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作为我国古代一种地域性文化，有其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独特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无不显示着河洛人的个性。综观河洛文化的发展变化，参考诸多专家（如李学勤先生等）的研究所得，笔者以为河洛文化魅力无穷，特征如下：
首先是源发性，也可以称之为先导性。“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我国哲学的开端。《尚书?顾命》孔安国传所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伏羲在河洛得河图而作八卦。之后，《周易》的发展大多也在河洛完成，文王为《易》之卦辞，周公为爻辞，开辟了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易学研究。而在这方面的探索研究有2位洛阳人可谓成效卓著。一位是北宋大易学家邵雍光大了易学思想，著《皇极经世》巨著；另一位是二程之程颐溯本求源，有《易传》和《系辞说》传世。应该说中国哲学史上之高深学问――《易》源起、发展于河洛是毫无疑义的。
不仅如此，儒学、道学、佛学等均源起于河洛。周公营建雒邑，并在洛邑“制礼作乐”，创立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以致孔子“入周问礼”，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老子久居洛阳，是东周王室的“柱下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他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又奉他为道教的鼻祖。而他所写的《道德经》一书被称为“万经之王”，对我国政治、军事等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佛教最初传入中国首先落脚于洛阳，洛阳白马寺，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千百年来白马寺一直以“祖庭”、“释源”的身份在佛教中居于超然的地位。所以，洛阳被作为儒家源、道教地、释祖庭，都说明河洛地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其次是正统性， 在我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禹贡》中记载“豫州”时，是这样写的：“荆河惟豫州，伊、洛、 、涧，既入于河。” 伊、洛、 、涧四条河都在洛阳市附近汇集并总汇于黄河。这四条河至今也是洛阳市行政区划的标志。而这四条河流水流都不长， 、涧二水流长不过一百里，但却在我国最早的史籍《禹贡》中有如此特殊显赫的地位，足见河洛地区在华夏早期文明中独有的地位，其独特之处就是“河洛为王者之里”！从著名的二里头遗址到今天发现的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遗址都是最有力的证明。“王者之里”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河洛文化具有正统性的特征，所谓正统就是说河洛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就是人们追求、信仰的标志。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渊源于河洛三代的礼乐文化，无须争议。此后，儒学的每一次大变革几乎都离不开洛阳。东汉时期，经学盛行。洛阳作为都城，经学大师云集都城。尤其是郑玄，所创郑学成为官定儒经标本。北宋时洛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五星聚奎，伊洛钟秀”。洛学兴起，理学萌生。理学家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在洛阳著书讲学。程颢、程颐继承周敦颐和邵雍学说，融合佛道内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被称为“洛学”，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后经朱熹的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长期统治中国思想领域。可见儒学发展于东汉经学，成熟于北宋洛学，影响中国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永恒不变的主线和核心，儒学在河洛体现的确实是正统位置。
在史学方面，纪传体断代史史书是我国正史的模本，其创始人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他自幼随父在洛阳求学，16岁入太学学习，汉明帝时任兰台令史。他一面撰修国史，一面继承父业撰写《汉书》，历时二十余年基本完成。和帝时命其妹班昭、同乡马续在东观续写八表和《天文志》。汉书以其“包举一代”、“上下洽通，祥而有体”的特点成为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模本。
在哲学、文学、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无不如此。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这么一段话道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和中心作用。《战国策?赵策》写道：“中国（中原即河洛地区）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而事实也是这样，河洛地区作为数代帝王定都所在地，其文化引导了华夏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是兼容性，河洛居天下之中，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之一，因此它又有超越于一般地域文化的特征。因此有人将它比作一个“旋涡”，言其既有强大的吸引、包容、凝聚的力量，能把周围的文化吸纳过来；同时又具有极高的辐射、渗透力，能把自己的文化推出去。我们不妨把目光驻足于河洛地区的考古和佛教：在历史上，洛阳曾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而且也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在洛阳发现的外国钱币，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日本和同开尔银币、尼泊尔银币等。大量外国钱币在洛阳的出土，使得众多学者不得不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价洛阳在丝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洛阳东郊的福先寺，既有女皇武则天御书浮图碑文、画家吴道子的力作“地狱变相”壁画；还有印度僧人阿弥真那、善无畏、菩提仙那，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禅居修法的场所。佛教源于印度，来中国后，扎根于洛土，并在河洛发扬广大，河洛人对外来的思想和艺术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解和接纳的心胸，以至北魏时，洛阳被称为“佛国”，今天留存的――龙门石窟就是历史的见证者。
第四是奇异性，正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当河洛文化以正统自居的时候，它的奇异性似乎就蕴藏其中。河洛人以“王者之里”的人自居，在文化上敢于标新立异，追求奇异独特的风格，这似乎也是个文化传统。“河出图，洛出书”率先独具一格，留下千古难解之谜；《周易》的玄妙思维一直启迪着后世哲学家的思想；老子久居洛阳，历经乱世，似乎看破人世的一切，西出函谷关时，给关令尹喜留下《道德经》一书，却世世流传，代代称奇，被称为“万经之王”；鬼谷子神出鬼没，弟子个个不同凡响，也给后世留下不少神奇故事；曹植的《洛神赋》堪称千古绝唱，左思的《三都赋》换来“洛阳纸贵”。周公定鼎、楚庄王问鼎、齐宣王求鼎、秦武王举鼎、秦昭王迁鼎等都发生在河洛地区，鼎成为洛阳市的市建的标志之一；还有被贬的牡丹在洛阳受到人们的钟爱，以至形成“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的风情；皇家宫宴叫做“水席”，至今还用“真不同”的字号作为洛阳水席的标志；洛阳人大清早起来，喝各种咸汤的习惯，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豆腐汤等；更有洛阳的邙岭，成为中国陵墓文化史的真实遗存，“生于苏杭，葬于北邙”，“邙岭无卧牛之地”，伴随的发明有闻名遐迩的洛阳铲，明器中独特的洛阳唐三彩等等……这些特征使河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了非常殊异的地位。
司马光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河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条件，使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区域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与河洛地区相比，它们的地位和作用确实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的。河洛文化，根深叶茂，博大精深。因此，精确界定和系统研究河洛文化，对探讨华夏文明之源，弘扬传统文化，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加强民族凝聚力，都具有深远而又重大的历史意义。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供稿）
发表于《寻根》杂志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