伯康朝议司马、君从大夫席于所居小园作同甲会》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同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亹亹风生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3]( 卷7)程珦为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之父，司马旦为司马光之兄，席汝言以司封郎中致仕洛阳，四人均为七十八岁高龄的硕德老臣。范纯仁有诗评：“四公眉寿复均年，此会前修未省传。筋力轻安同少壮，风标潇洒似神仙。分司东洛荣难并，聚德西豪事莫肩。今夕天官应有奏，老人星彩近台躔。” [4] (卷4)
二、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思想、政治、文化内涵
从《宋史》等史书、一些诗话作品记载及参会者诗歌唱和内容来看，文彦博在洛阳牵头举办的耆宿诗会，与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等耆宿诗会在主旨内容和活动形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身份，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相比之下，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旨趣更加复杂，内容更加丰富阔大。
司马光在《洛阳耆英会序》中曰：“元丰中，潞国文公留守西都，韩国富公纳政在里第，自余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时为多。潞公谓韩公曰：‘凡所为慕乐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数与地之袭焉。’”[1](卷68)司马光以自己的口吻讲述了文彦博创办耆宿诗会的初衷，即在“宗白”风气极盛的北宋中期，潞国公文彦博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志趣高逸，效之而召集致仕赋闲洛阳的老臣创办诗会，主旨无非就是纵山水诗酒之乐，放逸心情。然而，若放眼北宋当时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并结合文彦博在此前后的一些诗文内容，不难揣测诗会所隐含的政治倾向和结盟意识。北宋熙丰年间，随着新法实施和党争斗争愈远愈烈，文彦博等大臣退居洛阳，同样不赞成新法、在理学界影响颇大的邵雍、程氏父子等人也与这些政坛耆宿相呼应，这样，西京洛阳就成为一个在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等诸方面与开展新法的东京汴梁分庭抗礼的中心。文彦博是北宋中叶以来政绩显著的朝廷重臣，苏轼曾盛赞他：“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今古，虽专门名家有不逮。”[5]顾炎武《求古录》载神宗曾制诗赐赠文彦博：“四纪忠劳著，三朝闻望隆。享兹难老祉，报在不言功。富矣勋弥大，居焉貌甚冲。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因政见不同而退居洛阳并没有扑灭文彦博对国计民生的关切和推行政治主张的热情，他曾在离开汴梁前辞别神宗的《西归日琼林苑赐宴即席》一诗中写道：“报国丹心明皎皎，恋轩疲足去徐徐。群公尽出都门祖，盛事光于汉二疏。”[3]（卷7）诗中既以西汉的疏广、疏受功遂身退、同时致仕时送者云集的典故表达了对皇帝重恩和礼遇的感激，抒发了作者报效朝廷的一片丹心，但同时也暗含了政治抱负不能施展的无奈。此后，他在给神宗的唱和诗中重申：“康时有志才终短，报国无功术已疏。身在洛阳心魏阙，愿倾丹恳上公车。”[3] (卷7)再次表达了他的不渝之志。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新法的推行已显露重重危机，在宦海浮沉近60年的文彦博以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洞察到新法的推行时日不多，而接下来宋王朝的复兴，仍离不开这批致仕洛阳的元老重臣的鼎力扶持。
自熙丰年间蔡确罗织汪辅之《谢表》文案到苏轼讥刺新法引发的“乌台诗案”，以文字狱排挤政党异敌的宋代党争愈演愈烈，宋代以诗文议论朝政的风尚遭到重击，文臣集团诗文创作逐渐与直接评议朝政相疏离。郑方坤《全闽诗话》记载，苏轼出守钱塘前向文彦博道别，文彦博再三告诫苏轼至杭州少作诗，恐为不善者诬谤。可见，文彦博深谙文祸之险恶，他们的结会活动绝不会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目的，而以放逸山水、诗酒唱和为主的耆宿诗会则是最好的载体。从司马光为耆英会作的序中可看出，他们在诗会活动中以“道”相高，所体现的是通过对传统的尊崇来疏离于新政的婉曲态度。[6]在雅集的形式上，他们以“序齿不序官；为具务简素；朝夕食不过五味”[7]为会约，强调摒弃礼仪上的繁文缛节与饮食上的奢华考究，与会者不以官衔大小、地位高下为序，而以年龄为序进行聚会吟诗，宴饮唱和。倡导一种简朴率真、单纯明了的活动形式，一种朴素的平等精神，一种悖离官本位的平民意识。[8]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宋中期以文彦博为主盟的五老会、耆英会、同甲会等耆宿诗会的举办，为熙丰年间汇聚西京、政治主张相近、文学观点趋同的朝廷元老和道学宗师提供了一个通过结会唱和来重建思想学术文化的和弘扬传统道德礼法的讲坛，使他们能够增进交流，韬光养晦，凝聚力量。
三、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对宋代及后世诗坛的影响
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是北宋中叶政治文化大背景、洛阳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彦博等人的大力倡导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诗会的举办推动了北宋文人群体化、集团化趋势的进程，在对宋代以及此后历代诗会的发展、对宋诗思想、风格及流派的演进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进一步推动了耆宿诗会的发展，传承了有唐以来致仕文人唱和诗文的传统。耆宿诗会自唐白居易洛阳九老会滥觞，有宋一代尤为兴盛，如庆历年间徐祐的苏州九老会、杜衍睢阳五老会等。文彦博作为熙丰年间的硕德老臣、西昆派后期的代表诗人，在宋代的文坛和诗坛都颇具影响，他对耆宿诗会的大力倡导和重视，也引起了当时诗坛乃至民间的普遍关注及后代文人对耆宿诗会的热衷，尤其是耆英会，叶釐《爱日斋丛抄》、洪迈《容斋四笔》、胡仔《渔隐丛话后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葛立方《韵语阳秋》等诸多宋人著述中都有具体的记载和评述。宋代唱和诗风颇为兴盛，翻开文彦博的诗卷，次韵、相和之作比比皆是。文彦博牵头三次耆宿诗会之后，司马光发起了命名为“真率会”的耆宿诗会，并继承了耆英会“序齿不序官”的传统，进一步宣扬“以年德为贵”和“以道相高”的诗会宗旨。文彦博为此特地作《闻近有真率会呈提举端明司马》一诗赠司马光：“近知雅会名真率，率意从心各任真。颜子箪瓢犹自乐，庾郎鲑韮不为贫。加笾只恐劳烦主，缉御徒能困倦宾。务简去华方尽适，古来彭泽是其人。” 并称这首诗“也率尔而作，斐然而成，虽甚鄙拙，亦有希真之意焉”[3]（卷7），充分表达了对真率会举办的认同和赞赏。此后，南宋绍兴年间程俱衢州九老会、朱翌韶州真率会、史浩四明尊老会、庆元年间汪大猷四明真率会、嘉定年间刘爚建阳尊老会[8]等宰辅大臣和致仕文人诗歌集会活动，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的影响。
其次，文彦博洛阳耆宿诗会诗歌唱响了后期西昆派诗文的余音。王士祯在《居易录》中评价文彦博“诗歌婉丽浓妩，绝似西昆”[9]，又在《池北偶谈》中讲到：“文潞公承杨、刘之后，诗学西昆，其妙处不减温、李。”[10]宋朝崇儒重文的文官政治，塑造了宋代士人集官僚、学者、文人一体的文化品格，尚好文华、专工律体、讲究用典与属对的西昆体在宋初便盛极一时，特别深受馆阁大臣的青睐。元丰年间，随着社会的动荡、新法的实施及诗赋在进士科举中作用的日渐衰微，以“台阁体”为主要特征的前期西昆体逐渐退出诗坛，而文彦博及其诗友在耆宿诗会上所作的很多宴游唱和诗歌，则体现了后期西昆派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对诗歌创作的继承与突破。同前期西昆体诗歌唐音成分居多相比，这一时期他们的诗歌创作则更彰显宋调，体现了宋代诗歌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翻阅文彦博传世的诗文别集《文潞公集》，可以看到，六卷诗歌作品中，律诗占到了四卷之多，特别是他后期致仕洛阳即发起耆宿诗会时期的创作，更以赠答诗居多，并多采用“次韵”、“依韵”等严格的用韵方式，格律严整，属对工巧，音韵铿锵。多数律诗中间的两联都严格对仗，一些排律则从头到尾句句对仗，而且没有失粘、落韵等。作品中对诸多典故的驾轻就熟，则更显示出文彦博的渊博学识和诗歌注重学问文章的鲜明特色，充分反映了宋诗的学问化走向。正如苏轼对文彦博长律的评价：“无一字无考据，世犹未知其工妙如此。”
同时，这些诗歌作品不拘泥于形式，而更注重创作的整体艺术效果，虽出昆体但不乏清新气息。文彦博诗歌尤重情感和兴象，《四库提要文潞公集提要》载：“彦博不以诗名，而风格秀逸，情文相生。”他改变了前期西昆派诗人重藻饰华彩、以李商隐诗歌为宗而轻视杜甫诗歌的审美创作倾向[11]，开始认识到义山诗对杜诗风骨意象和韵味神理的传承，并有意识地对杜诗的精髓进行玩味、研习和借鉴。如文彦博《元日阻雨》中“欲买春光无定价，东风撩乱掷榆钱”[3]（卷3）两句景中状物，物景相融，语言通俗生动，刻画细致逼真，意象清新隽永，其艺术手法与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可谓异曲同工，妙合无垠。而《清明后同秦帅端明会饮李氏园池》一诗的后两句“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3]（卷7）句，更是巧妙地化用了杜甫《曲江二首》其二尾联“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2]句，同时在表意上又有新的旨趣，格调清丽明快，自然脱俗，别有一番情调。
“闻道优游多唱和，新诗何惜借传看”。文彦博在“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莫比”的洛阳所发起的耆宿诗会，既是对由唐至宋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也与当时北宋的政治学术氛围、洛阳特有的地理优势及河洛文化传统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间接地对北宋的诗文创作思潮、学术发展和政治风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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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