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在中国史上，北宋（960―1127）同秦、隋一样，是另一个大的分水岭，为以下的中国史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所不同的是，秦、隋以下开华夏民族的盛世，而北宋以下开华夏民族汉人的衰世，代之而兴的是边陲游牧民族胡人的盛世。
此后近千年来，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步从以开封―洛阳为轴心的河洛地带，时而北移，时而南移，再也没有回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简言之，北宋以前，河洛大体上是华夏民族历史的中心，此后即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中心了，河洛文明从此中衰而难再振。
河洛文化为什么中衰？具体地说，是什么力量在北宋时期将华夏文明的中心推出河洛地区之外？
还有，这个问题为我们今天传达了什么时代信息？
北宋适处于西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从第二个千年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前夕，现在反思一下一千年前北宋时期河洛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经验，也许在下一个世纪甚至下一个千年有助于河洛地区的振兴和华夏文化的昌明。
| （二） |
上面的问题或许可以从北宋独特的文治政治文化找到部分答案，因为文化好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同时，它又不止是一面镜子，因为它又可以反过来制约和导引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而文化中，政治文化又是最积极的部分。
何谓文治？文治是相对于唐末五代时期武人当道的武治和秦朝实行严刑峻法的法治而言，而文治则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这本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汉武帝首开其端，宋太祖进一步加以发展。
何谓政治文化？在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或东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政治离开不了伦理，两者密不可分，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华夏民族内圣外王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支配华夏民族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比如，《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就是这种伦理政治文化思维的最早表述。换句话说，早在以河洛地带为中心的夏王朝，伦理政治、内圣外王的政治文化和经世思想已具雏形了。
至于本文所谓的河洛地带，是指沿黄河、洛河、伊河之东西约三十公里的地带，这一带曾经是三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先后有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在此发展出来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泉，是东方文化的初基，北宋建都于这个地带，当然可以算是河洛文化最后一个代表。
| （三） |
上面说过，中国文治政治始于汉武帝，因为他独尊儒术，并设五经博士，北宋的文治虽然远承汉代，近承唐代，但有其独特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点如下：
首先是重文轻武，重内轻外，重心防而轻国防。当然，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慢慢逐步形成的，但首开其端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重文轻武的国策。
赵匡胤实行文治，安史之乱至北宋建国（755―960年）两百多年来的藩镇之祸，武人跋扈专权，君权旁落，形成了长期黑暗的武治政治文化。为了纠正这种武人当道的现象，赵匡胤收回武人的军、民财权，代之以熟读儒学经典的文人，从此开文人治兵之端。 其次是私人讲学。北宋初期私人讲学起于胡安定，他虽教授苏、湖两州，但他的苏湖教法，却广被采纳，并为中央政府认可，将胡延至太学授课，弟子门人多达一千七百多人，为了挽救唐末五代学绝道丧的文风，他以道德仁义，礼乐诗书教授学生，对当时的学风、文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振衰起敝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的学生们学而优则仕，加入政府，推行文治政治。所以，胡安定不但为宋代的教育奠定了基础，还使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受过儒家训练的人才来管理国家和人民。
最后是理学的兴起。北宋中朝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特别是河洛二程，上承韩愈排佛，李翱复性之风，综合释、道之长，开创了精密玄奥的理学。理学是哲学体系也是意识形态，是北宋的文治政治的主要理论依据。
本文的目的不在讨论理学本身的内涵如它的心性义理论，而是要指出理学同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关系，本文要强调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三纲绝对化：理学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找到了一个中心思想，即“理”。三纲是天理，因此君权、父权、夫权，是天授的，不容违抗。这样，理学就把后天的人伦关系和行为准则理想化了，绝对化了。从而君权、父权、夫权被绝对化而得到巩固。
需要强调的是，“理”这个中心观念是洛阳的程颢首先提出的，他的弟弟程颐也是理学巨匠，将其兄之说，加以发扬，后世称二程之学为洛学。洛学源于河洛地带，足以有力地证明当时的河洛仍然是宋帝国的文化思想中心。
其次，专讲内圣：理学家继承孟子内圣博流，专讲内省修身，极少或根本不谈外王的事功，比如小程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换句话说，只要在方寸之间做功夫，正心诚意，那么自然就会家齐，国治，天下平了，自然建立事功。
孔子的经世思想是要达到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既要修身敦品，也要兼济天下，内外兼修，圣王兼顾，文武合一，例如孔子将有德行的颜回和有事功的管子均视为仁者，就是最好的例证。后来孟子侧重内圣，荀子专注外王，分道扬镳，各有所偏。但是，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人君特别是有所作为的人君一般都是内外并重，圣王兼修，文武合一的。
即使宋初胡安定的苏湖教法也还是内外兼修，明体达用的，他创设了经义和治事两齐，经义齐讲明六经大义，治事齐按每人性向各治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禀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战并重，颇似近代分科教学法。
然而胡安定之后而起的理学家们却抛弃苏湖教法，只讲明体不讲达用。所以，严格地说，理学背离了早期儒家内外兼修，圣王并重，文武合一的经世传统，走上了极端的唯心主义道路。
第三，存天理灭人欲：二程主张要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成圣成仁，必须存天理，去私欲，去私为公，去利守义。程颢把天理和人欲割裂对立起来，“不是天理，便是人欲”，两者的矛盾无法统一，比如，他说，“人欲肆而天理灭矣”，“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
程颢的存理灭欲思想不是来自孔子，因为孔子并没有鼓倡禁欲主义思想；不但如此，反而提出正常情欲的合理性，他的禁欲主义思想虽然主要来自佛教，佛教讲“苦”、“空”、“灭”、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斩除烦恼而成佛，充满了禁欲主义色彩。于此可见，程颢通过佛教修改了儒家修身敦品的传统。
以上三点，重文轻武，私人讲学和理学，形成了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它们对北宋的历史发展，北宋一朝的命运，河洛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兴衰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 （四） |
宋太祖于开国之初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若是短期性的权宜之策，本无可厚非，因为人民饱经长期战乱，亟需休息；民穷财尽，自应厚聚国力。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兴民休息，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在宋太祖之后，竟成了宋代的祖制，成了不容变更的长期基本国策，而与宋朝相始终。
这就是埋下了北宋一代贫弱甚至灭亡的种子。这项国策同北宋所处的严峻的国防形势是不完全不相称的，在塞外游牧民族沙陀、辽、夏、金相继崛起所构成的致命的威胁之下，本应整军讲武，现却反其道而行，偃武修文，实在是一项误国害民的政策。这项国策加上在其指导和影响下所实行的文教政策，取士政策和理学的兴起，产生了以下几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后果：
第一，丧失尚武精神：宋代重文轻武的结果，文武分途，而文人的地位又高于武人，以致才智杰出之士竞相弃武学文，古代的士是文武合一的，例如儒家的六艺就包括射和御，古代理想的士人，文要能经世济民，武要能安邦定国，出可以为将，入可以为相。但至宋士人始专指文人，从此士丧失了可贵的尚武精神，后世甚至沦落到成为文弱书生，这可能是宋代出不了像汉代卫青、霍去病那样名将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丧失治事能力：理学家高谈性理心性，鄙弃事功，耻谈刑名钱粮，阵战军事，以致严重脱离社会和政治现实，一遇内乱外侮，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政府里面如果充斥这种士人，国家焉有不贫弱之理？
第三，抑制商品经济：北宋的科技工艺取得长足进步，超过前代，预兆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发明活字版、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北宋人的杰作。此外，纺织、矿冶、天文、珠算、生物学、医学、化学等都是有很高的成就。随着科技工艺的发展，宋代的商品经济自然得到很大的发展。然而，中国在北宋时却失掉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好历史机会。（2）其原因固然很多，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显然对商品经济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试问：如果消灭人的消费欲望，商品经济如何得以发展？市场如何得以繁荣？
第四，严制市民阶级：市民商人阶级必然随着工商业的繁荣而产生，但他们是重利轻义的阶级，对于严义利之辨的理学家而言，当然是要阻止这进一步壮大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地主反对他扶植工商业者的政策。
第五，思想保守封闭：北宋人对外严夷夏之防，最有代表性的是石介的《中国论》，鼓吹内中夏而外夷狄，反对胡人，排斥外来文化。于此可见，北宋时代的汉人已经不再有汉唐盛世时汉人的宽广视野，世界心怀了。同时，理学家一以修身养性为务，不断向内追求超越完善，以致跻进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使得内心世界变得极其空疏贫乏，这是理学家始料不及的。
由上可见，北宋的文治政治文化同北宋一朝贫弱的密切关系。
| （五） |
不过，北宋之所以贫弱不能单从北宋文治政治文化这一角度来考察，还须从北宋所处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经济格局这两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是当时的国际大格局是一个多元两体的形势，两体是指北方胡人的游牧文化圈和中原汉人的农耕文化圈，两体多元，同步发展，彼此激烈斗争，这种国际格局早在汉代就已存在，并不是新的发展。汉初匈奴对汉王朝威胁的严重性不亚于宋初契丹对宋王朝的威胁，汉高祖曾有平城之围，汉初也对匈奴实行屈辱的和亲和纳绢币的政策，但至汉武帝一改对匈奴的忍让屈辱政策而加以讨伐，并取得辉煌的胜利。所以问题是：为何北宋在太祖、太宗之后，仍然积弱不振，无力雪耻图强？
如果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机动迅速非中原华夏农业民族的步兵所能抵御，那么汉唐时的华夏民族何以能击败塞外胡人？
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北宋一朝实行的重文轻武的错误国策了。因果恶性循环，北宋对外的屡次失利，促使北宋文治文化更向消极方向发展，换言之，在讨胡无望的大形势下，士人只有转向风花雪月的文学活动和理学的内在追求了，这可以部分地说明在宋代对外战争中，主和派往往压倒主战派的原因。
其次是当时宋帝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即帝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大江以南的水耕农业取代旱耕农业，逐步成为帝国经济的主体。
综上而论，这两股大力量――北方胡人的铁骑和南方的水耕农业，迫使华夏文明的中心移出河洛地带，及至近代，欧风美雨带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又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而使河洛地带无法再成为华夏历史的中心。
| （六） |
总结本文而言，理学家的心防毕竟不能代替国防；内圣毕竟不能自动开出外王，所以以理学为基础的北宋文治政治文化不但挽救不了北宋的积弱之势，反而使北宋一朝内乱频仍，外侮不断，使华夏民族长期丧失尚武精神，终为塞外胡人民族所征服；同样重要的是，使中国失掉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好历史机会。
有失必有得，华夏民族的衰弱导致边陲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族不断融合，最后形成了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河洛地区虽然失掉了中国历史中心的地位，但是华夏族却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所得远大于失，这是大汉中心主义者预料不到的。
环顾世界历史大势，今后在下一个世纪甚至在下一个千年内，河洛地区的振兴之机在于大西北的充分
