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河洛文化 河图洛书 道德
豫西的伊洛盆地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都有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和气候。尤其是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大理冰期之冰后期，无论是前仰韶文化时期，还是后来的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温暖、湿润、植被富厚是她的特点。黄河与洛水交汇其间，有伊水、 、涧支流水系，有青要、平逢和荆紫之山，这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是最早称为“中国”的地方。就是生活和曾经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创造了这一地域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郁地域特色和丰厚积淀的文化，称为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从容大气，具有包容天地、海纳百川的胸怀，她承源上古，缘启三代，蕴接后世，裔播内外。是君临天下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君临天下的文化。这就构筑了这一文化无以为匹的整体特点，即超前的源发性。河洛文化的源头是享誉古今的河图洛书。孔子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洛书有来历、河图有传说。传说中的史前文化往往比历史的真实更为深入人心。多少年以来，龙马出河，旋毛成图，伏羲则之以画八卦的传说一直是人们远古意识的主流，这也正是传说文化的魅力。然而，一种文化的源头如果仅仅建立于远古传说上，便失去了基础。因此，在我们溯源和确立河洛文化的时候，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就要多一些去伪存真的功夫。
古者河洛，谁传道之？河图洛书，其谁志之？人文递嬗，谁与化之？学归兹洛，何由致之？这是萦回于我脑海许久，且挥之不去的情结。我想这大概就是河洛文化的主体。追根溯源，我以为河洛文化在具体建构上，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河洛文化，《易》以贯之。孔子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言“始作八卦”，即确立了作《易》的第一人便是伏羲氏。孔子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是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所述，虽未明言则之作《易》，但联系其上下文，已知是作易无疑。《尚书?顾命》孔安国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即本于河洛的远古传说。据载，河出图的地点就在今孟津县境内，至今犹有唐代“图河故道”碑在那里矗立着。《易》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连山》、《归藏》和《周易》。但对三《易》的说法不尽相同。一说伏羲作《连山》，黄帝作《归藏》；一说神农作《归藏》。又有说“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显见又是神农作《连山》，黄帝作《归藏》。而对夏为《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却绝无歧义。
按古史传说，伏羲虽不生于河洛，但曾活动于河洛地区，并有“厥妃殒洛是为洛神”的《路史》载文以佐证。伏羲于河洛得河图而作八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神农虽起于烈山，但袭其神农之号的炎帝与黄帝是兄弟氏族，其母族为生活在河洛腹地平逢之山的氏族有娇氏。尤其是黄帝，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建密都于青要之山，聚族落为华夏，开三代有国之先河的英雄。且三代又皆居河洛，《易》与河洛的渊缘之深可知。伏羲以降，《路史》说黄帝也曾受河图而作《归藏》易。又据《竹书纪年》之注称：“洪水既平，尧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诰斋修坛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相谓曰：河图将来，……有龙马衔甲赤文……吐甲图而去”。在古人看来，河图出于河洛，或说是只有河洛出河图，这都是不争的实际。
那么这一非河洛莫出的河图究竟是什么？史无明文记载。而最早记录河图的著作是《尚书》顾命篇。《尚书?顾命》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里所说“河图”是哪一代圣人所受之物已无可考，但其属于天球、大玉之类的实物也已确定无疑。古往今来对“河图”的真实身份亦多有猜测。信其传说者有之，指其为方策者有之。黄宗羲总结这场古学术之争指出，宋欧阳修曾明言河图洛书是怪妄之尤甚者，并指斥载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语句《易》之系辞为伪书。这便更增加了“河图”的千古迷团。按照《易》的思想，大道至简至易，对深奥的东西当以简易求之。我以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说伏羲在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的同时又受到一种启示，从而画出八卦。这种启示当是来自河图。如前所述，河图是河洛特有的，又是玉石之类的实有之物，我认为其实就是一种图案奇特的黄河奇石，亦称太阳石。这种奇石因其图案宛如太阳而得名。石上太阳图案圆而色异，且大小多少不等。有的如海波浴日，有的又如日在九天，更有的如繁星密布，千形而百象。尤有奇者是其文亦有似今汉字者。此种石为河洛地段的黄河之仅有。今古一理，清礼部侍郎胡煦所撰《周易函书约存》一书载云：“宋政和末，于洛水出石大如拳，有字两行。盖天地之气化，何所不有”，并言道，“图、书乃天地自然之文，古今以为瑞物，非人力之所为也”，胡氏的这一猜测已与河洛的太阳奇石极为接近了。很显然，胡氏没有目睹过河洛奇石的风彩，所以失之交臂。
《易》是几代圣人的成果，河图的面世亦是几代圣人的成就。《易》之发展序列是由《连山》而《归藏》，而《周易》。宋朱元升在《三易备考》中说，《归藏》易，黄帝演伏羲《连山》易而作也。又据《汉书》律历志：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而大备。说明至迟到黄帝时期河图的最后发明已经完成。就是说到黄帝时，带有阴阳黑白点的河图的图象已经形成。由于古人多形象思维，又由于受简册之类的载体所限，河图形象多以文字叙述为之。这就是时至先秦在孔子的十翼中亦未有图形传世的原因。今人张其成在《易图探秘》中说，“据考证，十数，九数的排列图形早在先秦时即已出现，只是当时并未称为‘河图’、‘洛书’罢了”。我以为在提法上似不应说当时才出现十数、九数图形。而应该说是当时尚保留有十数、九数图形的图象。根据《说卦》所述八卦方位和《系辞》的大衍之数可知，在孔子其时对河图洛书的数字与图象应该是十分清晰的。洛书起源于禹时，元人张理《易象图说》总结孔安国的说法云“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据前所述河图的起源与确立过程可知，洛书的起源与确立过程应该与河图相似。
《易》的发展在进入《周易》发展阶段后又有几个重要发展时期。据史载，文王为《易》之卦辞，周公为爻辞，周公居河洛，爻辞由周公在洛阳“述而成之”，这也是继夏商之后，《易》在洛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易》文化仍然是河洛文化的主流。接下来对《易》的发展是在孔子时期。孔子之十翼是在整体发扬《周易》之微言大义。其成文是孔子“平日之与门人讲说与夫记录古语之旧者”，“又间以新意推广文王所未言者”。自此，“天下后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于是“异说屏除”，《连山》、《归藏》俱废（《厚斋易学》）。孔子作十翼，对发展完善《周易》的哲学思想功不可没，但并未尽善尽美。《史记》载孔子“晚而喜《易》”，研《易》至“韦编三绝”，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尽管如此，孔子仍慨叹，“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是孔子认为在研《易》上还没有达到文与质齐备的程度。进行历史的评价，我以为孔子之失恰是在客观上造成了《连山》、与《归藏》的废止，从而简化了对河图的描绘。至于洛书，因行《周易》而被传承。199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其九宫之数即与洛书完全相合。这也同时证明了洛书之说并非子虚乌有。至两汉重儒学，经学大家频出，于《易》学亦多有贡献，尤其是对河图洛书图形的探索，已逐渐接近真谛。其中成绩最著者，当属东汉的郑玄，已探索到了五行生成数与方位之间的关系，为北宋黑白点河图洛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北宋时期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在汉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由北宋学者解读出来的，是还了古河图洛书的本来面目。在这方面，家居洛阳的北宋大易学家邵雍在《易》学的发展上，是集大成者。可以说，在对古易的继承与发展上，邵雍是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邵氏的成就也最能光大易学思想，并能补救孔子的遗憾。朱熹曾评价说：“先儒未尝道破者盖以释极、仪、象、卦章，从前未有分晓，至康节邵子传先天易而后，此章大明”，（《周易启蒙翼传》）。根据孔子十翼中所发先天后天之象，而确立先天卦图与后天卦图，从而“明伏羲、文王之易”，邵雍又是千古的第一人。邵雍在洛阳生活三十年的时间，在易学上的另一成就就是他的易学巨著《皇极经世》书。宋人祝泌作《观物篇解》云：“《周易》祖于洛书，用九；皇极祖于河图，用十，其旨不同。今《皇极经世》，古之《连山易》也”，这是对河图洛书的实际运用，也是对古易《连山》的进一步发掘与发展，为河洛文化增加了厚重的底蕴。
北宋时在《易》的发展上的另一个大家就是程颐。古人有云：“善言伏羲之易者莫如文王，善言文王之易者莫如周公，善言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者莫如孔子，善言孔子之易者莫如伊川”（《易酌》）。可以说，这样说法是很确当的。程颐治《易》，有《易传》六卷和《系辞说》传世。程顾在对汉、唐易学研究著述以及当代研易风气的深入研读思考后，对汉唐以来易的发展深有忧虑，其《易传序》云：“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在传易上，程颐是作了溯本求源的工作。古代易著《易翼传》在序中指出：“古今传易者多矣，至河南程氏始屏诸家艰深之说而析之以明白简易之理，一时学者知所师承，如瞽者之明，如聩者之聪”。对程颐的易学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总结我国易学的发展，有一个由图为象，由象成文，又由文复归于图的过程。宋人张行成说，“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言伏羲作易之原。先天图者易之象，卦位图者易之数也。皆准图、书而作”（《易通变》），这是由图为象。文王、周公、孔子之卦辞、爻辞与十翼，此为由象成文。至宋代才又由陈抟发其端，邵雍承其后，将文复归于图。以还河图、洛书及先天、后天卦图之本来面目。并由程颐正本以传言，将易学推向高峰。从而使博大精深的易学成为河洛文化的主流文化。这一点，在河洛文化的建构与特征上，至为重要。
人文递嬗，圣人化之；文明之裳，圣人垂之。人类史前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服、利用自然的历史，在这过程中，人类经历了巢居、取火、渔猎采集、原始饲养、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等几个阶段，而真正进入改造自然的阶段是从原始饲养开始的。而在我国，这一阶段则是从伏羲氏开始。有人认为，伏羲因为发明了八卦，用符号代表一些含义，于是八卦符号也即成了文字的雏形，我们祖先也开始步入了文明的门槛。由于伏羲氏的仰观俯察，观鸟兽之习性，“作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是八卦启发了网罟还是网罟启发了八卦？总而言之，以网罟捕鱼罗兽是当时人们的一大发明。《帝王世纪》说伏牺氏“取牺牲以供庖厨”，为人类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白虎通》说，“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牺”，说明了伏牺氏的划时代贡献。也肇示了文明的曙光已从河洛初露端倪。原始饲养业由于定居饲养的需要使原始的定居生活成为可能。这种定居生活又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明。“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作为又一代圣人发明了原始农业。因为他采取放火烧山开荒投种，又被称为烈山氏。同时神农尝百草，解决了选择种植和培植作物问题。而这一成就的光大恰恰又是在河洛大地上。据载，5500年前居住在洛阳的平逢山脚下有一支氏族有娇氏。有娇氏之女生有二子，即后来的炎帝和黄帝（见《国语?晋语》及《山海经》）。《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是说这一代神农改进农耕工具，提高了农耕技术，并且“日中为市，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据历史考察，发明木制的耒耜与为市交易的阶段正是在炎帝时期。这一时期的原始农业达到了顶峰。但是到了炎帝末期情况发生变化，其“后代子孙道德衰薄”，于是，黄帝知其非而改其政，开始制止了放火烧山做法，保护了山林植被，从而使原始的饲养业发展为功垂而世的原始的畜牧业。《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原始的畜牧业使尧舜之民能安然渡过很少粒食的洪荒年代。《系辞》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为制礼之始，是黄帝开以礼治天下之先河。《系辞》还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这些，联系考古所示的河洛偃师地区距今5000年的宫殿遗址的发现，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前所述文王之《易》，成于九畴，其始于洛书。古史传说云“禹治洪水，锡洛书，法陈之，九畴是也”《易象图说》。宋人郭雍说，“洛书非字也，大禹书而为字，亦犹箕子因九畴而陈《洪范》”（《郭氏传家易说》）。此言禹作九畴，箕子传《洪范》于周。禹之九畴即已涉及“五行”与农政。如云“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缓稼穑。”是禹总结了远古先民对五行属性的认识，从而治服了洪水。而“洪范九畴”也就成了后圣则之的“天地大法”。这后圣就是禹、汤、文、武、周公。禹、汤、周公皆居河洛。禹为九畴，定“常道伦理之次叙”，开“天尊地卑”之滥觞；商汤于河洛建都西毫，创建了为其后世所宗的“成汤之政”；周公于洛阳制礼作乐，奠定了儒家学派的王道与仁政的思想内核。上述圣人的教化与垂范，都为河洛文化增加了厚重的人文底蕴。
河洛文化，道以导之，德以得之。如前所言，《易》文化为河洛的主流文化。就《周易》而论，可以说是通篇论道的一部著作。这里所说的道，是宇宙的大道，亦是人文之道。“是道也，迎之莫探其始，循之莫测其终，其小无内，其大无垠，天得之揭日月而常运，地得之载河岳而不倾”，《易图象说》。是对自伏羲至孔子全部人类知识的总结。易中所含之道，略而言之即有形而上者之道，弥纶天地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圣人传心之道，参赞化育之道，尽性至命之道，省身寡过之道，趋吉避凶之道，上下交际之道，移风易俗之道，穷变通久之道，等等。程颐《易序》说：“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 交感，变化不穷。”这又是自伏羲至两程夫子所总结出的宇宙生成之道。也是程颐对《易经》和《易传》的宇宙生成之道的高度概括。而个中上承《易经》，下启《易传》的则是《老子》。《老子》所称“可以为天下母”之道，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道与《易经》、《易传》的太极、两仪、四象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关系。《老子翼》：“上善若水”之注云：“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曰：天以一生水，盖道运而为善，犹气运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这是《易》与《老子》互相为注的典型例证。《郭店楚墓竹简》有《太一生水篇，》称：“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道亦其字也，请问其名。以道从事者必论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之从事也，亦论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我赞成《太一生水》篇源出老子的看法（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此篇是在统论道运与气运，是讲的道与气的运行。所以“太一”实际就是道与气的融和体，这正是我国古代所说的混沌状态。此太一可以生水，生天地，生阴阳，生万物万象。这又是对《老子》中“道”的进一步解释。在这一意义上，太一也可称为道。这里所说的“圣人之从事也”之圣人，是泛指老子以前的古代圣贤，他们的功成名遂，都依赖于对“太一”的功德、即道运与气运的理解与运用。古代圣人通过远取近取，基于对世界的客观考察与认识、所得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应该说就是古代易学的理论基础。这些被曾经在周代充当柱下史的老子继承了下来。《太一生水》是其重要方面。这一思想被淹没了二千多年而重新问世，对老子思想以及河洛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古人云：道为本，仁义礼为用。河洛文化遵而循之，此之谓道以导之。
德以得之。程颐曰：“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易经》处处讲道。同时，《易经》也时时讲德。其六十四卦，即表明了君子应具有的六十四种德行。如《易》之象辞所总结的：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否，君子以俭德辟难；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等等，皆是。即如《周易》之“乾”，其卦辞曰：“元、亨、利、贞。”程颐云：“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于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四德之义，广矣大矣”（《二程集》）。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乾德如此，其余当可类推。而《老子》一名《道德经》，通篇以言道、德为要。《韩非子?解老篇》讲道与德的关系说，“德者，道之功”。韩非引老子的话说：“失道而后失德，失德面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此适如焦 《老子翼》云：“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者，道德之一偏。”这都揭示出了老子的道为本，德为用思想。联系上述易学的天道与乾德可知，《老子》与《易》在道德上的一脉相承。韩非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河洛文化的内含与外延正与之合，说明了河洛文化底蕴中的内德与外得的相得益彰。
河洛文化，学以致之；河洛文化，风俗成之。“学以致之”，此学为治学与传学。治学从认识世界开始。溯河洛治学源头、有案可稽的就伏羲氏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并通过从河图产生的灵感而画卦开天，初涉文明之光，也有人说这是文字之始。《水经注》说，“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这又是文字在河洛的发展与传承。有关史前之《易》的六十四卦符号，其实就是脱胎于史前绘画的图象文字。夏、商有典有册。禹平水土、则洛书而为洪范九畴，将物质分类为五种，并明确了其属性。至武王胜殷，箕子传《洪苑》与周。周代，周公制礼作乐，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至今《周礼》存焉。史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尚书大传》）自此颂声大作，逐渐形成西周初年的太平盛世局面，于是周诗的雅、颂兴于王庭，并有民间的采诗之风，其中多有河洛的作品。嗣后，在治学上，河洛在汉有汉学，在宋有洛学。其间，史学、文学大家频出、与其三代在治学与传学上的文化成就是分不开的。而又尤以洛学最著。程颐说“周公死，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并说，当明道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成就了继绝开来之功。程颐在总结治学传学功夫时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易》之乾卦，言圣人之学，坤卦言贤人之学，‘惟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此，更无别途”（见《二程集》），由二程亲身实践并热心提倡的这一学风，尤其程氏兄弟在“嵩阳书院”讲学十余年间，传学教人无数，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河洛文化成于风俗，主要体现在河洛的教育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东汉的洛阳太学。洛阳太学拥有太学生三万人，是当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洛阳太学对东汉当代以及后世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以及对社会政治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一，东汉重经学，社会重师范。作为洛阳太学教授生员的博士是钦定官学的“为人师范者”。东汉政府规定，举荐博士的标准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久之，“师范”便成了做人与为官的准则。在东汉未年的反对宦官专权斗争中，太学生又以此为武器，用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一些官员也“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以儒家礼教为准绳，评论天下是非、移风易俗，又将“清议”推向高潮，在社会上形成重名节的 直之风，颇利于整顿吏治。一些出身于太学的官员，很多都号称“廉吏”与“循史”。程颐说：“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见《二程集》），这一评价十分公允。其二，儒学因太学而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很多官员都以经学传家，以教授经学为荣，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族亦不在少数。而且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至有西邹鲁之称。尤其至宋代，洛学兴于洛阳，绝非偶然。程颐又说：“人之蕴蓄，由学而大”，河洛文化的蕴蓄亦是如此。一个地方的风俗也是长期蕴蓄的结果，《明一统志》说，河洛风俗“忠义叠见”，“民性安舒“士知向于诗书”。这就为河洛文化增添了厚重的积淀。
河洛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地理位置上的地方文化，其博大精深无与伦比，这里采撷的在文化建构上的几点特征确难以偏代全，于此仅作抛砖引玉之资。
如前所述、河洛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因其包容，即能与时偕行地创新和发展；因其包容，即便于向周边发散，并产生积极的影响。
河洛文化在历史中传承，在历史中发展。河洛文化这一自身发展的文化现象，犹如奔腾咆哮的黄河，从河洛大穿行而过。她数千年如一日，在滋润着海内外的河洛儿女。她造就了汉唐雄风，培植了宋明底蕴，并径直向我们今天扑来。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洛阳师范学院成立了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以弘扬之，光大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是继承，是传承；成是蔚成，是发展，是更高的层次。古人讲，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格物致知，意诚心正，然后齐家治国。从文化角度而言，齐家是指地方文化。就是说，对文化的传承要从地方文化始。要使本地文化和外地文化优化相融，以衍生新的文化，河洛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今天我们对河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仍然要与之同归一途。在此问题上我们诚望与海内外的方家共勉。同时，河洛文化的研究也更期望得到河洛裔族的参与和支持。本刊自是日起开设“河洛文化研究”栏目，冀请惠顾。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供稿）
发表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河洛文化专栏2004年第1期，
《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转摘7000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