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河南 洛阳 471022）
关键词：炎黄时代；河洛地区；农业经济；文化艺术；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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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基本上一致认为，炎帝和黄帝既是我国历史上两个杰出的氏族首领的名字，也是两大氏族的名称。根据许顺湛先生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综合考证，仰韶文化的时代可与炎帝、黄帝相对应，炎帝时代可划归距7000年至距今6500年之间，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为仰韶文化早期，黄帝时代可划归距今6500年至距今5000年之间，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为仰韶文化中晚期。炎帝时代已有黄帝族，黄帝时代炎帝族仍然存在［1］(p144)。 根据古史传说，河洛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 ［2］(p40)， 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集中活动的地区。
考古资料表明，河洛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经过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渑池仰韶村，灵宝北阳平、西坡，陕县庙底沟、三里桥，洛阳王湾、孙旗屯，偃师汤泉沟、高崖、宫家窑，孟津小潘沟，汝州阎村、洪山庙、大张，郑州大河村、林山寨，荥阳秦王寨、青台、点军台等。丰富的实物资料，充分展示了炎黄时代河洛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
一、 先进的农业经济
根据文献，农业的发明是在炎黄时代，如《白虎通》卷一上关于炎帝神农氏发明农业的情况是：“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易?系辞》中也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记载。而根据考古材料看，在早于炎黄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所知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百余处，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以嵩山周围为中心，北到太行山东麓，南到大别山北麓，西到豫西山地的东部。出土的农业劳动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石锄和石磨盘、石磨棒，这些劳动工具按其用途来分，石斧是开辟农地的砍伐工具，石锄石铲是耕作农地时的翻土松土工具，石镰是收割谷物时的收割工具，石磨盘磨棒是对谷物去皮脱壳的加工工具。农业从生产到粮食加工所需要的工具，基本俱全，充分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在李岗文化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和改进。庙底沟遗址的窖穴壁上留有双齿耜的痕迹，汝州洪山庙遗址陶缸上绘有木耜的图案，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已开始使用木耜，“木耜是在木耒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它继承了木耒如土锐利的特点，同时又填补了木耒翻土面积小的弱点。它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3］(p80) 为发展当时的农业经济起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在庙底沟遗址出土的“石铲有宽大的心形和长方形，这种石铲上端平直和微凹，并留有系木柄的磨痕，心形石铲易入土， 刃可以增加翻地的面积，这些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翻地的效率。”该遗址中还“发掘出100件长方形有孔石刀和100件长方形两侧打有缺口的陶刀，这种刀具锋利，并用绳系于手背使用，大大提高收割速度。” ［4］(p95)
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也表明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农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据许顺湛先生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研究，今洛阳市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群167处，三门峡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群153处，郑州市辖区有仰韶文化聚落群80处，其中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达20余处［5］(p23-28)。 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聚落群的出现，说明此时人口的急剧增加，而人口的急剧增加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只有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才能支撑起庞大的人口规模。
在洛阳王湾，渑池仰韶村，郑州大河村、林山寨等地都发现有粟的遗存，说明该地农作物是以粟为主。另外，在大河村还发现有稻壳、高梁遗存，说明水源充足的地方也种植水稻，并且已开始了高梁的种植。较多的储粮窖穴和酒器的出现，家畜家禽的饲养，均说明粮食除供人们生活必需外，还有一定的剩余。
二、 发达的文化艺术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炎黄时代河洛地区的文化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集中表现在绘画艺术的高超、天文学的萌芽和房屋建筑技术的先进等方面。
1、高超的绘画艺术
在仰韶文化的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形形色色的彩陶。河洛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更是将这一时期的彩陶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彩陶上的纹饰不仅是一种美观的艺术装饰，而且还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根据已有的仰韶文化地域类型的研究，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主要有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和阎村类型。庙底沟类型彩陶色彩对比强烈，花纹鲜艳醒目，纹样复杂而富于变化，以花瓣纹、鸟纹和蛙纹最富有特色。以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的花状几何形图案，对周边文化彩陶花纹的绘制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鸟纹、蛙纹则以寥寥数笔将动物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大河村类型彩陶纹样繁多，仅大河村遗址就出土彩陶2000余件，纹饰达30余种，其中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和晕珥纹尤其引人注目，是研究我国天文史的极其珍贵的资料。阎村类型彩陶，画面宏大，题材广泛，有人物、动物、植物、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几何形图案等，在仰韶文化诸类型中十分罕见。其中临汝阎村遗址发现的“鹳鱼石斧图”，堪称炎黄时代河洛地区绘画水平的最高代表。
1980年临汝阎村遗址［6］(p3)发现一仰韶文化时期的砂质红陶缸，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彩陶画―“鹳鱼石斧图”，这副彩陶绘画，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组：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鹳形体椭圆、圆眸，嘴长而直，昂首挺立，体微后倾。嘴下叼一条大鱼，形态逼真，古朴优美。石斧捆绑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木棒上有四个圆孔，用以穿绳固定石斧。木棒中部有x形符号，握柄处用尖状器刻画出绳索花纹。木棒下端略粗，看来是为了防止绳索脱出而专门设计的。该画不仅画面布局基本协调，比例适当，赋彩合理，技法精湛，而且意蕴深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原始社会的图腾画，鹳鸟是陶缸的主人―一位部落酋长所属氏族的图腾，也是所属部落联盟中许多有相同名号的兄弟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大石斧代表主人的身份和权威。为了歌颂本族人民的胜利，形容敌方的惨败，当时的画师极尽渲染之能事，把画幅设计得尽可能得大，选用了最强的对比颜色，把白鹳画得雄壮有力，气势高昂，而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阎村出土的这副彩陶画论幅面之大、技法之精、内容之丰富和深刻，都是同时代的其他绘画所不可比拟的。” ［7］(p81-82)
2、天文学的最早萌芽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人们逐渐对与自己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界进行观察与认识，至迟在仰韶文化晚期，河洛地区的先民们已开始注意到太阳、月亮、恒星等天体，并将自己所见以图画的形式绘于器物之上。在大河村遗址和洪山庙遗址都发现有仰韶时期的天象纹饰。
大河村遗址出土彩陶数千件，纹饰有30余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太阳、月亮、星星和晕珥等天文图案。太阳纹，以圆圈、圆点或圆圈中间加圆点表示，其外再加以射线，表示太阳的光芒。根据对两件钵的复原，其上应绘太阳纹12个，“可能反映出一定的天象和历法观念，如表示一年有十二个月。”月亮纹，画出两个相对的月牙，“可能是新月和残月的写照”。星座纹，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以直线、曲线相连组成，“可能是北斗星尾部的形象写照”。晕珥纹，“在光芒四射的太阳外边，绘出对称的内向弧形带，弧端皆作圆点；弧带外沿又绘放射的光芒，几乎围满了两弧，但到弧端圆点附近形成明显的空缺”。［8］(p52-53)
洪山庙遗址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天象图案，有太阳图、月亮图、日月同辉图和星月共存图等［9］(p23)。
大河村和洪山庙仰韶文化的天文图案，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天象资料，对天文史的研究有重大的价值。
3、高级的房屋建筑技术
农业的发展，使定居成为可能。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走出山洞，到地面上构筑自己的房屋。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已出现了较为高级的房屋建筑技术，郑州大河村遗址的连间房、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的大型房屋，是这一时期先进建筑技术的代表作。
1972年春，在郑州市北郊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10］(p330-333)，发掘出一组四座东西相连的房基，均属地面式建筑，大小不一，大间之中套着小间。筑墙时先在房基周围栽埋圆形立柱，然后在立柱的外侧（个别的在内侧）用藤条和草绳捆上横木棍或芦苇束。最后在立柱之间的横木内侧竖缚芦苇束，以构成墙壁的骨架。骨架搭好后，在其内外两侧先后涂上一层草拌泥和细沙泥，构成较为光滑的墙面。地坪铺设讲究，先垫上一层较纯净的土，然后在上面涂抹一层厚约3厘米的白灰粗沙硬面。墙壁和地面都被火烧成相当坚硬的红色。“室内均未发现柱子洞，由此估计，梁架是架设在房墙上的。” ［11］(p198)
2001年春，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12］(p32-52) 发掘，发现仰韶中期单间房屋基址3座，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形状规则，占地面积大，其中的102号房址房基整体占地面积约98平方米。104号房址，占地面积达120余平方米。房基建筑程序繁多，结构复杂，普遍采用夯筑技术，居住面及墙壁加工考究，表面光滑规整，有门道、火膛、柱洞等设施，据形状与室内柱洞分布推断其为四面坡式建筑，这些房屋的修建已具备较高的建筑技术。特别是2002年元月对西坡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中又发现房址一座，“地势高亢开阔，叠压于同属仰韶中期的稍小的房基之下。整个基址座西向东，室内净面积约204平方米。整体占地约516平方米。此房基以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围以回廊，斜坡式门道伸出回廊外，近门口处还有一火膛。其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主体。此房基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在时间总跨度约2000年的整个仰韶文化中所见面积最大、结构最为复杂、规格最高的房屋基址。是中国传统的回廊式古典建筑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开创了中国古代大屋顶建筑的先河，显然已非普通的居住型房屋而具有殿堂的性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突破，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13］(p86)
三、 城址的出现与社会的变革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促使社会的变革。郑州西山古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洛地区由部落社会到原始国家开始的变革，是当时社会进行变革的物化表现形式。
西山古城位于郑州市北郊古荥镇西山村遗址［14］，时代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平面近似圆形，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除城址南部的一部分被枯河冲毁外，北城墙、西城墙北段、东城墙北段保存尚好，城墙部分长度尚有265米。城墙厚4 8米，基底较 ，随高度增加而逐渐内收，四角城墙稍厚。城外有 5 ⒎5米、深4米左右的围绕城墙的壕沟。在北城墙东段发掘城门一座，城门外侧有一道护门墙，形成进出分走两侧偏门的结构。西城墙北段也发现一座城门。城墙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逐层逐块依次夯筑而成。在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可能采用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面同时逐块夯筑的方法。城内发现有大量奠基遗存和祭祀遗迹。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
从聚落形态考察，“郑州西山城址位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陈庄遗址约15公里。还有郑州市区的须水乡白庄、沟赵乡张五寨、杜寨、金水区胜岗、古荥乡石河、荥阳市区的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杨寨北等诸多遗址，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于诸聚落遗址，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要邑。” ［15］(p139) 从其建筑遗迹看，城墙厚达4 8米，还有围绕城垣的 5 ⒎5米、深4米左右的护城壕，可谓防御森严。城墙的修筑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方块板筑筑墙法，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奠基遗存和祭祀遗迹，这些现象也表明郑州西山古城并非普通的聚落遗址。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看，郑州西山古城出现于河洛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充分发展之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私有观念的产生，使不同氏族集团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了保卫氏族集团内部中心聚落的设防城堡的产生，因此，郑州西山古城应是为了御敌而修筑。综合以上几点来看，郑州西山古城虽然是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但它已不是一般的聚落遗址，应该是一个聚落群的中心，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是一个氏族集团的核心之所在，这种围以城墙的中心聚落的出现，标志着最早的“国”的产生，是真正的国家诞生的基础。
在文献中也有关于“城”与“国”出现的记载，根据文献，我国最早筑城的是黄帝，《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说：“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淮南子?原道训》载：“黄帝始立城邑以居。” 许顺湛先生认为，郑州西山古城的发现意义重大，该城的时代与黄帝时代相符，而且正好出现在文献记载的黄帝“居有熊”的有熊国区域内，和史籍有关黄帝筑城的记载相吻合。“把西山古城称为黄帝时代古城，或简称为黄帝城是无可非议的。” ［16］(p152) 黄帝时代，战争频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先经阪泉之战打败炎帝，又经涿鹿之战擒杀蚩尤，从传说材料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看，炎黄时代也正是社会经济达到一定的发展，贫富分化，私有观念产生，为争夺权利和财富不同氏族集团之间的抗争达到相当尖锐的历史时期，具有御敌作用的城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而贫富分化的出现，私有观念的产生，不同氏族集团之间斗争的尖锐，也最终导致了最初的国家的诞生。因此，《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封禅书》也说：“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这时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的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17］(p53)这些国“应都是有城的” ［17］(p51) 。在商代金文中“国”字写作“ ”，为一会意字，左边方框代表城邑，右边为戈之类的武器，武器守卫之下的城邑即为国。以上论述表明，国与城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时的国为“原始国家或古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它为后者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开始。
总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水热匹配，水丰土沃，既高亢爽快，又低平不沮洳” ［18］(p8)，是古今人类理想的居住之地，而此区又恰居中国之中，是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具有广泛吸纳周边先进文化因素之便利，因此在这里最先出现社会的变革，最先升起华夏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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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河洛文化专栏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