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图”不是“龙马负图”天赐的神秘之物，而是多代羲皇师法天地自然相继感悟的一种载体文化。人类还处在捕鱼猎狩时代，伏羲氏在洛阳地段的黄河中发现了太极石和大阳石，受其启发而发明了河图、太极图，进而远取近取，效法天地自然，从而发明了八卦和阴阳鱼太极八卦图。这些都被后世圣人，如黄帝、尧、舜等再获“河图”奇石复证，使其日臻完善，到了文王、周公时期才进一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易经”文字。元人王申子（大易缉说）所述“伏羲之易本于河图，河图中宫天五地十，太极也”，说明太极图与河图是同时代问世的。《易》的思想，对老子《道德经》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这些又都成了孔子作《易传》的基础。由于产生了对《易》的文字说明，“易图”的传承被忽略，加之图的文化传承屡遭厄运，易图在传承的过程中也频遭改造。有宋一代，由陈抟发其端，邵雍集大成，又恢复了河图洛书及太极八卦图的本来面貌。相关史料证明，张行成的学术传承出于邵雍，朱长文的易学思想也受到邵雍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张行成；朱长文；邵雍；太极图；河图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4970(2005) 06-0021－04。 《太极图河洛探源》是我提交2004年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后发表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令我欣慰的是，在文章发表的前后即引起学术界不同方面的反响，大会期间即有索要太极石照片和交流者。近日又有幸拜读顾吉辰先生《＜太极图河洛探源＞几个问题史实商榷》（以下简称《商榷》的赐教文章，受益匪浅，尤佩服顾先生典籍在胸的考据功夫。如《商榷》对朱长文、张行成之生卒年及生平的考证，正弥补了我那篇文章的不足，在此，诚谢先生的补苴。但对有些问题也想重申一下我的看法，况且这些问题都还属于河洛文化的研究范畴。同时也愿意遵循顾先生提供的线索将问题深人一步，也算是对《商榷》的回答吧。 一、关于张行成的学术传承 张行成，据《蜀中广记》卷43称：“字文饶，剑门乡人，与兄少成俱登绍兴进士，而行成得易数之详，著有《通变》、《经世》、《翼玄》、《通灵》等书传于世。”这是明代人曹学 对张行成易学成就的宏观评说。对张行成的“易数之详”，我们且从其易学启蒙老师说起。 据（宋史）卷459（谯定传）载：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郭曩氏的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后谯定到洛阳就学于程颐。其后，程颐遭贬涪州，所居正为谯定的家乡。其北山有一岩洞，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程颐的《易传》就是在此期间写成的。这就是“定《易》学得之程颐”的由来。而张行成则是“得定之余意者也”的学生。那么“定之余意”到底是什么？要弄清这一问题，还要从谯定的二位老师说起。如前所述郭曩氏之《易》属于象数派，而程颐《易》学则是义理派，谯定师从程颐后是弃所学象数而祟义理。所以我以为张行成所“得定之余意”是《易》学的象数之学，这也奠定了张行成象数《易》学的基础。而这种发展，可以说在学术上，从一开始就是与谯定分道扬镳的。 既然如此，张行成的学术传承就一定还另有其人。于是我在翻阅《宋元学案》之《百源学案》的《续传》中，赫然见到“郎中张观物先生行成”的名字。《续传》是时间相隔较远、传承世次不明的称谓，在《续传）中出现的还有刘衡、蔡发、王 等人，他们都是“潜心康节之学”的后学。为进一步明确张行成的学术传承，我们有必要引用张行成为他的几部著作所写的序言来说明。 《易通变》之序云：“先生曰：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谓先天图也。先生之学祖于象数二图……夫天垂象，河洛出图书，伏羲因之而画卦，伏羲之义，传天之意也。先生之书，大率藏用而示人以象数，实寓乎十四图，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仆不自揆辄敷演解释命曰通变，庶几学先天者得其门而人焉。蜀临邛张行成序。”这里的先生就是指邵雍而言。《皇极经世索隐》序称：“先天者，伏羲之易也；后天者，文王之易也；《太元》者，子云之易，后天之匹也；《皇极经世》者，康节之易，先天之嗣也。……先生之书，不过万一千六百余言，而天地之物、之象、之数、之理，否泰消长损益因革其间，罔不包罗。自六经以来，诸子百家之作，原道析理未有如此之简要也。”《元包数总义》之序云：“仆本为康节之学，患其难明，乃遍采古之言易者而旁通之。”从上文所引的“序言”可以看到，张行成完全是以邵雍后学的名义，“以明邵雍之易”。［1］ 张行成对邵雍易著的研究，以《观物》内外篇尤为精到，因之被称为张观物先生。他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序中说：“康节先生观物有内外篇。内篇先生所著也；外篇门人所记先生之言也。内篇理深而数略，外篇数详而理显，学先天者当自外篇始。外篇行于世久矣，阙数者三节，脱误者百余字，今补其阙而正其脱误。”这不仅是表面上的，也是实质上的。 在宋代持续恒久的理气之争上，对“太极”的认识可以说是分水岭。义理派的程颐在他的《易序》中写道：“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2]在程颐看来，太极就是无极的“道”，“道”即是“理”。而张行成在《易通变》卷一之“有极图”章说：“系辞曰：易有太极。太极包含万象，以为有而未见，以为无而固存……天地之象已具乎浑沦之中，太极之全体也，故命曰：有极图，以推明先天之义。”我们试比较一下邵雍对太极的论述。邵雍说：“夫太极者……与天地万物圆融和会而未尝有先后始终者也。有太极，则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万物，固已备矣。”[3]可见张行成对太极的看法在本质上和邵雍是一致的。而张行成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四中，对邵雍的这一思想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邵雍写道：“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行成《衍义》曰：“太极判而二气分，阳浮动趋上，天之仪也；阴沉静就下，地之仪也。静极生动，上交于阳，动之始也，是为少阳；动极生静，下交于阴，静之始也，是为少阴。” 根据以上记载，已由表及里地揭示出，张行成的“学术传承”正是出于邵雍。 二、朱长文的学案关系及其易学演列撷英 据《宋元学案》之《泰山学案》，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在孙复的众多门人中就有”正字朱乐圃先生长文”。据载，“朱长文，字伯原，吴县人，人称乐圃先生。嘉 进士，累升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文字。伤足不果仕，以著书立言为事。从泰山学《春秋》，得《发微》深旨”。而孙复与朱长文的这种师生关系结缘于何时何地，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137卷载：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泰山处士孙复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四年（1044），“上特再拜赐直讲大理评事孙复五品服，’；五年（1045），“国子监直讲孙复责监虔州税”。此后，孙复又遭了一场变故。据曾巩所撰《隆平集》卷15载：“庆历七年（1048)索徐州狂人孔直温，家尝有遗复诗稿，坐贬。”皇 三年（1051），“孙复签书南京留守判官事，兼南京国子监说书”。从上述记载可知，孙复1042年进汴京国子监，1045年被排挤出京到虔州做了监税，1051年才又回复为兼南京国子监说书。 又据《通鉴续编》卷7载：（皇 ）四年（1052）冬十月，“以孙复、胡瑗为国子监直讲”。至此孙复又回到汴京。据朱长文《乐圃余稿），《朱长文墓志铭》称：“（长文）十岁善属文……泰山孙明复讲“春秋”于太学，往从之，明复韪焉。”此期间的活动，朱长文《乐圃余稿》卷7《春秋通志序》中说得至为明确：“至和中（1054-1055），复与胡翼之（即胡缓―引者注）并为国子监直讲。翼之讲（易），更值一日。长文年在志学，好治三传，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讲舍，授两经大义，于《春秋》尤勤。未几，明复以病居家，虽不得卒业，而绪余精义，不敢忘废。”朱长文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1054年朱长文15岁。所以朱长文从师孙复学习《春秋》应该是在15岁以后，这是朱长文第一次去汴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载，孙复“既疾”居家是在嘉 二年（1057）。可知朱长文在太学游学要有两三年时间，是时邵雍当在45岁左右。此时朱长文或可有机会与邵雍结识，至少会知道邵雍其人。“墓志铭”又说：“先生书无所不知，尤深于《春秋》，擢嘉 四年（1059)进士第。”按宋代科举制，考试分为州试、转运使司试（亦称槽试），国子监试等几种方式，称为解试。参加解试的，进士由诸州判官主考，诸科由录事参军主考。考试合格者，由诸州、转运使司、开封府、国子监等按照解额发解到礼部参加省试。省试也叫礼部试，在礼部贡院举行。解试在秋季举行，被贡人的考生要在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城，等待明年春季择日参加省试。据《乐圃余稿》卷9《与诸弟书》，朱长文嘉 中侍行其在彭州为官的父亲，“与成都漕台荐，将赴礼部，父子相视不忍别……明年，果擢第。……余既登第，不俟赐宴，归省于彭，未遑仕进，既而还都，偶坠马伤足”。根据时间推算，朱长文去汴京准备参加省试的时间是在嘉 三年，即1058年，这是朱长文第二次去汴京，而且要逗留几个月。此间是否到过洛阳，是否再与程颐谋面，已无可考。按《伊川学案》：“正字朱乐圃先生长文”是“伊川学侣”。伊川为程颐，是安定先生胡瑗的学生。程颐在太学做胡瑗门生的时间，据《河南程氏文集》卷8《颜子所好何学论》之题解云：“先生始冠，游太学，胡安定以是试诸生，得此论，大惊异之。”古代男子20而冠，程颐始冠游太学是在皇 五年，即1053年。比朱长文来汴京太学的时间稍早。至此程颐与朱长文的“学侣”关系落定。这就为二人日后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朱长文与程颐之间再次交往确切可考的时间是朱长文在京师居住期间。据朱长文《与诸弟书》云：“顷者诸公论荐，被命掌学……居官三年，来学者甚众，诵讲课程孜孜所职，于俗事固无暇。”此书写于元 五年（1090）十月，所以朱长文被召为太学博士的时间应该是1088年。我们再看程颐，据（宋史）卷17，哲宗元 元年（1086)“以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元 二年（1087），“程颐罢经筵同管勾西京国子监”，长期住在西京洛阳。哲宗绍圣四年（1097），程颐遭贬在涪州编管。第二年，朱长文病故。程颐与朱长文的交往时间应在1088年到1097年的十年当中。而此时又是朱长文在京师汴京为官，程颐在西京洛阳任职（其间丁忧去官，元 七年即1092年复判西京国子监）。但此期间二人的交往应该是互为会合的。《河南程氏文集》卷9之《答朱长文书》云：“相去之远，未知何日复为会合，人事固难前期也。中前奉书，以足下心虚气损，奉劝勿多作诗文……以足下处疾，罕与人接，渴闻议论之益，故因此可论，而为吾弟尽其说，庶几有小补也。”此为朋友远别的信函，颇有一种悲凉之感，这封信应该是在程颐被流放到涪州当年写给朱长文的。我以为就是在朱长文与程颐的十年交往当中，朱长文间接（也包括通过著作）受到了邵雍易学的影响。二程弟兄与邵雍交往甚密，他们同里巷居住30余年。《百源学案》引朱熹的话说：“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我们且回到朱长文的易学著作《易经解》，在书序中朱长文说：“曩所著《春秋通志》、《诗赞》、《书说》、《礼记》、《中庸解》，及《琴史》、《墨池编》、《阅古编》、《吴郡图经》诸书，既先后问世，遂以未得阐明大易为憾，爱是探求经义，演列象图，撷诸氏之英华，抒一心之领会，重加注订，名曰《易经解》。”写序的时间是绍圣元年（1094）秋九月既望。可见，朱长文在此之前在易学的研究上是颇下了些功夫的。朱长文《易经解》书成5年后，程颐的《易传》也在涪州问世。可以说，朱长文的学案关系为他的易学成就的获得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我们再看朱长文的《易经解》。《易经解》所吸收采撷的正是邵雍易学的精华。《易经解》中有几幅图很值得注意。其一为河图、洛书。在北宋时期对“河图”和“洛书”即有十数和九数之争。邵雍主张“河图”十数、“洛书”九数。而号称受正宗传授的刘牧的认识却恰好相反，可以说刘牧的观点在当时的影响相当之大，以至到南宋时朱熹在他的著作《周易本义》中引蔡元定的话说：“《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两易其名”即是刘牧将《洛书》（九数）说成《河图》，将《河图）（十数）说成《洛书》。我们所看到《易经解》所绘之《河图》、《洛书》，正是因循邵雍的说法。其二为朱长文对《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四幅图的接受和认可。对《伏羲八卦次序图》，朱长文解曰：“《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仿此。”对《伏羲八卦方位图》，朱长文解云：“《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龚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位仿此。”朱长文又说：“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而这里尤为难得的是，《易经解》所绘之《伏羲八卦方位图》，其环中绘有S形曲线上阳下阴的阴阳鱼图，这便是我们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宋典籍中的一张“阴阳鱼太极八卦图”。至此，朱长文的易学受邵雍影响之疑当已灼然冰释。 三、关于“河图”、“洛书”及“太极图”的传承 《商榷》说“赵彦卫的《云麓漫抄》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笔记体著作。在宋代众多笔记小说中，它堪称上乘之作。赵氏认为《河图》、《洛书》俱出于羲皇之前恐不虚言。另外，据赵氏上述记载，即‘禹观《洛书》次其数，犹伏羲睹《河图》而画八卦’，恐《河图》亦不是伏羲发明的，否则赵氏不会用‘睹《河图》’三字”。为谨慎起见，我核对了原文。《商榷》对赵彦卫的既无证据又无论证的关于“河图”、“洛书”出于羲皇之前的说法坚信不疑，且不加论证，恐亦不妥。关于伏羲，我曾有文章论述过，今撮其要以明确观点：（1)伏羲氏为我国还处于原始饲养业时期的氏族首领，按照考古的追寻，据今约为15000年一18000年。羲皇按上古帝系，其处于燧人氏和神农氏之间。（2)据《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五凤异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这说明伏羲氏是当时世代相承相袭的多代首领的共同称号。[4]准此，如果说“河图”出于羲皇之前，即是出于燧人氏时期，此于史无征也。至于说“洛书”也与伏羲有关，更属无稽之谈。其实，“河图”并不是什么龙马负图天赐的神秘东西，而是多代羲皇相继感悟出的作为一种载体的文化，至于对它的具体解释只是见仁见智问题，学者自有其权力和判断力。但也不能将其看得过于浅易，否则怎会历几千年而研究不衰、且又难得确解呢？ 关于《太极图》的传承，本不存在问题。《商榷》引《贵耳集》提出疑问。其实与《贵耳集》几乎完全相同的记载还出现在朱震的《汉上易传》表中：“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学术传承关系相当清楚，但为明确起见，我们还．是要加以说明。 （1)先天图。前引朱长文所说“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四图中“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即是宋代学者所称的“先天图”，或“易先天图”。此图在先天八卦图的环中绘有表现“天地 ，万物化醇”的阴阳鱼（实际是阴阳二仪）的环抱交感之象。清人胡渭的《易图明辨》对此图考证甚详，于此不繁。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阴阳鱼太极八卦图”的易图。 (2)“太极图”自宋代流传至今，称为“太极图”的还有另外一种，此即朱熹称为“周子太极图”的“五层太极图”。这就是世传由穆修传给周敦颐的“太极图”。但是这一传承关系在有宋当代就有人提出异议。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在为周敦颐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吾友周茂叔……尤善谈性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南宋朱熹在《太极图》、《通书》总序中说：“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修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窃尝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5］朱熹所说的“志文”即是指潘兴嗣为周敦颐撰写的墓志铭。朱熹的友人张 在《太极图解序》也明确写道：“二程先生道学之徒发于濂溪周子，而《太极图》乃濂溪自得之妙，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5］这说明对“周子太极图”之传自陈抟说，有人信其有，亦有人论其无。考有宋一代的陈抟、种、穆易学诸传承说，普遍认为邵雍的成就为最大，是集其大成者。但是在邵雍的著作里，对《先天图》即“阴阳鱼太极八卦图”，以至《河图》、《洛书》，都有涉及，而唯独没有涉及周子的五层太极图。这种现象当不是偶然的，或许说明了朱熹论述的正确性。 至于《商榷》说到邵雍所著的一些著作如《观物篇》等哲学观点，都离不开围绕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正不知“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行矣”与王安石变法会有什么联系。这同样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拟答复。 自忖才疏学浅，更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1】［宋］张行成．进易书状〔A]．［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宋元学案・百源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杨作龙．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5】［清］周沈坷．周元公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杨作龙（1945一），男，天津武清人，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本刊主编、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校 伍纯初］ 收稿日期：2005-09一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