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和谐精神：从河洛文化中汲取传统力量

回首和谐精神：从河洛文化中汲取传统力量

特约嘉宾：国防大学教授常巧章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程有为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永宽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绍生
主持人：本报记者崔同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徐光春在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文化凝结历史，文化连接未来。伴随着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原崛起提供强大动力，为中华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河洛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顾问罗豪才在谈到河洛文化时指出，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洛阳古都所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以“河洛郎”南迁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河洛文化诞生在中原，繁荣在中原，并由此传播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影响历史发展数千年。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值得称道、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河洛文化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河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上可追溯到五帝时期，但主要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历经汉、唐，其下限基本上到宋末元初。河洛文化是中华先民及其后裔在河洛地区创造的以农耕为主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及由此产生的信仰、礼仪等文化，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影响。

　　上古时期的河洛

　　杨作龙在《河洛上古历史文化考论》（《新华文摘》２００６年１１期）一文中，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指出：伏羲氏、神农氏、少典氏、有　氏、炎帝、黄帝、帝喾都曾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盆地留下遗迹。伏羲氏族主要活动于今渑池、新安、孟津、巩义至上街一带，并在此发明八卦等。神农氏族出于湖北厉山，其后继者迁居河洛；炎帝、黄帝俱诞生于河洛，并都曾活动于洛阳。在河洛地区，炎帝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顶峰，黄帝推进原始畜牧业发展，并建密都于青要之山。

　　河洛：众多文化之根

　　安锋在《河洛地区拥有的根文化资源》中提出：第一，姓氏之根。河洛地区是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有２００余个大姓发源于此。源于河洛诸姓的先民们，广及全国，远徙海外，几乎遍布全世界。现在有一亿两千万之众的客家人根在河洛。第二，行业祖师文化之根。古代四大发明有三项都与河洛地区相关，另外河洛地区还拥有酿酒祖师杜康、商业祖师白圭等丰厚的祖师文化资源。第三，文化交融之根。“孔老相会”、“李杜相会”都是发生于河洛地区，不同文化的交融，显示了文化的魅力和融通的精神。另外，这一地区的龙门文化、白马寺文化，以及丝绸之路起点的研究，也都包含了文化的交融和进步，也是影响全世界的文化宝库。

　　河洛文化应融入城市文化体系

　　洛阳师范学院《关于洛阳市城市文化体系构建的政府行为研究》课题组提出，洛阳城市文化建设应该积极利用传统河洛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积极进取精神，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师范”精神以及兼容并包的“中和”精神，并结合新时代的民主精神，来构建洛阳新的城市精神理念。同时，河洛古代历史上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艺术成就都是新时代城市文化体系构建的基础。二者相得益彰，亦可使河洛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洛阳：丝绸之路起点

　　齐秀丽在《洛阳与丝绸之路考论》一文指出，东汉魏晋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洛阳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各国的使节、僧人、商贾、学生都汇聚在这里。今天洛阳还有大量反映当时东西方文化经贸交流的景观和文物，印证了当时洛阳国际都市的盛况。

　　从河洛走出的关公文化

　　赵社民撰文认为，千百年来，历史人物关羽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在海内外华人中获得了广泛一致的民族认同，形成了以“忠义仁勇”美德为核心内容、独具特色的关公文化。近年来，海内外华人以“关”为媒，传播了中华正气，促进了中华经济的发展。

　　二程：古代的生态主义者

　　郭立珍在《生态主义者二程兄弟》一文中认为二程（程颢、程颐）是古代生态主义者。二程不仅要求有德之君要“仁民”，还要“推其仁心”于物，要“爱物”，要尊重各种生命的生存权利，并且提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滥用后患无穷，强烈呼吁政府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等。其《略论二程消费思想及其现代启示》一文认为二程兄弟的消费思想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吻合的地方，如他们主张绿色消费、适时适度消费等。（以上毛阳光、吴瑶等摘）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文化形态，它的内核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文化基因，融化在民族本体的思维结构和理性规范之中。

主持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凝聚着深邃的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追求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结合。构建和谐社会，既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坚实的政治保障，又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良好的文化条件。挖掘、吸收包括河洛文化在内的中原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和谐中原建设。今天，请各位专家先谈谈，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是可以从河洛文化中汲取有益的传统力量。
　　卫绍生：肯定可以。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文化形态，内涵十分丰富。今人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各种各样的解读和阐释，但有一点是较为一致的，那就是，不论是河洛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元典《周易》和《诗经》中出自中原的“国风”，还是汉风唐韵和宋明理学，也不论是中原的世风民情，还是中原古代园林建筑，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原文化固有的和谐精神。
　　程有为：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包含着许多关于“和”“合”的思想，可以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常巧章：河洛文化与中华大地上涌现出来的秦陇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松辽文化等一样，它的内核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文化基因，融化在民族本体的思维结构和理性规范之中。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和其内涵看，许多方面可以同包括河洛文化在内的中原文化精华中汲取有益的传统力量。
　　王永宽：河图洛书是中国远古时期一个优美的传说，也是曾经存在过的实物。从文化符码的象征意义对它重新解读，可以看出河图洛书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地理、哲学、数学、历法、音律、医学等各个领域里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思想观念。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和谐的精神。

河洛文化在哲学理念、社会观念、伦理关系和个性修养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和谐精神值得借鉴。

主持人：各位专家能不能从各自研究角度，稍微具体地谈一下，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底能从河洛文化中汲取些什么样的思想精华。

　　卫绍生：我认为，值得汲取的河洛文化的和谐精神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哲学理念的和谐精神。这种和谐精神在《周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周易》阴阳和谐相生、平衡互补的理论，为中国传统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后出现的各种思想学派都从《周易》及其和谐精神中汲取了理论素养，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强调和诠释各自思想学派所理解的“和”或“和谐”，进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和”“合”的理论传统。
    二是作为一种社会观念的和谐精神。这可以在河洛文化元典中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找到许许多多的例证。《礼记・礼运》有一段设想社会和谐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虽然中国５０００年的文明史治日少而乱日多，很难出现所谓的“大同”时代，但历朝历代统治者至少在主观上都试图实现社会之“治”，而实现社会大治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各种制度的安排和实施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制度安排上的和谐，如官制、吏制、法制，等等。尽管在今天看来，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中国，各种制度安排都很不合理，甚至十分荒唐，但它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和谐。
　　三是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的和谐精神。“三礼”和河洛文化中的许多典籍，尤其是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都十分重视纲常伦理，追求伦理关系的和谐。它们都对亲族之间的伦理关系作了种种规定和约定。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伦理关系，可以发现其中确有许多不合理的、非人道的、违背人性的东西。对于这些，无疑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但是，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还是应该承认它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所起到的维系亲族和谐关系的重要作用。
　　四是作为一种个性修养的和谐精神。河洛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同样以用世文化和修身文化为两大文化主系。用世文化以国家之兴、社会之治为己任，与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修身文化则注重自我调适，强调个性修养，以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个性的张扬、自我心理的愉悦为主要追求，与道家思想浑然为一。《庄子》就是这种修身文化的典范之作。
　　可以从“和为贵”、“天人合一”、“民为本”以及“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吸取河洛文化精华。

　　常巧章：我倒觉得，至少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汲取河洛文化精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提倡“和为贵”的理念。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倡在均衡中化解矛盾、求得和谐。这个理念和传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对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过巨大作用。在我国社会，人际关系讲“以和为贵”，夫妻关系讲“琴瑟之和”，家庭关系讲“家和万事兴”。国家呢，有一句很叫响的话，叫做“国和享太平”。这是对“和为贵”这一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的生动诠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把“和谐”理念贯穿于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政党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之中，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综合解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问题。无论是处理政府与群众、农村与城市、家庭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还是处理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政治与经济、发展与稳定、收入与分配的关系，都应体现“和为贵”的思想。
　　二、吸取“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于这一点，包括河洛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的。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张载就说：天地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类都是我的朋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真是一种博大的胸怀！
　　三、继承“民为本”的思想资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在春秋时期，包括河洛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今天，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说到底，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四、借鉴“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仁，在包括河洛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关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义，已成为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如“见义勇为”、“义不容辞”、“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等。义，又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卖、义务等。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智，从道德智慧可以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发扬的。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河图洛书的均衡思想、秩序意识、对立统一观点和关于联系的认识对今天有很强的思想认识价值。

王永宽：河图洛书的衍生成果，更是一个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精神的示意图。我本人的理解主要有四点：
　　一是均衡思想。河图和洛书图像的白圈和黑点表示的是数字的概念，这些数字在既定方阵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它体现着古代中国人在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均衡思想。均衡产生和谐，或者说和谐需要均衡。不均则生患，失衡则易倾，这都会破坏已有的和谐或产生新的不和谐。当代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考虑均衡的问题。无论是全国的大局或者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局部，无论是东、南、西、北各个地域的发展或者工、农、商、教各条战线的协调，掌握均衡都至关重要。
　　二是秩序意识。河图洛书的数字秩序，引申到社会与人文领域，则是表达了鲜明的秩序意识。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的组成也是有一定秩序的，国家的治理需要政治秩序，社会的结构需要人伦秩序。秩序体现着和谐，和谐需要秩序，有序则天下治，无序则天下乱。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类等级观念，即是长期的封建时代秩序意识的反映。当代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强调建立新的秩序，国家在政治领域要建立健全法制法规，在社会各个领域要完善规章制度，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则要增强法制观念，共同营造维护稳定秩序的和谐环境。
　　三是对立统一观点。在河图和洛书的图像中，表示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阴阳五行学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哲学基础。河图洛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最简易也是最直观的图解。当代建立和谐社会，当然也必须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矛盾，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处理各种矛盾，在认识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谋求实现社会和谐。
　　四是关于联系的认识。河图洛书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关于系统论的简易图解。在系统中，联系的建立与正常运行显示着和谐，联系的断裂或异常则破坏和谐。当代建设和谐社会，可以从古代哲人的这一认识获取启示，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采取适当的政策和策略优化系统内部的联系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以此增进社会和谐。
　　河洛文化乃至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表现在方方面面。《周易》的和谐思想影响着后世各代的思想家、政治家。

　　程有为：《周易》这部书是儒家经典，对道家也有影响。其中的和谐思想影响着后世各代的思想家、政治家，见载于许多历史文献中。例如墨家学派的鼻祖墨翟是鲁国（今河南鲁山，一说山东曲阜）人，或者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强调人们要互相友爱，要互利双赢，就是一种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
　　古代思想家提出不能“竭泽而渔”，不能“杀鸡取卵”。古代的《月令》规定，春天不能捕杀鸟兽、捞鱼虾，就是要使动植物能够生长繁衍。西汉时期由于人口迅速发展，耕地不足，黄河下游地区百姓在河堤内耕种河滩地，修建房舍，又修筑生产堤自我保护，结果使黄河河床狭窄，流水不畅。人们又在湖泽周围垦荒，造成水面缩小，发生洪水，无处滞蓄，从而导致当时黄河水患十分频繁。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主张百姓不要与水争地，要主动让出一些土地作为河道，使河水蓄滞和下泄，以减少水灾。这些都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中医理论强调各味药要“配伍”，古代音乐要求“八音和谐”，古代的烹调要求“五味调和”。在社会政治方面，古人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要求“谐和万邦”，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提出要“和戎狄”。在家族内部也要求和宗族，提倡家族成员和睦。中国古代还有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衣食需要，体恤民情，关心民瘼，以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思想主张都是要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河图洛书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但是，神秘并不等于玄虚，神秘具有可解性与可知性，具有进行阐释与解读的潜空间。
　　河洛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规定性，借鉴河洛文化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注意其辩证性。

　　主持人：正如各位专家所言，河洛文化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积极意义。最后，哪位专家简要谈一下在借鉴河洛文化时，我们应注意些什么。

　　卫绍生：河洛文化有其鲜明的时代规定性。对河洛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而应与时俱进，用现代眼光和时代标准重新审视，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这种古老的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在中原崛起和构建和谐中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常巧章：对！借鉴河洛文化要注意其辩证性。以“义”来说，讲“义”的时候不能否定“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讲诚信的时候，也要全面。诚信是真诚无欺、信守然诺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是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它既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商业诚信，也包括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公共诚信，如制度诚信、国家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组织诚信等。

                                                                                          原载《河南日报》12月8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