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可悫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洛阳471022）
摘要：曹魏时期的竹林七贤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嵇康创作一系列琴曲，并有音乐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琴赞》；阮籍有《乐论》。嵇康的音乐思想既有和儒家以移风易俗为目的的音乐观相通的一面，也有反传统的一面。阮籍则继承了传统的说法。
关键词：竹林七贤；音乐；《声无哀乐论》；移风易俗
曹魏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位名士，长期聚集在河内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县）竹林旁，他们愤世嫉俗，指斥儒教，崇尚自然，谈论玄学，弹琴咏诗，畅饮美酒，被称为竹林七贤。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他弹奏的琵琶，不是今日常见的琵琶样式，其形制为一个圆形的共鸣箱，直柄，四弦有柱。南北朝以后，梨形音箱的曲项琵琶兴起，阮咸弹奏的那种直柄琵琶便被人遗忘了。武则天时期，四川人蒯朗从古墓中得到大致类似的乐器，对照晋代《竹林七贤图》中阮咸所持乐器，遂将这一乐器命名为阮咸。今日这类乐器简称为阮，有大阮、小阮两种。阮咸善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即是他的作品。阮咸音乐理论造诣高深，当时著名的音律专家“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1](卷49《阮籍传附阮咸传》，p1363)向秀具有很高的音乐鉴赏素养，嵇康遇害后，他经过山阳，作《思旧赋》，说嵇康“于丝竹特妙”，他“经其旧庐”，“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1](卷49《向秀传》，p1375)
景元四年（263），嵇康被控制朝政的司马氏杀害。他被押赴洛阳东市刑场，从容不迫，顾视日影，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说：“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1](卷49《嵇康传》，p1374)嵇康创作的琴曲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蔡邕的《游春》、《渌水》、《坐愁》、《秋思》、《幽居》合称九弄。嵇康论述音乐的文章有《琴赋》、《声无哀乐论》、《琴赞》。
《琴赋》对于制作琴的木料的生长条件及采伐，琴的制作和装饰，琴的演奏技巧、音响效果，演奏者的情态，听众的感受，都作出绘声绘色的描述。关于琴乐的审美愉悦，《琴赋》用大段文字予以描写。由于原文用了很多生僻字，古奥难懂，这里引用韩格平先生的译文供读者揣摩。演奏《白雪》、《清角》之类的正声妙曲，琴声“纷繁旷远而奔放，盛壮泛溢而浑然；明晰响亮而向高远逝，急促高绝而相连不断；众音齐兴而竞相展示，谐声美盛而富丽丰繁；时尔像那高山伟立，时尔又像流水潺潺；浩瀚啊滔天汤汤，挺拔啊崇峻巍峨；时尔郁结低沉迂回盘旋，委婉舒缓悠扬曲折；时尔激昂奋起高扬远布，犹如那翻腾涌浪倾泄狂波。[最后]检点琴律归于正节，随之奏法改变而合乎曲度；慎重琴的美名专意琴的功效，安守规则缓稳弹奏；[琴声]庄重舒展清雅和谐，曲调美妙远方传布；饱含着壮盛美好而结束全曲，飘逸那余音遗响于茫茫宇宙”。演奏《渌水》、《清徵》、《唐尧》、《微子》，琴声“浑厚明晰弘亮圆润，从容不迫舒缓不疾”。演奏者“忽然之间指腕奋起，犹如那狂风吹云乱，动作稀疏却很有力，双手所向遍于琴面，诸音丰满四外流传，鲜明清晰历历耳畔，美好琴声激切清越，丰富多彩繁盛明灿。时尔主次旋律交错杂糅，情形似若各行其事，继而二者殊途同归，一道前进并肩骋驰，起初好像将要分离，最后终于并驾齐驱。时尔婉转而不卑屈，时尔刚直而不傲慢。时尔相互侵凌而不混乱，时尔相互分离而不绝断。时尔昂扬而激奋，时尔怨嗟而徘徊。忽尔飘飘升空而轻举远去，忽尔留连依恋而回旋盘跚。时尔琴声频密纷繁急促，重叠聚集响成一片，纵横交错往来不绝，众音竞进相互追赶。……继而[琴声]安适舒展美好典雅，高音低音配合相宜，清越和谐条贯流畅，低平绵长斑烂绚丽，和穆温柔而欢悦怡人，委婉循序而绵延屈曲。时尔升音高域以合节律，犹如进入狭隙趋向险危，嘤嘤细语好像离伴鹍鸡鸣啼清池，翩翩翻飞颇似游荡孤鸿翱翔高崖，音色优美富丽多彩，似从高处飘然引来，微风荡动绵延之音，轻柔顺适和美缠绵。时尔搂批擽捋指法纷繁，众音交织热闹非凡，轻捷运腕浮弦而弹，神态聪慧而又淑贤，敏捷而不急躁，暂留而不久站，[最后]众音结伴飘然而去，微弱琴声化入遥远。远处听琴，犹如鸾凤和鸣嬉戏云中；近处听琴，好似百花盛开斗艳春风。既丰富而多彩，又善始而善终。赞叹琴声姣好美妙而弘阔壮丽，其千变万化真是无尽无穷!”[2](pp368-370)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琴赋》一方面笼统地指出音乐对于人，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一方面指出琴声的大小、高低、急缓、断续，对于不同的人具有独特的教化功能。韩格平先生将后者的原文译为：“琴的品性洁静而正直，含有最高道德的平和清淳，确实能够感动人的心志而发泄人的幽情。所以心中悲戚的人欣赏琴声，无不惊惧凄苦，忧愁伤心，内恸外吟，不能自禁；生活安乐的人欣赏琴声，则喜悦欢乐，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终日含笑；心性平和的人欣赏琴声，则愉悦快乐，和善天真，恬静好古，弃世隐身。所以，伯夷因琴而廉洁，颜回因琴而好仁，比干因琴而尽忠，尾生因琴而守信，惠施因琴而善辩，万石因琴而慎言。其余之人以此类推，琴所薰陶的性情并不一致，目的相同途径有异，有人富于文彩有人却很朴实。琴总括中和之性而统领万物，人们都天天使用而不能缺离，琴教化众人感动万物的巨大作用，大概就是如此显著吧!”[2](pp370-371)嵇康是玄学家，祖述老庄，崇尚自然，反对儒家的主张，但这段文字却和儒家以移风易俗为目的的音乐观有很多相通之处。
《声无哀乐论》的说法则有所不同。嵇康设定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儒家音乐观的代表秦客，一个是自己的化身东野主人，宾主之间进行了八个回合的诘难答辩，层层递进，研讨“声”与“情”的关系，音乐与政治、社会、人心的关系。他说：“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他实际上提出了“声”和“音”两个概念。“声”指自然声响，是世间万物发出的声音，虽有高低、缓急、和谐杂乱的区别，善与不善的区别，但其本身没有哀、乐的区别。“音”指人为音乐，它等同于“声”，虽人之所为而处于自在状态，其本身也没有哀、乐的区别，不以人的情绪而改变其本来性质。他又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这是说音乐含有的符合自然的和谐，是由曲目的大小长短、声部的单式复式、声音的高亢低沉、节奏的迅疾缓慢综合构成的，借助于金石管弦等乐器得以表现，与人的喜怒哀乐无关。“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他认为音乐是独立的艺术载体，与人心不是二者一体的关系。不同的人对同一音乐作品的理解、感受各各不同。同坐高堂，同饮美酒，听到同一首曲子，有人笑逐颜开，有人悲哀哭泣，这体现出风吹万千窍穴而发出不同声音的道理，音乐作品还是它本身，它不附带欢乐悲伤的性质。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音乐作品理解感受不一？那是由于“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也就是说，人的处境、情绪各各不同，本来已经蓄积于自己心中，音乐诱发了他们各自的哀、乐。因此，“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这样，他把社会人抒发感情、寄托寓意的音乐作品，看成是脱离社会因素的纯艺术个体，与社会情绪不相干，这便割裂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割裂了音乐作品与作者、表演者、接受者的关系。嵇康进一步认为音乐虽然能让人爱听，却起不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儒家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将音乐政治化，区别香花毒草，把民间音乐“郑声”定性为衰世之音、亡国之音、靡靡之音，予以打击、取缔。嵇康着眼于音乐的愉悦功能，认为喜爱美是人的天性，“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所以才能“感人”，与“淫邪”无关。世风变得浇薄、淫荡，并不是“郑声”之类的音乐导致的后果，究其根源，在于“上失其道，国丧其纪”，是统治阶级的施政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对于“郑声”，要予以约束和修改。“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损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3](卷5，pp197-225)古代的贤君明主为了防止人们纵乐失去控制，就完备八音，不亵渎声音，引导达到最和谐的艺术境界，不苛求它们穷尽一切变化，减少其中过分美妙的成分，使人快乐而不放纵。嵇康的言下之意是，后人只要效法先王的做法，即可协调音乐与政治、社会、人心的关系。
嵇康的音乐思想表现出反传统的倾向，对于解放思想、摆脱儒家刻板生硬的乐教观的束缚，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冲击力。但他矫枉过正，一味否定音乐作品的政治承载责任，认为音乐都是纯自然的现象，则显得偏执、片面。
阮籍写作的《乐论》一文，以刘子发问、阮先生作答的方式论述音乐。这篇文章体现的阮籍的音乐思想，和嵇康截然相反，是对儒家音乐观的阐释、发挥。阮籍说：“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自上以下，降杀有等，至于庶人，咸皆闻之。歌谣者咏先王之德，俯仰者习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数者应先王之制。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圣人之为进退俯仰之容也，将以屈形体，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咏诗曲，将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钟鼓所以节耳，羽旄所以制目，听之者不倾，视之者不衰。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这段话是在肯定孔子所说的音乐的移风易俗功能。他说：“刑（刑罚）教（教化）一体，礼乐外内（礼乐相表里）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鞞鼓、琴瑟歌舞，乐之器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这段话是在确定“乐”对于“礼”的从属地位和各自的分工。他说：“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故乐废则淫声作。汉哀帝不好音，罢省乐府，而不知制礼乐，正法不修，淫声遂起。……身不是好而淫乱愈甚者，礼不设也。……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此淫声之所以薄，正乐之所以贵也。”这段话是在强调“正乐”和“淫声”的对立关系，提请人们对“郑声”保持警惕，以防患于未然。他又说：“乐（音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快乐）也。今则流涕感动，嘘唏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虽出丝竹，宜谓之哀。奈何俯仰叹息，以此称乐乎？……丝竹不必为乐，歌咏不必为善也，……君子可不鉴之哉！”[4](pp84-100)这几句话提醒人们区分音乐作品的乐和哀、好和坏，对音乐加以引导、利用，以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总之，阮籍继承了传统说法，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突破。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3][曹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曹魏]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原载《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