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与隋唐政治

洛阳与隋唐政治

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

摘要：隋唐帝室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长安为京师，同时把洛阳营建成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屏障、拱卫和援助长安。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分裂的前途命运。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民众安乐忧患的缩影。

隋唐两代以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当时为什么要并立两都，洛阳对于隋唐政权的兴衰更替有何影响，它自身的盛衰与世事、政治的关系如何，本文对此一并进行考察。

一

    隋唐帝室出身于西魏、北周以来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之根据地。”[①] 他们以长安为京师，是关中本位政策的核心内容。隋统一天下之前，江南有陈统治的半壁河山，北方有北周、北齐的对峙。北周灭掉东面的北齐后，以洛阳为东京，加强对新区的统治。后来，外戚杨坚辅佐幼主周静帝，周祚将移的命运为一些人看到，相州（治今河北省临漳县）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山东、湖北起而响应。在镇压反叛的过程中，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领北齐故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他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604年，炀帝继位，立即下诏营建东京，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②] 可见炀帝不过是完成其父的愿望而已。

炀帝通过夺宗而当上太子，进而当上皇帝，这引起其弟杨谅的不满。杨谅是汉王、并州（治今山西省太原市）总管，统辖着崤山以东黄河以北52州土地。炀帝继位后，他立即在太原发动叛乱。在平叛过程中，炀帝看到“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而长安在关中，鞭长莫及，即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特别是589年平陈后，中国复归于统一，“南服遐远，东夏殷大”[③]，长安作为唯一的都城，已难以适应形势所需。于是，炀帝决意立即营建东京。可见，营建东京，是为了在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的情况下，把洛阳建设成为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来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山东，又称关东、东夏，指河南陕县崤山和灵宝市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其南北包含中央统治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远地带。

对于洛阳的这一重大作用，炀帝虽有清醒的认识，却未能充分利用。他在位13年，在洛阳累计四年多，在长安竟不满一年，其余时间或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或到各地巡幸。隋政权的覆灭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覆灭之速，则不能不说是他这种舍本逐末的作法所致。

二

洛阳对于长安政权的利害关系，很快就在隋唐政权更替的过程中显露出来。613年，炀帝在辽东主持战事，正在黎阳仓（在今河南省浚县）督运军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乘机起兵反隋。谋主李密为他筹划战略方针，认为拥兵北上，截断炀帝归路，炀帝粮尽，兵众自会投降，可不战而擒，这是上计；直入长安，炀帝虽还，失去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这是中计；“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但杨玄感认为这个下计才是上策，因为“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④] 二人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东都的重要性。李密看到东都防守严密，不易攻克；杨玄感看到东都的政治地位，拿不下东都，便谈不上号令天下。杨玄感率领精锐部队攻取东都，因东都将士尽力据守，无法攻克。这时长安派兵四万援助东都，其它地方的援军也先后赶到。东都兵士在援军的配合下，给杨玄感以沉重的打击。他尽管拥兵十万，在东都附近却站不住脚，企图入关，侥幸取胜。但东西二都互为掎角，连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他进入这道防线后，腹背受敌，节节败退，终于陷入困境而丧生。从这里可以看出东都对于长安政权的巨大支持作用。

后来，李密拥兵百万，和东都势力展开长期的拉锯战，虽占领了周围的几个大粮仓，给洛阳以一定的威慑，但是，即使在洛阳严重缺食的情况下，也未能攻克。617年，关中隋兵又增援东都。有人建议李密分兵留守粮仓，亲率精锐，西取长安。李密辞以部下都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而入？”这时，东至海岱，南达江淮，各郡县都表示归顺李密。很多支农民军和割据势力的首领，都表示拥戴他登基，他的部下也劝他称帝，他辞以“东都未平，不可议此”。[⑤] 他这时已经修正了几年前对杨玄感所建计谋的观点，看到了洛阳在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能占领洛阳，就谈不上威胁长安，更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

炀帝僻居江都，李密和隋军相互牵制在洛阳一带，各地群雄竞起逐鹿。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在太原起兵，兵锋直指长安。如何利用李密的处境，作为自己的缓冲，腾出手来改朝换代，是李渊亟待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恰好这时李密在幻想自为盟主，同意与李渊联合。李渊看到李密落入自己的圈套中，高兴之极，知道趁机利用李密牵制东都兵力，东都兵力便不可能与长安隋军应合，利用李密扼守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市）险要地势，江都信使便被阻绝，自己“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⑥] 617年，李渊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安，次年建立了唐朝。李密与东都王世充屡战不利，有人建议他投唐，理由是：“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⑦]  可见李密与东都势力的周旋，使东都对于长安隋政权的屏障、拱卫和援助作用得不到发挥，对于隋唐政权的更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朝建立后，立即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620年，唐高祖李渊派次子秦王李世民讨伐郑国王世充。王世充想利用洛阳的地位维持分裂局面，对李世民说：“隋末丧乱，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世充唯愿自守，不敢西侵。”“王乃盛相侵轶，远入吾地，……未见其可。”李世民义正词严地申明了统一立场，说：“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⑧] 唐军攻下一些城镇，河南州县相继降附。但洛阳守御甚严，李世民昼夜攻城，不能占领。将士思归，高祖也命令班师。李世民派人向高祖汇报说：王世充据守洛阳孤城，“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⑨] 可见，洛阳一城关系着唐政权的命运和天下的安危。这时，河北夏政权窦建德和王世充改善关系，派兵救郑，以便“常保三分之势”。[⑩] 621年，李世民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率众投降。以洛阳的收复为转机，分裂危机被解除。李世民进入洛阳城，见隋建宫殿奢侈，竟然带着新政权幼稚的冲动心理，“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11] 看样子，想抛弃这个东方政治堡垒，以消除分裂隐患。但洛阳的传统地位，迫使唐室不得不加以重视。对唐室忠心耿耿的屈突通，在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立有头等功，因而拜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住在长安。洛阳对于长安的从属地位进一步肯定，二者之间地位的差距又拉大了。

三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逐步结束，高祖三子间争权夺利的争斗日趋激烈。626年，太子李建成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企图置秦王李世民于死地。李世民处于劣势，“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就派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千余名兵士赴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12] 高祖鉴于三子同在长安，必有争斗，对李世民说：“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李世民将行时，李建成、李元吉认为：“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他们令人上封事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悦，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13] 高祖这才改变了主意。这场斗争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但李建成、李元吉出于自私心理，却避免了一次分裂和内战，还是应当肯定的。这也可以看出，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与分裂的前途命运。

630年，太宗李世民登基已四年，下诏重建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以当初撤毁宫殿事为据，谏阻道：“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认为太宗此举是“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甚于炀帝”，会和桀、纣“同归于乱”。这一恫吓使太宗暂时收敛，表示若到洛阳，“露坐亦复何苦！”以敢于和善于谏诤著称的魏徵称赞张玄素此举“有回天之力”。[14] 太宗这次肯定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魏徵不至于如此推许张玄素。次年，太宗又命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谏阻道：“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15] 但太宗终究还是命人修成了洛阳宫。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批评“修洛阳宫，劳人”。太宗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乃可其意邪”！甚至要追究其“谤讪之罪”。[16] 太宗从谏如流，在帝王中最为突出，偏偏在修洛阳宫一事上，再三听不进不同意见，反映出洛阳问题非同一般，而官员们尚未窥见太宗的心曲。这一方面在于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当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对山东人不放心，“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17]，须经营一个据点，来控制东方。另一方面，太宗认为“洛阳土中，朝贡道均”。[18] 后来，胡交《修洛阳宫记》也说：“洛阳实处天下之中。”换言之，洛阳是全国的几何中心，具有处理四面八方各种事务的方便条件，适宜作为都城。但长安的关中本位根据地的地位不可动摇，因而胡交又说：“定都长安，以隆上京”；“肇新东都，作对咸秦”。[19] 即洛阳起到支持长安的作用。

太宗在位期间，一共到过洛阳三次（中间外出返回算一次）。他首次幸洛阳，诏令东方各地举荐人才，“给传诣洛阳宫”。[20] 第二次幸洛阳，诏令次年赴泰山封禅。最后一次则是为了经营辽东。他在洛阳特意召见隋代参加过辽战的郑元，还召回负责“先击辽东以观其势”的张俭，张俭“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21] 还将运送军粮出问题的韦挺，令人驰传械赴洛阳，加以处分。太宗部署了辽战的军事人选，自己亲统六军，自洛阳北上。可见太宗在利用洛阳控制东方，视察民情，处理各种事务。

这一点为其子高宗继承。高宗在位33年，七次幸洛阳，累计11年。657年，他首次幸洛阳，就看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直接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加强建设。他在《建东都诏》中说：“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22] 并规定东都所在地洛州，其官员阶品并准长安所在地雍州。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675年，他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23] 他指示修缮宫殿，搞好东都建设。这时，唐朝同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北方的后突厥，西方的吐蕃、西突厥等政权，关系紧张，屡有战争。各方情况都需要尽快上报朝廷，得到处理，洛阳几何中心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高宗在两京间游弋，主要是利用这个作用，主持战争。他死在洛阳，弥留之际不无遗憾地感叹：天地神灵若能让自己再活一两个月，“得还长安，死亦无恨”。[24] 这是因为长安是李唐统治者宗庙、陵寝所在地，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高宗首崇长安，想死在老窝，自是人之常情。高宗尸骨将运回长安，陈子昂上疏建议在洛阳安葬，因为“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25] 但未被采纳。这时，洛阳的地位依然从属于长安。

高宗死后，其皇后武则天执政，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她是山西文水县庶族，不属于关陇集团和关中士族。她企图改朝换代，就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选择都城是其中重要一环。684年，她刚临朝称制，就改东都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同时，旗色、官名、文字、历法、礼仪等一系列的改动普遍铺开。688年，在神都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虽然照例四时享祀，但已是侨置性质；又立崇先庙享祀武氏祖考。她甚至想把崇先庙立为天子级的七庙，降唐太庙为诸侯级的五庙，因掌管礼仪的官员反对而暂加收敛。690年，她终于改唐为周，当上了大周皇帝。因此，武氏庙改为七庙。次年，改置社稷于神都，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而把长安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时享祀只有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其余四庙皆关闭，实际上连诸侯级别的待遇也没保住。同时，又迁关中数十万户来充实神都。这样，洛阳成了大周的根据地和唯一的政治中心，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不知不觉地取消了。武则天自从随同高宗到洛阳，长驻洛阳达30年之久，高宗西葬时她都不回长安，只有晚年一度回去两年。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可见，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

中宗复辟后，必须否定武则天的一些作法，才能保持李唐政权的色彩。他立即恢复唐国号，社稷、宗庙、陵寝、郊祀、百官、旗帜、服色、文字，都按高宗时制度加以恢复，迁武氏七庙神主于长安崇尊庙，把神都又改为东都。武则天死后，中宗于706年将政治中心迁回长安，不敢再轻易东幸一步。709年，关中灾情严重，粮价暴涨，运关东江淮粮食到长安，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建议巡幸洛阳。皇后韦氏出身于关中士族，不愿离开老家而东迁。群臣再建议时，中宗发脾气道：“岂有逐粮天子邪！”[26] 这表示李唐皇室首崇长安政策的恢复，和对洛阳地位的矫正、调整，使之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从中宗回长安，经睿宗，到玄宗初年，八年间没有皇帝东幸洛阳的现象。玄宗看到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的不同作用，认为：“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27]“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28] 因此，他执政前期恪守定制，多次幸洛。后来，他厌烦巡幸艰苦，任用裴耀卿改革漕运，又在关中地区推行和籴法，解决了因官僚机构膨胀而日益严重的关中经济供应问题，长驻京师有了保障。736年，他由洛阳回长安后，由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744年，他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29] 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也就不再观风省俗、维系东方了。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20年，也就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

755年，安禄山率领15万兵士从幽州（治今北京市）南下讨伐杨国忠，接着发展成为全面叛乱，持续八年之久。如果玄宗不曾放弃巡幸洛阳，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当会较快得知叛乱消息，从而部署平叛活动。如果玄宗依然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堡垒加以经营，也不会让几个不识干戈的文人充当留守官，守着一座缺少兵力的空城，以至于叛军不费力气就占领了洛阳。叛军在洛阳，“杀人如刈，焚庐若”。[30] 接着，安禄山在洛阳即帝位，威逼长安，玄宗仓皇播越四川成都。可见洛阳的失守是长安失守、政权瓦解的先声。肃宗在宁夏灵武登基，主持平叛。为了收复两京，唐请求回纥族援助。回纥两度帮助唐政府收复洛阳。回纥兵进入洛阳后，“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他们“恣行残忍”，使得惊魂未定的洛阳士女，登上圣善寺、白马寺的塔阁，以求佛教保佑自己避难。回纥纵火焚烧寺院，“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31] 这些灾难，使洛阳这座繁华的都城化为一片废墟。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诗描写道：“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32] 李庾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世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33] 也就是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晴雨表。叛乱平定后，唐的版图缩小，国势衰微，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统一和强盛一去不复返。这一切由洛阳的残破体现了出来。

这时的洛阳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对于皇帝巡幸和驻跸洛阳，以前大臣是主动劝说的，李峤《请车驾还洛表》，苏起草的《幸东都制》中所载情况，以及杨齐哲《谏幸西京疏》等等[34]，都反映了这一点；而现在则是极力谏阻。肃宗刚收复两京，即欲幸洛阳，亲征叛军。苏源明连续三次上疏，指出“车驾东幸不便”，原因在于：“方今犯王畿者，河洛驿骚；侮侯服者，江湖叛涣”；“河南北尽为盗境，淮东江西又见修阻”。[35]  763年，吐蕃乘唐廷平叛之机，侵占河陇地区，甚至深入京畿，代宗东避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欲遂都洛阳”。[36]  郭子仪、李抱真等人都表示反对。郭子仪负责过收复洛阳，亲眼看见洛阳一带的残破状况，知道不仅无力承担供应，并且难以号令天下。他说：“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因此，“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代宗表示“亟还京师”。[37]

此后，洛阳的重要性日渐减弱，但唐廷还是尽量维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仅仍然在这里开科取士，以分司东都的散秩安置重要官员，设置东都留守，还尽量部署兵力，监视和临制周围的藩镇、州县。宪宗以平定藩镇为务，镇压了地处河南的淮西镇的叛乱，给其余藩镇以极大的震动。这一时期，东都留守权德舆多次上疏，请求增加洛阳的兵力和衣粮。他指出，留镇将士仅3895人，请求增加两千，因为“都畿宫阙之重，四方水陆之中”，只有“加此新军，保安洛土”，才能发挥“临制东夏”的作用。[38]

826年，少年天子敬宗提出要巡幸洛阳，宰相、谏官接连上疏阻止，他耍着孩子气，一律不听，还派人到东都察看宫城及沿途行宫。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由治所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来长安朝觐，对敬宗委婉地加以劝阻。不久，河北跋扈藩镇上奏出工匠一万助修东都宫阙，实则别有用心。经裴度分析实情，敬宗最终打消了幸洛的念头。迄于唐末昭宗被朱全忠挟持至洛阳，唐朝诸帝一直没有来过洛阳。

晚唐时期，腐朽的统治不仅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而且使官吏产生了离心力。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尖锐地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统治危机已到极点，因而自称“救国贱臣”，“冒死上谏”。[39] 他主持科举取士时，出试题为《天下为家赋》，意含讥刺，被谏官驳奏而贬官外放。880年，黄巢起义军攻打洛阳，刘允章作为东都留守，率领留守官吏开城门迎接起义军。洛阳被起义军占领，对长安政权的支持作用再度丧失，长安旋被起义军攻下。唐朝从此大伤元气，虽然维持了26年，但洛阳的失守已预示了它必将覆灭的命运。

黄巢入洛阳城后，慰问百姓，秋毫不犯，坊市安然。但他没有占据洛阳，随即向西挺进。洛阳这时遭到的破坏，来自东都官军和附近军阀。驻守东都的唐军到处抢掠，畿县百姓生活无着，十分艰辛。时人韦庄《秦妇吟》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40] 885年，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的部将孙儒攻陷洛阳，烧宫室、衙署、民居，抢得鸡犬不留，月余而去。东都城只剩下断壁残垣，白骨蔽地，荆棘丛生，居民不满百户。中唐宰相李德裕曾在城南平泉购置别墅，战乱中“洛都灰烬”，别墅中的花木异石也散失殆尽。有人指出：“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41] 这说明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生民安乐忧患的缩影。宋人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即指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42] 虽然后来洛阳曾几度做过都城或陪都，但它在都城史上最显赫的时期，已经随着隋唐历史帷幕的降落而成为过去。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