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
摘要：一首《题焚经台》的七言律诗，被《洛阳市志·白马寺志》和《释源白马寺》二书说成是唐太宗的作品。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其一，唐太宗时期没有七律。其二，诗句说“白马亲从印土来”，唐太宗巡幸洛阳期间尚无“印度”这一译名。其三，这是一首嘲笑道教的诗，自称道教祖后裔的唐太宗不可能作诗嘲笑道教。其实这是《全唐诗》卷786中的一首诗，题目下署为“无名氏”，根本不是唐太宗。
关键词：《题焚经台》；七律；印度；道教；无名氏
徐金星先生主编的《洛阳市志》第十五卷《白马寺志》[1]，第133页附录“古诗选萃”，第一首题为《登焚经台》，把作者署名为“唐·李世民”。全诗的录文云：
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
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
春风也解嫌狼籍，吹尽当年道教灰。
陈长安先生撰写的《释源白马寺》[2]一书，第78页也说：“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曾亲幸焚经台，赋《题焚经台》诗一首。”其录文与《白马寺志》的录文不同者有四处：题目一个字不同，“门径”作“门经”（按不合平仄），“函关”作“函谷”（按不合平仄），“确定”作“确实”。
其实，这首诗一看就知道不是唐太宗的作品，这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分析。
其一，唐太宗时期没有七言律诗
从文体来看，《白马寺志》所录的这首诗，是一首规范的七言律诗，用的是“灰”部韵，平起式，首句入韵，诗中没有出韵、孤平、三平尾、拗救等现象。这种格式的诗作，在唐太宗的时代根本没有出现。《全唐诗》卷一收录唐太宗的诗作将近一百首，全是五言诗，当然没有这首七言律诗。而且，当时其他作者也没有七言律诗传世。
明人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杜审言实为首倡。……‘季冬除夜’、‘毗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3]（内编卷四）“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3]（内编卷五）杜审言的作品“毗陵震泽”，诗题作《大酺》。今人徐定祥先生指出：“从诗中‘火德’句看，此诗应作于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又，诗中有‘毗陵’（郡治在今江苏常州）、‘震泽’（江苏太湖）、‘海上’（毗陵郡临近东海）、‘江东’等语，则诗人此时似仍在江阴任职。”[4]（p27）今天看来，《大酺》虽然符合平仄韵部，但第二联作“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伐鼓撞钟”与“新妆袨服”对仗不工，有此微疵，规范则要打点折扣。杜审言的作品“季冬除夜”，诗题作《守岁侍宴应制》，在格律上没有任何毛病可挑剔。《全唐诗》[5]卷六十二载其全诗云：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
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
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
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
我在《长孙皇后《春游曲》系伪作——兼论七律的形成史》一文中说过：“关于《守岁侍宴应制》的创作时间，应结合杜审言的经历加以判定。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创置控鹤府，任命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控鹤府内供奉。次年置府属官员，参用了一批文士词人。再次年改控鹤府为奉宸府。府属官员频繁出入皇宫，编撰《三教珠英》，侍从武则天宴饮和出游，应制赋诗。李峤、崔融便是这样的文士词人。杜审言由南方调任洛阳，这一期间有机会成为府属文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大足元年（701）至长安三年（703），他侍从武则天还长安，又返回洛阳。长安四年年底，武则天病笃，卧床不起。次年正月，张柬之发动政变，拥戴唐中宗复辟，杀掉张易之、张昌宗，杜审言牵连治罪，被配流到岭南。因此，《守岁侍宴应制》一诗的创作，我认为应在圣历二年（699）至长安四年（704）之间，或在洛阳，或在长安。”[6] 那么，规范的七言律诗的出现，是在唐太宗逝世四五十年以后，唐太宗怎么可能创作七言律诗！
其二，唐太宗巡幸洛阳期间尚无“印度”这一译名
从运用词汇来看，《白马寺志》所录的这首诗中，“白马亲从印土来”一句，用了“印度”这个术语。“印度”一词，是唐初僧人玄奘从印度回国后才开始使用的，其书面表述最早出现在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者，唐言‘月’。……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烛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7] 玄奘认为用“天竺”、“身毒”、“贤豆”等汉语译名来称呼印巴次大陆，都不符合梵文Indu的读音，其含义是“月亮”，所以音译为“印度”。此前，汉语词汇中没有“印度”一词。玄奘回国，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到达长安。这时，唐太宗驻跸洛阳，立即诏令他来洛阳，二月己亥在洛阳宫仪鸾殿予以接见。这次谈话涉及西行经历，唐太宗指示他写出来。二月庚戌，唐太宗统率军队由洛阳出发，奔赴辽东战场。三月己巳，玄奘回到长安。次年，玄奘在长安完成《大唐西域记》，并上呈唐太宗。我们不排除唐太宗在这次接见中，通过玄奘的口头表达得知“印度”这一词汇的可能性。唐太宗从二月己亥接见玄奘，到二月庚戌奔赴辽东，在洛阳停留了10天，如果巡幸白马寺，正好与诗中“春风也解嫌狼籍”的时令符合。那么，这10天内唐太宗是否去过白马寺呢？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幸白马寺，文献有记载。《旧唐书》[8]卷七《中宗纪》说，九月“壬寅，幸白马寺”；卷九十二《魏元忠传》提到唐中宗这次去白马寺，是由于大臣魏元忠归乡拜扫之后返回洛阳，“帝又幸白马寺以迎劳之”。但文献没有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去白马寺的记载。试想，一位率领大军奔赴前线去打仗的皇帝，怎么可能有逛佛寺的闲情逸致。同年，唐太宗从辽东返还京师长安，是秋冬季节，没有经过洛阳，更不可能写这首诗。又过了三年半，唐太宗逝世，他最后的这些日子中再也没有来过洛阳。诗中说“一回登此一徘徊”，作者自然是多次登临焚经台的，唐太宗哪有这样的经历？
其三，自称道教祖后裔的唐太宗不可能作诗嘲笑道教
从诗的基调来看，这是一首嘲笑道教的诗。“确实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这几句诗涉及一个佛道斗争的说法。
唐初僧人道宣所著的《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引《汉法本内传》说，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梦见佛陀，遂派使者西行求法，使者回国后，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随同使者来华的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为汉明帝广说佛教教义，使得汉明帝对佛教高度崇信。永平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岳诸山道士借元日朝拜之机，互相串联说：“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于是由南岳道士褚善信领衔上表，说：“太上无形无名无极无上虚无自然大道，出于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而明帝“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说不参华夏”。“臣等诸山道士多有，彻视远听，博通经典。从元皇已来，太上群录，太虚符咒，无不综练，达其涯极。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饮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方术药饵，无所不能。愿得与其比校，一则圣上意安，二则得辨真伪，三则大道有归，四则不乱华俗。臣等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如其有胜，乞除虚妄。”汉明帝于是敕令道士和僧人于正月十五日在白马寺集合，进行较量。道士们在白马寺设置三坛，每坛开24道门。道士有南岳衡山褚善信、西岳华山刘正念、北岳恒山桓文度、东岳泰山焦得心、中岳嵩山吕惠通，以及霍山天目山五台山白鹿山等十八山祁文信等，共计690人。他们携带灵宝真文、太上玉诀、三元符录等590卷，置于西坛，茅成子、许成子、黄子、老子等27家子书135卷，置于中坛，祭祀百神的食品置于东坛。佛教方面则在白马寺南门安置佛舍利、经像。斋讫，道士们环绕自己的经卷行走，嘴里念念有词：“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今胡乱中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风坠绪。臣等敢置经坛上，以火取验，欲使开示群心，得辨真伪。”他们便以沉香木为炬，焚烧自己的经典，刹那间“经从火化，悉成灰烬”。道士们面面相觑，恐惧不已，“将欲升天隐形者无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应”。南岳道士费叔才竟然当场羞愧而死。这时，佛教方面大显身手。佛舍利五光十色，升腾空中，遮蔽住日光。摄摩腾纵身云霄，变化万端，随即天宇降下宝花，落在僧人身上，悦耳的天乐传来，感动着人情。竺法兰密切配合，用大梵音叹佛功德，让在场的大众称扬佛法僧三宝，并为他们讲解佛教道理。当即出现出家为僧尼的高潮，有司空阳城侯刘峻和官僚士庶等千余人，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628人，阴夫人、王婕妤等以及宫人妇女等230人。洛阳立了十所佛寺，七所安置僧人，在城外，三所安置尼姑，在城内。“汉兴佛法，自此始焉。” [9](卷甲)
这些说法是佛教徒杜撰的。道教由黄老学说和巫术结合而成，祖述老子，尊为太上老君，形成于东汉中期。琅邪人宫崇向汉顺帝（125-144年在位）献上所谓神书，170卷的《太平清领书》，说是其师于（一作干）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今存道教经典《太平经》残本，即从《太平清领书》而来。东汉初期明帝时期哪有道教，哪有道教经典？东汉政府禁止汉人出家为僧，只允许西域来华人士信奉佛教。《集古今佛道论衡》所引用的《汉法本内传》是一部伪书，所谓汉明帝允许阳城侯刘峻等人出家为僧人，根本不足凭信。后来才逐渐出现佛教徒，第一个居士是东汉严佛调，第一个受戒僧人是曹魏嘉平二年（249）在洛阳剃度出家的朱士行，第一批尼姑是净检等人，她们20多人西晋时从来华罽宾（克什米尔）僧智山剃发受戒，在洛阳宫城西门竹林寺修行，进入东晋，净检等四人请胡僧昙摩羯多建立戒坛，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尼。
然而仅仅辨析《汉法本内传》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还不足以推翻《白马寺志》所云这首诗是唐太宗作品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也会有市场，假如唐太宗相信这些说法，愿意写入诗中，别人总无权制止他。因此，重要的是看看唐太宗对待道教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否有可能作诗嘲笑道教。
唐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儒释道三教排列名次。唐朝建立后的第三个年份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去道教圣地楼观（在陕西周至县）设醮祈福，道士岐平定对他说：“陛下圣德感天，秦王（后来的唐太宗）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老子）垂祐，何寇孽不可诛也？”[10] 李唐皇室本来杂染夷狄鲜卑族血统，虽然自称出自汉族陇西李氏，门第依然不高，为了神化李唐政权，十分乐意把自己说成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于是唐高祖改称楼观为宗圣观。同年，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市）樵夫吉善行奏称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身穿素衣骑着白马的老叟，说：“谓（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11] 唐高祖于是任命吉善行为朝散大夫，改称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为龙角山，山上修兴唐观，内塑太上老君像。武德八年，唐高祖到国子学释奠，宣布三教的名次是：“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9](卷丙)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巡幸洛阳，在这里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诏》，愤慨“殊俗之典（舶来品佛教），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国产品道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须予以厘革：“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四面八方）；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千秋万代）。”[12] 道先佛后作为李唐王朝的基本国策，经一再申明，牢不可破。
道教徒有恃无恐，不断对佛教挑衅、发难。武德四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唐高祖，请废除佛教，极言佛教的社会危害，并谩骂佛教为“秃丁邪戒”、“妖胡浪语”。[13] 佛教徒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迫反击。次年，释法琳上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企图争取皇室的理解和支持，并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武德九年，李仲卿、刘进喜二道士分别写了《十异九迷论》、《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又著《辩正论》予以还击。僧人慧乘、普应以及居士李师政等，密切配合法琳，对道士口诛笔伐。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道先佛后诏令颁布后，僧人法常等数百人赴朝堂陈述意见，请求取消成命，未被采纳，道士益发受到鼓舞。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向唐太宗告密，说法琳《辩正论》诬蔑皇室始祖，唐太宗向法琳问罪。法琳冒着大不敬的风险，说皇室出自代北鲜卑族，是阴山贵种，其姓氏达闍，译作唐言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氏，其父姓名为韩虔（与寒蹇谐音），字元卑（天字第一号卑贱货），是个独眼、跛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子，72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法琳说皇室“弃北代而认陇西”，是拿黄金换同等重量的黄铜，绸缎换同等长度的粗布，蠢人干蠢事。唐太宗大怒，认为法琳这番话“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宣布处以死刑，七天后执行，看他念七天观音菩萨是否能刀杖不伤。届时法琳说：“七天以来，惟念陛下，未念观音”。陛下“子育群品（庶民百姓）”，就是当今人间的观音。“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14] 唐太宗于是把他改判为流放。
贞观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唐太宗亲临长安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同时，他提醒僧人注意佛道二教的实际处境，说：“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9]（卷丙）
试想，唐太宗作为道先佛后政策的制定者，号称道教祖的后裔，在压制佛教的同时，怎么可能作诗嘲笑道教！
那么，《白马寺志》附录的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来历？《全唐诗》卷七百八十六收录了这首诗，题目作《题焚经台》，第五句作“确实是非凭烈焰”，这都如同《释源白马寺》一书所引，其余文字和《白马寺志》的录文相同。至于作者是谁，《全唐诗》署为“无名氏”，在题目下交代说：“此诗载《翻译名义集》，云唐太宗作。其声调不类，要是后人妄托。”《翻译名义集》是南宋苏州景德寺僧法云所著的一本书，所谓唐太宗这首诗，著录于《翻译名义集》卷七《统论二谛篇第六十四》中。《全唐诗》编纂者所持的理由虽然太简单，毕竟辨认出不是唐太宗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徐金星主编.洛阳市志·白马寺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陈长安.释源白马寺[M].洛阳白马寺佛教文化研究会,2008.
[3](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徐定祥.杜审言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清)曹寅,等.全唐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洛阳师范学院学报[J].2001,(3).
[7](唐)玄奘.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8](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2104号.日本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90.
[10](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M],卷14.中华道藏.第45册第4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1](宋)王溥.唐会要[M],卷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清)董诰,等.全唐文[Z].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唐)道宣.广弘明集[M],卷1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2103号.日本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90.
[14](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M],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051号.日本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90.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