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
在汉代发展起来的鼓吹乐是一种以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并兼有歌唱的艺术形式，它源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传为班壹所创。《乐府诗集》曾引刘瓛《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鼓吹乐以鼓、箫、笳、角为主，节奏鲜明，音响洪亮高亢，风格古朴威猛，比之先秦雅乐、丝竹器乐，具有明显地雄壮、粗犷、刚健、热烈的特色。鼓吹之乐在北方草原上曾以马上之乐的姿态，于“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的社会音乐生活中，作为财力和权利的象征，宣扬其威严的气势。传入中原后，鼓吹乐继续以其品格、风貌被宫廷采纳，甚至形成一种制度，初始为皇室专用，后亦将其当作殊恩赐给边将与臣下。汉代时鼓吹乐分“黄门鼓吹”、“骑吹”、“短箫铙歌”、“横吹”、“箫鼓”等五种。用于军乐、仪仗、宴乐之中，并在宫廷、民间音乐生活中产生各种新的鼓吹形式，流行于南北各地，逐渐成为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乐种。自汉代起，鼓吹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开始以一个独立的音乐形式出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得到广泛的运用。洛阳地区汉唐时期丰富多彩的乐舞陶俑，从一个侧面生动的反映了鼓吹乐的流行和繁盛，而其它地区少有的骑马乐俑在洛阳的集中出土，更以其独特的墓葬文化载体，典型的再现了鼓吹乐的历史风貌、音乐现象、音乐艺术特色及其流变。从而成为研究鼓吹乐这一艺术形式的重要参考。
在洛阳北魏时期的偃师染华墓、偃师南蔡庄联体砖厂2号墓、洛阳元巶墓出土的一批鼓吹乐舞俑，不仅在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在展示这一时期鼓吹乐的形式特征、艺术风格等方面也具有极高的音乐学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鼓吹乐又有了新的发展。鲜卑族原有的源自民歌的《真人代歌》（《北歌》），随着征战与政权的建立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并受到南方贵族的注意与喜爱。如梁朝的横吹曲中已有不少《北歌》在内，而陈后主曾专门派遣宫女去学习北方的箫鼓，称之为《代北》，将其用于宴席娱乐。南北文化的交流使《北歌》普遍加入了南方和北方的鼓吹乐中。洛阳北魏常山文恭王元巶墓出土的鼓吹乐舞俑，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鼓吹乐队的情形。在洛阳元巶墓中发掘出土了各类彩绘陶俑共有百余件，造型优美，别具特色，很象是列成阵势的仪仗俑群，其中鼓吹乐俑14件，包括伎乐俑，骑马击鼓俑、击腰鼓俑和舞俑等几类。从所持乐器的组合上，可明显的看到鼗、排箫的出现和铙的消匿，带有明显的汉化痕迹。同时从墓主人的身份也反映了这个时期，所施鼓吹较为泛滥，凡有官职者，几乎都可以得到鼓吹。鼓吹进入朝堂，成为宣扬威仪、标志身份之卤薄仪仗的组成部分。正如元巶墓鼓吹乐舞俑与那些威武雄壮的铠马武士俑、按剑武士俑、双目圆睁的持盾俑、仪态严谨恭正的文吏俑、卑微的奴仆俑……等陶俑组合的气魄场面，共同反映了墓主人以牛车为中心的外出仪仗队伍中的仪卫、部曲、奴婢、鼓乐等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模拟了北魏时期仪仗队伍中的鼓吹乐的组合形式。
隋唐时期的鼓吹乐一方面较之两汉魏晋时期更加严格和规范，另一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洛阳唐代骑马乐俑的频频出土，进一步展示了鼓吹乐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与繁盛。从洛阳发现的多处唐代骑马乐俑，可以看出，唐代仍突出地保留了鼓吹作为马上之乐的骑吹形式。如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11件彩绘骑马击鼓俑和骑马吹奏俑。这组骑马俑为初唐皇家随葬器物，制作精美、考究，虽然手中乐器已残，但俑端坐在马上，精神抖擞，姿态各异，或吹奏，或击鼓，手臂挥动，衣袖生风。又如偃师唐柳凯墓出土的11件骑马乐俑，造型更是栩栩如生，或屈肘俯首吹竖笛，或双手于胸前吹奏筚篥，或侧身倾斜、手臂上翘吹横笛，或扬臂捂嘴吹呼哨，或两臂上下作击鼓状……演奏姿势惟妙惟肖，既气势威仪，又情趣盎然。在唐柳凯墓中与骑马乐俑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骑马俑和胡人俑，可见唐代鼓吹继续受北朝少数民族鼓吹的影响，而且所使用的乐器和演奏方式也都可以在北朝鼓吹俑中找到痕迹。鼓吹乐的兴起与光大，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自汉魏以来，各类鼓吹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界限也不甚分明，其使用场合、乐器配置也时有变通。鼓吹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在唐代时已逐渐与散乐相结合，从而更促进了散乐的发展。在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适应人们多方面需要，也表现了不同以往的演奏风格。洛阳唐代骑马乐俑生动的鼓吹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鼓吹从本质上已不同于汉魏时期的单纯、简洁、粗犷和沉厚，而是洋溢着大唐之风的激情和豪放，响亮地吹颂着唐代音乐文化意气风发、乐观向上的辉煌乐章。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供稿）
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9月12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