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河洛探源》几个问题商榷
顾吉辰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上海200234)
摘要：读《太极图河洛探源》后，就朱长文生年，张行成主要活动时间，伏羲发明河图、太极图，引证清代学者有关太极图等论述以及朱长文肯定受邵雍影响等五个问题，通过史料，进行商榷，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健词：河洛文化；太极图；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5）04-0005-03
近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二00四年六期刊载的杨作龙先生的大作《太极图河洛探源》后，得益甚多。但仔细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尚有一些地方可以商榷。今就其中的个别地方作点说明，不当之处，请指正。
第一、《探源》云：“朱长文，字伯原，生年不详，未冠举进士乙科，因病足不试吏。元 中，起教授于乡，后迁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经皆为辩说。是一个饱学的儒士，卒于元符初年。”作者上述文字是依据明代柯维骐的《宋史新编》，而《宋史新编》又抄撮了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四《朱长文传》。其实，作者只要查检《吴郡志》卷二六、《吴中人物志》卷六、《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八《乐圃先生墓表》、《乐圃余稿》附录《乐圃先生墓志铭》等书册，均不难获得他的生卒年。即朱长文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六十。又，朱长文举仁宗嘉 四年（1059)进士。再，朱长文的著述甚富，有《春秋通志》二十卷、《吴郡图经续记》、《墨池编》、《琴台志》、《乐圃余稿》、《续书断》；还有对《六经》皆有辩说，但未见单独著录《易经解》一书，包括《宋史・艺文志》在内的宋代书目类书，亦不见其书名，恐是《六经》辩说之一了。
第二、《探源》云：“其后记载阴阳鱼太极图的是南宋张行成所著《翼玄》，……张行成，南宋人，生卒年不详，其主要活动在高宗时期。”经查《文定集》卷六《荐张行成札子》、《宋元学案》卷七八、《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八、《宋蜀文辑存作者考》、《宋史・艺文志》以及《宋史翼》卷二八等书册，张行成，字文锐，一作文饶，临邛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由成都府路钤辖司 办公事丐祠归，杜门十年，著书七十九卷。乾道中表进其书，除直徽猷阁，官至兵部郎中。汪应辰帅蜀，荐其有损躯殉国之忠，而又善于理财，学者称为“观物先生”。据《宋史》卷二O二、二O五、二O八《艺文志》载，张行成著有《元包数总义》二卷、《述衍》十八卷、《通变》十八卷、《潜虚衍义》十六卷、《皇极经世索隐》一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翼玄》十二卷、《观物集》三O卷等。又考《宋史》卷四五九《谯定传》云：“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时行、行成蜀人。”再考《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云：绍兴九年（按《高宗纪》作八年），“秘书省正字汪应辰樊志远、澧州推官韩 ,临安府司户参军毛叔庆，皆言金人叵测；迪功郎张行成献《询芜书》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讲和，未有终不变者，条具者皆豫备之策。桧悉加黜责， 贬循州。”从上述考证，张行成为四川人，生於北宋哲、徽二朝间，绍兴二年（1132)举进士。因反对讲和，遭秦桧贬乏，而丐祠归，杜门十年，用心著述，作品甚多。又，张行成学《易》，受业于谯定，但不如胡宪、刘勉之受益多。张行成的主要活动恐怕不在高宗朝。因当时秦桧执政长达近二十年，主战派的行成杜门著书，学术活动在高宗朝，而他从事政治活动恐在孝宗朝，其学术传承非出自邵雍。
第三、《探源》云：“由以上论述可作结论：阴阳鱼太极八封图是人类还处于捕鱼狩猎时代的伏羲氏在洛阳地段的黄河中发现了太极石和太阳石，受其启发而发明了河图、太极图，进而远取近取，效法大地自然从而发明了八卦和阴阳鱼太极八卦图。这些都被后世圣人，如黄帝、尧、舜等再获‘河图’奇石，而使其日臻完善。”
但是，笔者在阅读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四时，却发现与作者上述结论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据《云麓漫钞》卷一四云：
《洪范）一书，学者惑於传注，说愈多而愈不通。其失有四：一日惑於“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以谓禹亲受之于洛，而不究《大易》“河出图洛出书”之义；二日惑於“汩陈其五行”，以谓《洪范》主于五行，取其五之可合者类之，其不可合如三德、八政等，则弃而不言；三日惑於“一五行”至“九五福”为洛书本文，以为天神言语，陈列字数，而不究天何言哉；四日惑於禹次之数，自初一至九为五十五数，而弃“五行”、“五事”至“五福”不言。夫《河图》、《洛书》俱出于羲皇之前，有其数而无其义。天生圣禹，能究其旨，叙而演之，安假天神言语文字？……禹观《洛书》，次其数，犹伏羲睹《河图》而画八卦；箕子陈《洪范》，犹文王重《易》而系卦辞。
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笔记体著作。在宋代众多的笔记小说中，它堪称上乘之作。赵氏认为《河图》、《洛书》俱出于羲皇之前恐不虚言。另外，据赵氏上述记载，即“禹观《洛书》，次其数，犹伏羲睹《河图》而画八卦”，恐《河图》亦不是伏羲发明的，否则赵氏木会用“睹《河图》”三字。
第四、《探源》引证了清代学者的一些有关太极图等记述，也可商榷。如清“胡煦所撰《周易函书约存》亦云：宋兴，异人挺生，希夷先生陈传图南，从方伎家得此，当时穆修、种放游其门，故穆修得其古易，种放得其图。”又，《探源》作者又云：“在清人胡渭的《易图明辨》中还载有一幅古‘太极图’，其图与其‘天地自然之图’相同，并记：‘先天图虽丹家修炼之诀，然亦必得其人而传之，非其人则不传也。故宋初惟种放、穆修受希夷之学，而他无闻焉。其后，穆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而天下始知有象数之学，即上所列三图是也，亦曰太极图，或谓河图。希夷之所授受尽于此矣’”。但是，查阅《宋人轶事汇编》卷五《陈抟》引《贵耳集》云：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二程。濂溪得道于异僧寿涯，晦庵亦未然其事，以异端疑之。
显然，其学术传承关系是相当清楚，且《贵耳集》的作者是宋朝人，比清人贴近当时。又考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三《许坚传》、《毗陵志》卷二五云：坚，字介石，江左人。有异术，早岁以时事干江南李氏，不见礼，拂衣归，隐茅山。太平兴国间游庐山及洪州西山，吉州玉笥山，后不知所终。与种放同时代人，且均为有异术之人，“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之说恐有可信之处。又考《宋元学案补遗》卷九云：谔昌，建溪人。天禧中为毗陵从事。著《易证坠简》一卷，其书酷类郭京《易举正》。自谓其学出于湓浦李处约，而李得于庐山许坚。看来此事也事出有据。再考《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东都事略》卷一一四《周敦颐传》、《濂溪集》卷一O《宋潘嗣兴撰镰溪先生墓志铭》云：郭颐，熙宁初知郴州，用赵 、吕公著荐，为转运判官，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胸怀洒落，如光风雾月。熙宁六年（1073)六月卒，年五十七。著《太极图说》及《通书》四十篇，为宋理学之开山祖，二程皆其弟子。《贵耳集》所云：“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看来也不虚言。《秋涧集》卷四四有《书太极图后》，《静修集》卷二二亦有《书太极图后》之文。再考《苏学士文集》卷一五《河南穆公集附录》、《东都事略》卷一一三《穆修传》云：修，尝受易数学于陈抟，而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又得陈抟《太极图》于种放而传周敦颐，为宋理学之先导。又说明《贵耳集》所言有据无疑。
从上考证，明清诸家对《太极图》、《河图》、《洛书》的传承关系有欠妥之处，今人在引证时谨慎为好。
第五、《探源》云：“如朱长文《易经解》所绘之图，据史载，邵雍捐馆的时间与朱长文卒年相距20余年，就是说邵雍晚年时朱长文尚当壮年，所以朱长文《易经解》中所载阴阳鱼伏羲八卦方位图的出现肯定与邵雍的影响有关。”作者认为朱长文所绘阴阳鱼太极图“肯定”与邵雍有关。今以有关史料加以叙述，其结论恐怕并非如此。据《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云：“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初至洛，……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熙宁十年（1077），卒，年六十七。”综观雍一生，他从三十岁起，至死，似乎一直生活在洛阳，在他的“安乐窝”中“耕稼”和著述。而据《宋史》卷四四四《朱长文传》和《昊郡志》卷二六、《吴中人物志》卷六记载，朱长文乃苏州吴人。他生於仁宗宝元二年（1039），哲宗元符元年（1098）卒。在仁宗嘉 四年（1059)中进士，哲宗元 中（1086一1093）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其“元 中”，应在1089一1090年较为适中，似以这时间段为起算，他到开封任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与邵雍去世已有十二至十三年，他跟邵雍根本没有关系；而在此之前，朱长文一直生活在苏州吴县，与邵雍之居住洛阳相距何止千里之遥；再如《宋史》编修者将朱长文列在《文苑传》，而将邵雍放在《道学传》，泾渭分明。
诚然，邵雍卒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当时朱长文还在苏州吴县，三十八岁左右，“尚当壮年”，但丝毫没有直接史料加以证明他俩之关系，就得出了“所以朱长文《易经解》中所记载阴阳鱼伏羲八卦方位图的出现肯定与邵雍的影响有关”的结论，恐怕不妥。再说，限于当时出版印刷上的种种困难以及一种学说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经过时间、生徒、同行等诸多条件的作用，所以朱长文是否“肯定”接受了邵雍的影响，似乎也很难说，也许是吴地易学文化和学者对他的影响呢。同样，朱长文在研究《易经》时自已参悟和获取的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必须指出的是，邵雍所著的一些著作如《观物篇》等，提出一些“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等哲学观点，都是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司马光在洛阳闭门十多年撰写《资治通鉴》，也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提供历史依据；而作为司马光好友的邵雍，他在哲学上提出一些观点，也同样为当时政治斗争所服务的。因此，今天我们研究《河图》、《洛书》、《阴阳鱼太极图》等，也应该离不开这个主题。据《隋书・经藉志》著录，有《河图》二十卷、《河图・龙文》一卷等，这些均是汉以后的儒子编造而成，也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据今人韩永贤研究，所谓《河图》，实际上是古代游牧时代留下的气象图，图上的圆点表示雨点、雨量，而圆圈则表示太阳、干燥。现在，我们对上述问题研究时，谈得很深奥，这反而将一翻善意走偏了。笔者自感学识浅陋，对以上问题素无研究，错误定多，请方家批评指正。
转载于洛阳师院学报200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